79年,我好心收留了一对逃难母子,他们却拿了我的钱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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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老东西,敬酒不吃吃罚酒!今天这房子你拆也得拆,不拆也得拆!”

工头模样的男人拎着铁棍,唾沫星子喷了我一脸。

我坐在门槛上,手里死死攥着把磨得飞快的菜刀,眼珠子瞪得通红:“有种你就从我尸体上压过去!老子活了六十多年,早就不想活了!”

就在推土机轰鸣着要往前开的时候,村口的黄土路突然卷起漫天尘土,三辆黑得发亮的轿车像野兽一样冲进来,横在推土机前。

车门打开,一个穿黑西装的年轻人大步走来。

我眯着眼,心想:这也是来逼我搬家的?那正好,多杀一个是一个!但那年轻人接下来的一个动作,却让我手里的刀,“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1979年的冬天,苏北这片地界冷得邪乎。那种冷不是干冷,是带着湿气的阴冷,西北风像带着哨子,顺着领口、袖口往骨头缝里钻,刮在脸上跟刀割一样生疼。

我是村里出了名的“许瘸子”,大名许三木。那年我三十二岁,光棍一条。在这个看劳力的农村,我这种残废是被人瞧不起的。小时候贪玩从房顶上摔下来,左腿断了没接好,落下了残疾,走路一瘸一拐。再加上我爹死得早,家里成分又偏高,是个富农子女,在这个讲究成分的年代,我就像地里的荒草,没人搭理。

我就一个人守着爹娘留下的三间破土屋过日子。屋顶的茅草几年没换了,一下雨就漏水,墙缝大得能塞进拳头,冬天风呼呼地灌。

那是腊月二十三,小年夜。天刚擦黑,鹅毛大雪就把村子盖得严严实实。村里有点家底的,都早早关门老婆孩子热炕头了,只有我这光棍汉,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把透风的门窗关死,用旧报纸糊了又糊。点上一盏昏黄的煤油灯,灯芯跳动着,照得屋里忽明忽暗。我像做贼一样,费劲地搬开床脚一块松动的土砖。那是我的秘密基地。我把手伸进黑窟窿里,摸索了半天,掏出一个生锈的铁皮饼干盒。这盒子上面的花纹都磨没了,却是我的命根子。

我不识字,但我会数数。我把里面的零钱倒在散发着霉味的破被子上,一张张捋平。有皱皱巴巴的一分、两分,也有稍微挺括点的一块、两块。“一百一十八,一百一十九,一百二十。”我数了三遍,整整一百二十块钱。

这是我从牙缝里省了十年攒下来的。我不抽好烟,不喝好酒,过年连肉都舍不得割一斤,就是为了攒这笔钱。我想着,等开了春,把这破房子翻修一下,再托西边村的王媒婆去外地那种穷山沟里,看能不能花钱领个媳妇回来。哪怕是个哑巴,是个瞎子,只要是个女人,能给我许家留个后,我这辈子就算对得起地下的爹娘了。

就在我美滋滋做梦,幻想着以后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时候,院子里的老黄狗“大黄”突然狂叫起来。“汪!汪汪!汪汪汪!”叫声很急,也很凶,不像是有熟人来,倒像是进了贼。

我心里一紧,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把钱塞回铁盒,埋进土里,把砖头踩实。“谁?哪个不长眼的敢来老子这偷东西?”我披上那件露着黑棉絮的破袄,抄起门后的烧火棍,一瘸一拐地冲了出去。

院子里白茫茫一片,雪下得正紧,地上的积雪已经没过脚脖子。“汪汪!”大黄对着柴火垛的方向狂吠,身上的毛都竖了起来。

我顺着狗叫的方向走过去,借着雪地的反光,我看见柴火垛后面的避风角里,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我心里发毛,握紧了烧火棍,用脚踢了一下。“出来!装什么神弄什么鬼!”

那团黑影动了一下。我拨开上面覆盖的积雪,吓了一跳。是个女人。她蜷缩在柴火堆里,身上穿的棉袄补丁摞补丁,破得不成样子,头发乱得像鸡窝,脸上全是黑一道白一道的污泥。最让我心惊的是,她怀里死死抱着一个孩子。那孩子看着也就五六岁,脑袋缩在女人的怀里,一点声不出。

“大哥……行行好……给口水喝……”女人的声音哑得像破锣,听着就像是喉咙里含着沙子。她抬起头,那双眼睛在黑暗中亮得吓人,那是饿极了的人才有的眼神。

我的第一反应是:麻烦来了。那个年代,没有介绍信,身份不明的盲流到处乱窜。村支书在喇叭里天天喊,看到陌生人要报告,私自收留是要挨批斗的,弄不好还要罚款。我这成分本来就不好,要是再惹上这事,我就完了。

“走走走!赶紧走!”我板起脸,狠心地挥着手里的烧火棍,“我这儿不是救济站!去大队部要去!快滚!”

女人没动,她似乎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眼泪冲刷着脸上的泥,流出两道白印子:“大哥,我不求吃的,孩子烧得不行了……求求你,救救孩子吧,我给你磕头了……”

说着,她真的抱着孩子,往那冻得硬邦邦的地上磕头。“咚、咚”的声音,听得人心颤。我心里一阵烦躁,本来想转身回屋,鬼使神差地低头看了一眼那个孩子。孩子的小脸露出来一半,烧得通红,像猴屁股一样,嘴唇干裂起皮,眉头紧紧皱着,呼吸急促得像拉风箱。

那一瞬间,我的心像是被针扎了一下。我想起了我那个早夭的弟弟。当年也是这样一个大雪天,发高烧,家里没钱治,就在我怀里慢慢变凉了。那种眼睁睁看着亲人死去的滋味,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寒风呼啸,大黄也不叫了,呜咽着缩回了窝里。我在雪地里站了足足有一分钟。“妈的,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我骂了一句,狠狠地唾了一口唾沫,转身往屋里走,门没关。“进来吧!别死在我院子里,晦气!等雪停了赶紧滚!”



我把堆满杂物的西屋腾了出来。西屋本来是放粮食和农具的,乱七八糟全是灰。我把角落里的两捆稻草铺平,又狠心从自己床上扯了一床发硬的旧被子,扔了过去。“凑合着盖吧,我也就这一床富余的。”

女人千恩万谢,抱着孩子进了西屋。我从锅里盛了半锅热乎的红薯粥,那是我的晚饭,想了想,又掰了半个窝窝头放进去,端给她们。“吃吧,别把碗摔了。”

女人叫秀娥,孩子叫虎子。看着她们母子俩狼吞虎咽的样子,我蹲在门口抽旱烟,心里乱糟糟的。我不知道自己这么做对不对,但我知道,要是今晚把她们赶出去,这就两条人命。

雪下了整整三天。这三天,她们就躲在西屋里没敢出门。虎子的烧退了,秀娥的精神也好多了。原本我是打算雪一停就赶人的,可秀娥这女人,太勤快了。

病刚好的第四天,天还没亮,我就听见院子里有动静。我披着衣服起来一看,秀娥正在院子里扫雪。那么厚的雪,她一个人扫出了一条干干净净的路。看见我出来,她有些局促地擦了擦手,讨好地笑:“大哥,你醒了。锅里烧了热水,早饭也做好了。”

我愣了一下。走进灶房,锅台上擦得锃亮,咸菜切得细细的,红薯粥熬得粘稠喷香。我这破家,多少年没这么干净过了?以前我一个人过,那是得过且过,衣服堆成山才洗,碗筷也是下一顿吃的时候才涮。这天上午,秀娥不声不响地把我那堆发臭的脏衣服抱走了。那么冷的天,河面上结了冰,她砸开冰窟窿,蹲在那里给我洗衣服。那一双手冻得像红萝卜,裂满了口子。

我站在河堤上看着,心里那种赶人的念头,怎么也张不开嘴了。

村口大槐树下的情报中心很快就炸了锅。农村这地方,屁大点事半天就能传遍全村。“哎哟,听说了吗?许瘸子家里藏了个女人!”“看见了看见了,那女人还给他洗衣服呢。长得虽然埋汰点,但身段看着是个能生养的。”“啧啧,许瘸子这是老树开花,捡了个媳妇啊!”“我看是逃荒的野女人,指不定有什么病呢,也就是许瘸子这种绝户头才敢要。”

这话传到我耳朵里,要是搁以前,我早拿着铁锹去骂娘了。但这次,我听着竟然没生气,反而心里还有点美滋滋的。我走在村里,腰杆都挺直了几分。我想让人知道,我许三木家里也有女人了,我也能过上热乎日子了。

虎子也跟我混熟了。这孩子虽然话不多,但眼神机灵。他不再怕我,开始像个小尾巴一样跟着我,喊我“许叔”。“许叔,你在编筐吗?”“许叔,我帮你递草。”这声“许叔”,喊得我骨头都酥了。我这辈子没孩子,看着虎子,我就想,要是这真是我儿子该多好。

有一天我去供销社打油,看着柜台玻璃罐子里的水果糖,鬼使神差地掏了两分钱,买了几颗。回到家,我装作不在意的样子,把糖扔给虎子:“拿着,地上捡的,别浪费了。”虎子剥开糖纸放进嘴里,甜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真甜!谢谢许叔!”看着孩子的笑脸,我觉得这两分钱花得真值。



这天晚上,吃过饭,秀娥在灯下帮我补那件破羊皮袄。那羊皮袄是我爹留下的唯一值钱物件,但我穿得太费,袖口都磨烂了。灯光昏黄,照在秀娥的侧脸上,显得特别柔和。她低着头,一针一线地缝着,那神情专注而宁静。我坐在炕头抽烟,烟雾缭绕中,我突然觉得,这才是日子,这才是人过的日子。

我磕了磕烟袋锅子,心跳得像擂鼓一样,鼓起这辈子最大的勇气问:“秀娥,以后……你和孩子有啥打算?”秀娥的手抖了一下,针差点扎到手。她低着头,声音很轻:“没啥打算,老家遭了灾,男人也没了,只要能把虎子养大,去哪都行。”

我深吸了一口气,脸烫得厉害,憋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要是……要是没处去,就……就在这住着吧。我许三木虽然穷,腿也瘸,但有一把子力气,饿不着你们娘俩。”说完这话,我根本不敢看她,死死盯着地上的土坑。

屋里静得只能听见灯芯爆裂的声音。过了好久,秀娥抬起头,眼里闪着泪光。她看着我,重重地点了点头:“大哥,你不嫌弃我们娘俩是个累赘,我……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

那一刻,我觉得老天爷终于开了眼。我兴奋得一夜没睡。我在心里盘算好了:明天一早,我就把那一百二十块钱挖出来。拿出二十块钱扯几尺花布,给秀娥做身新衣裳,给虎子买双新鞋。再拿五十块钱买点肉和酒,请村里的长辈吃顿饭,把这事办了。剩下的钱,留着翻修房子。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变故来得这么快,这么狠。

第十天中午。我从地里干活回来,刚走到村口,就看见几个穿着黑皮夹克、戴着墨镜的外地男人。那个年代,能穿皮夹克的人都不是善茬。他们手里拿着一张画像,正在跟村口的二赖子打听人。那几个人长得凶神恶煞,腰里鼓鼓囊囊的,一看就带着家伙。

我心里咯噔一下,偷偷瞄了一眼那画像。虽然画得粗糙,但我一眼就认出来,那是秀娥!我吓得冷汗直流,赶紧从小路溜回家。一进门,我就把门死死插上。秀娥正在喂猪,看我神色不对,忙问:“大哥,咋了?”我喘着粗气说:“村口……村口有人在找你!穿着皮衣,说是南方口音!”

“哐当!”秀娥手里的猪食瓢掉在了地上。她的脸瞬间变得惨白,浑身止不住地发抖,嘴唇哆嗦着:“来了……他们来了……”“谁?”我急问。“仇家……虎子他亲爹那边的人……要把虎子抢回去,要把我抓回去抵债……”秀娥语无伦次,绝望地抱着头蹲在地上,“大哥,你让我走吧,我不能连累你……”

看着她那绝望的样子,看着刚从屋里跑出来抱住妈妈腿的虎子,我许三木那股子倔劲上来了。这十天是我这辈子过得最像人的日子,我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它!我是个瘸子,是个被人瞧不起的光棍,但我是个男人!

“怕个球!”我低吼一声,一把拉起秀娥,“进了我许家的门,就是我许家的人!别说几个流氓,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先问问我手里的铁锹答不答应!”

当晚,为了安秀娥的心,也为了给自己壮胆,我喝了二两散酒。酒劲上头,我把那个藏在床脚的铁盒子挖了出来。当着秀娥的面,我把那一百二十块钱,“啪”地一声拍在桌子上。那厚厚的一沓钱,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诱人。

“秀娥,你看!”我大着舌头,豪气干云地拍着胸脯,“这是我攒了一辈子的老婆本!一共一百二十块!有我许三木在,谁也动不了你们!这钱你拿着,万一……我是说万一有急事,这就是咱家的底气!拿去打点,拿去躲灾,都行!”

我说得唾沫横飞,把自己当成了戏文里的英雄。秀娥看着那钱,眼泪汪汪的。她颤抖着手摸了摸那沓钱,又缩了回去:“大哥,这钱太重了……这是你的命啊……”“给你就是你的!拿着!”我硬把钱塞进她手里,又指了指墙上那件羊皮袄,“那袄也值点钱,要是真跑路,能御寒!”

那一夜,我醉得厉害。我梦见秀娥穿上了红棉袄,虎子背上了新书包,叫我“爹”。梦里全是甜味。

然而,第二天早上,我是被冻醒的。窗户没关严,冷风呼呼地灌进来。我头痛欲裂,迷迷糊糊地喊了一声:“秀娥,水……”没人答应。屋里静得可怕,静得让人心慌。

我猛地坐起来,顾不上穿鞋,光着脚冲进西屋。空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像豆腐块一样放在炕头。用手一摸,炕是冰凉的。人早就走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发疯一样冲回东屋。桌子上,那个铁盒子还在。盖子敞开着。我扑过去一看——空空如也。一百二十块钱,一分都没剩。我又抬头看墙上——那个挂钩上空荡荡的,那件我爹留下的、昨晚秀娥还在缝补的羊皮袄,也不翼而飞。

我就像被雷劈了一样,呆呆地站在原地。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翻遍了枕头底下,翻遍了柜子,翻遍了每一个角落。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

慢慢地,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我被骗了。什么报恩,什么一家人,什么以身相许,全是演戏!她就是看中了我这个傻瘸子的钱!她就是个惯犯,利用我的同情心,利用我这颗想老婆想疯了的心!

“啊——!!!”我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嘶吼,抓起那个空的铁盒子,狠狠地砸在墙上。我光着脚,披头散发地追到村口。大雪初晴,路上只有两行浅浅的脚印,延伸向茫茫的远方。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村里。刚到家门口,就看见那几个穿皮夹克的外地男人正站在我家院子里。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锅碗瓢盆扔了一地。领头的男人看见我,一把揪住我的领子,凶神恶煞地问:“那个女人呢?是不是你藏起来了?”

我看着他们,突然惨笑起来:“藏?我倒是想藏!那个贱货卷了我的钱跑了!一百二十块啊!那是我的棺材本!还有我的羊皮袄!都被她偷走了!”我说着说着,眼泪鼻涕一起流了下来,瘫软在地上嚎啕大哭。

那几个男人愣住了。旁边的村民也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说:“是啊,刚才看见许瘸子像疯了一样追出去,看来是真被骗了。”“这一家子什么也没带走,就带走了钱和值钱的袄,真是个骗子啊。”

领头的男人松开手,嫌弃地看了我一眼,骂道:“妈的,看来是个惯犯!连个残废的钱都骗!真他妈晦气!”为了泄愤,他狠狠地踹了我两脚,又朝地上吐了口痰:“走了!去车站堵!”

那几个人骂骂咧咧地走了。我躺在雪地里,嘴角流着血,身上全是泥。周围是村民们带着嘲讽的笑声。“看吧,我就说那是野女人,许瘸子还不信。”“许瘸子想媳妇想疯了,被人骗得裤衩都不剩,活该!”“一百二十块啊,真是作孽哟。”

那些笑声像针一样扎进我的耳朵里。从那天起,那个想娶媳妇、心地善良的许三木死了。活下来的,是一个性格古怪、吝啬、充满仇恨、见人就瞪眼的“老怪物”。

日子像钝刀子割肉,一晃就是二十年。从1979年到1999年,这二十年里,外面的世界翻天覆地。大包干了,分田到户了,村里人都盖起了红砖大瓦房,甚至有人买了摩托车、彩电。

只有我,还是那三间破土屋。我变得越来越抠门。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吃饭只吃咸菜疙瘩,衣服补了又补,像个叫花子。我拼命地干活,拼命地攒钱。我养猪、编筐、捡破烂,哪怕腿疼得走不动路,我也咬牙坚持。但我再也没有动过娶媳妇的念头。媒人上门,都被我拿扫帚打了出去。

我恨。我恨那个叫秀娥的女人,恨那个叫虎子的孩子。每当夜深人静,我就摸着那个空的铁盒子,在心里一遍遍地诅咒他们。“你们拿了我的救命钱,不得好死!早晚有一天,老天爷会收了你们!”这种恨意支撑着我活了下来。我觉得我不能死,我要活着,万一哪天他们遭了报应,我得亲眼看着。

到了1999年,村里搞开发,要修一条大马路,直通县城。我的破房子正好在规划红线上,必须拆。村支书王大头来找我谈了好几次,说给补偿款,让我搬到安置房去。我死活不同意。我是个钉子户,全村最硬的钉子。我不是嫌钱少,我是怕。我怕万一我搬走了,那个女人要是良心发现回来还钱,找不到我怎么办?哪怕是百分之一的希望,或者是为了那百分之一的报复机会,我也要守在这里。

“许三木,你这是阻碍全村致富!你是大局的罪人!”王大头拍着桌子吼。“我就是罪人咋了?这是我的家,谁也别想动!”我拿着铁锹守在门口,像条疯狗。

终于,到了强拆这一天。我坐在磨盘上,看着那巨大的推土机,心里一片凄凉。我想,今天大概就是我的死期了。死了也好,死了就能去地下问问爹娘,为啥我许三木这辈子这么苦?为啥好心没好报?



就在这时,三辆奥迪停在了我家门前。

三辆奥迪A6在1999年的苏北农村,简直就像是外星飞船降临。黑色的车漆映着冬日的太阳,晃得人眼晕。车子霸道地停在路中间,那股子气势,把推土机的工头都吓傻了,手里的钢管也不自觉地垂了下来。

我心里也慌,但我更绝望。我想,这一定是开发商从大城市请来的黑社会头子,专门来收拾我这个硬骨头的。“来吧!都来吧!老子今天就死在这儿给你们看!”我心里发着狠,握刀的手青筋暴起。

中间那辆车的后座车门缓缓打开,一只锃亮的黑皮鞋踩在了满是黄土的地面上。紧接着,下来一个穿着黑色羊绒大衣、气宇轩昂的年轻人。他大概二十六七岁,长得高大挺拔,戴着一副黑墨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浑身透着一股让人不敢靠近的贵气。他径直朝我走来,身后那一排保镖紧紧跟随着,像是一堵黑色的墙。

随着他的靠近,我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压迫感。我的手心全是汗,握着菜刀的手柄都在打滑。“你……你想干什么?再过来我砍了你!”我虚张声势地喊了一句,声音却在发抖。

年轻人停下脚步,就在离我两米远的地方站定。突然,他把手伸进大衣内口袋。我的神经瞬间紧绷到了极点,以为他要掏枪或者掏匕首。“别动!”我大吼一声。

可他掏出来的东西却让我愣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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