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茂红｜巴西的环境保护

巴西以其热情奔放的桑巴舞和出神入化的足球闻名于世。如果再深究一下，就会发现孕育如此瑰丽文化的那片土地更加丰富多彩。

就领土面积而言，巴西是南美洲最大的国家，是世界第五大国家。就生物多样性而言，广袤的巴西大地上分布着从热带雨林到稀树草原再到湿地的六种生物群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就文化多样性而言，除了印第安文化、葡萄牙文化、黑人文化之外，还有德国文化、日本文化等，外来文化不但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还与当地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混合文化。不过，这块富饶的土地并没有像北美那样快速发展迅速崛起，反而多灾多难历经风霜。政治上一直在专制与民主之间徘徊，经济上长期在出口导向和全面发展之间摇摆，社会上贫富差距居高不下，几乎每个光鲜亮丽的城市都被抹不去的贫民窟环绕。无论是在殖民时代还是独立之后，开发的努力都不曾停止。在经济取得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与此相伴的是，巴西先贤早在19世纪就开始思考开发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进入20世纪后，在国内外多重压力作用下，巴西官方和民间合作，共同推动了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保护或恢复了濒危的环境。

一般而言，现代保护区的建立始于美国在1872年创建的黄石国家公园。差不多与此同时，巴西也开始讨论建设国家公园，不过，巴西首先是在州一级建立了国家公园。

1876年，安德烈·雷布卡斯就建议在阿拉瓜伊亚河上的巴纳纳尔岛和巴拉那河上的塞特克达斯险滩建立公园。最终落实的，是1896年根据圣保罗州第335号法令在圣保罗市内设立的城市州立公园。在雷布卡斯提议60年后，巴西才在联邦层面建立了第一批国家公园，分别是1937年建立的伊塔蒂亚国家公园、1939年建立的伊瓜苏国家公园以及奥尔冈斯山国家公园。与美国不同，巴西还建立了一些用于科研的生物保护站，而且这些保护站主要是由外国科学家建立的。

1909年，德国科学家赫尔曼·冯·伊赫林把自己建立的阿尔托达塞生物站捐赠给圣保罗州自然史博物馆，支持来自国内外的科学家进行实地研究。1914年，瑞典植物学家阿尔贝托·卢弗格伦在伊塔蒂亚建立了生物站，支持里约热内卢植物园和里约热内卢国家博物馆的实地研究工作。1934年，巴西创建了一种新的保护区模式，那就是森林实验站，主要研究具有商业价值的树木种植及其木材的工业用途。这种模式后来演变成了联邦管理的国家森林。所有这些保护理念和实践都在1934年出台的《森林法典》中得到集中体现，那就是把森林保护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必须永久保护的“保护型（保护区）”和“剩余型（特别保护区）”，以及可以进行商业利用的“示范型（国家森林的前身）”和“生产型（不属于保护区但由私人建立的商业树木种植园）”。这部法律规范了巴西环境保护30多年，直到1965年出台了《森林法》，综合确立了两类保护区系列，即直接利用保护区和间接利用保护区。

赫尔曼·冯·伊赫林与其第二任妻子

巴西之所以能在1934年出台《森林法典》，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那时的巴西社会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倡议把保护森林与民族国家建设相结合。他们的代表是阿尔贝托·若泽·桑帕约、阿曼多·马加良斯·科雷亚、坎迪多·德·梅洛·雷唐和弗雷德里科·卡洛斯·霍埃尼。虽然他们的研究重点有所差异，但都主张保护遭到破坏的环境和具有纪念意义的独特环境，一方面保存其美景并发挥其研究价值，另一方面通过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美景来强化国家认同，把处于边远荒野中的土著和非裔形塑成真正的巴西人，进而促进不同于帝制巴西的新型民族国家建设。这些学者或通过在报纸上撰文宣传、或通过个人与政治家的友谊、或通过组织会议来影响国家政策。1934年，这些科学家与其追随者一起组织了巴西历史上第一次自然保护会议，凝聚了共识，为随后出台的《森林法典》奠定了知识基础，形成了舆论氛围，甚至直接推动了第一批国家公园的建立。但是，他们的思想和当时瓦加斯政府的主导意识形态既有交集也有分歧。交集就是建立不同于帝制的、自由的民族国家，分歧在于瓦加斯政府奉行发展主义或现代化政策。换言之，瓦加斯政府利用学者的思想和力量推动民族国家建设，但对其完全保护环境的主张敷衍了事。这就是为什么国家公园建设启动于1930年代但直到1970年代仍然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

所谓直接利用保护区意指可以直接利用国家森林、保护林和剩余森林、狩猎公园以及新的森林保护区中的自然资源。所谓间接利用保护区意指不许利用原有的联邦、州和县级公园以及新的生物保护区内的自然资源。显然，这是对1934年《森林法典》公布以来巴西环境保护实践的新总结。根据1965年《森林法》，巴西创建了若干可以归入这两类的环境保护区，与此同时也创建了若干不能归类的、具有重要价值的生态保护区。1974年建立了巴西第一个保护濒危物种的安塔斯水塘生物保护区。1981年建立了第一批生态站。另外，也有具有环保意识的土地所有者在私有土地上自行建立了自然保护区。换言之，环保实践走在制度变革前列，原有的法规需要更新才能符合现实需要，才能指导未来的发展。然而，这样的法律更新因为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以及需要处理更为复杂的问题而争议不决，花费了长达11年的时间，最终在2000年通过了《国家自然保护区系统法》，并从2002年开始实施。它把巴西的所有环境保护单位划分为两类，即完全保护类和可持续利用类，对应的是1965年《森林法》中的间接利用类和直接利用类。完全保护类包括五种：生态站、生物保护区、国家公园（包括州立和县立公园）、自然纪念物和野生动物保护区。可持续利用类包括六种：环境保护区、重要生态利益区、国家森林（包括州和县森林）、采集区、可持续发展保护区，以及自然遗产私人保护区。

尽管《国家自然保护区系统法》与《森林法》存在明显连续性，但也反映了新的时代特点。首先，它反映了巴西在过去20多年出现的两种不同的环境保护思路的妥协。巴西传统的环境保护思路是排他性的保护，强调环境的美学和科研价值；新出现的环境保护思路是既保护环境又兼顾生活在保护区的人们（特别是土著巴西人和非裔巴西人）利用环境的权利。完全保护类体现了传统保护思路，可持续利用类反映了新环保思路。其次，它契合了“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标准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的目标。核心是在保护遗传、物种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同时鼓励社会参与并公平分配保护所得利益。在制度上满足了国际组织和公约的条件之后，巴西的环保组织和项目就能获得来自国际社会的资助，在增强保护实力的同时更加深入地融入国际保护潮流。

具体而言，巴西的自然保护区在法制发展基础上持续增长。在1970年代之前，巴西主要在沿海大城市附近的森林区和独特自然景观区创建小型、易进入参观的自然保护区，规模相对较小。在此之后，自然保护区建设加速。在1980年代，创建了92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到2150万公顷。从2000年到2006年，创建了89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到2390万公顷。这些大型保护区主要分布在内陆和边远地区，涵盖了巴西所有的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到2006年，巴西联邦完全保护类自然保护区达到126个，可持续类自然保护区达到586个；前者占保护区总面积的47.1%，后者占52.9%。尽管巴西的保护区数量和面积都有大幅度增长，但只有亚马逊生物群落区的保护面积达到了签署《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时承诺的10%，其它六个生物群落区（塞拉多稀树草原；卡廷加旱地灌木林；大西洋沿岸森林；潘塔纳尔湿地；潘帕温带大草原；海洋生物群落）的保护都没有达到承诺的比例。亚马逊生物群落的总面积约为650万平方公里，其中60%在巴西境内，有107个联邦保护区，占巴西该群落总面积的12.41%。塞拉多是巴西第二大生物群落，占全国面积的23%，有45个联邦保护区，占该群落总面积的3.17%。湿地生物群落是巴西最小的生物群落，只有15035500公顷，有两个联邦保护区，占该群落总面积的0.99%，是所有生物群落中占比最低的。卡廷加生物群落是巴西独有的，约占巴西领土总面积的9%，有30个联邦保护区，占该群落总面积的1.46%。大西洋沿岸森林生物群落占国土总面积的12%，有88个联邦自然保护区，占该群落总面积的3.55%。温带大草原生物群落区仅仅分布在里约格兰德州，有5个联邦保护区，占该群落总面积的2.65%。海洋生物群落尽管也有联邦保护区，但保护面积非常小，相对于长达7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可以说微不足道。

现在，巴西拥有74个国家公园和若干其它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归环境部的奇科·门德斯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所管辖，但只有不到30个对游客开放，有些原住民私人保护区和野生动物保护区完全禁止游客入内。在巴西的二十天时间里，在紧张的公务之余，只能在巴西同事的带领下近距离考察其中的四个，分别是位于里约热内卢市内的蒂茹卡国家公园、位于塞拉多稀树草原地带的维阿德罗斯高地国家公园、阿瓦-卡诺埃罗自然遗产私人保护区以及坎塔尔的私人自然保护区。

蒂茹卡国家公园示意图

蒂茹卡国家公园和伊瓜苏国家公园一样，是巴西游客最多的国家公园，占巴西国家公园访问量的约71%。然而，与伊瓜苏国家公园不同，蒂茹卡国家公园是巴西面积第二小的国家公园，占地面积只有3953公顷。它建于1961年，201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生物圈保护区名录。蒂茹卡国家公园位于里约热内卢市内，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作为A区的蒂茹卡森林，作为B区的卡里奥卡山、科尔科瓦峰和中国亭，作为C区的佩德拉伯尼塔、加维亚小针峰和佩德拉达加维亚等。公园里有1619种植物，其中濒危的达433种；还有多种动物，包括食肉动物（草原狐狸，臭鼬猴，斑点浣熊），哺乳动物，小型灵长类动物，昆虫和多种鸟类。蒂茹卡国家公园不仅仅是动植物保护区，也是里约的水源和土壤保护区，还是里约人休闲游憩的理想场所。7月22日，在里约联邦大学教授、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环境史学会副主席何塞·奥古斯都·帕杜亚的带领下，我和来自墨西哥的两位生态史学家一起参观了蒂茹卡国家公园，在森林中徒步。途中还遇到了专门研究蒂茹卡国家公园森林的里约联邦大学的另一位教授，他为我们专门介绍了公园里的树木。这一行不但看到了参天古树和猴子，也目睹了巴西人对户外活动的热爱。国家公园内的活动与科帕卡巴纳美丽海滩的风情大为不同，人们一边徒步或骑行，一边享受森林氧吧的清新，同时还了解里约的环境变迁。

蒂茹卡国家公园里的中国亭

与其它国家公园主要保护荒野和原始自然不同，蒂茹卡国家公园里相当部分是次生林和外来动物。在历史上，公园所在地经历了大规模开发，或者砍伐森林用于城市建设，或者辟为茶园或甘蔗、咖啡种植园或牧场。大规模的开发虽然带来了一时的经济效益，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开发的生态后果越来越严重，水源减少、滑坡等甚至威胁到城市发展。从1862年始，受佩德罗二世皇帝邀请，曼努埃尔·戈麦斯·阿切尔带领奴隶用12年时间在这里种下72000余株来自不同地区的树种，包括棕榈、竹子、红雪松、榄仁树、木菠萝、蓝花楹和桉树等。这些树木成活并蔓延开来不但绿化了山岭，还丰富了当地的植物多样性。1812年，首批抵达巴西的中国人在这一带试种茶树并获得成功，使巴西成为美洲大陆上首个大规模种茶国，成为继中国、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产茶国。在1873年的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上，巴西茶叶赢得赞誉。为了纪念中国茶农的贡献，当地政府修建了中国亭。另外，看到蒂茹卡国家公园发生动物生态系统失衡现象后，巴西著名的环保主义者阿德尔马尔·科布英拉·菲略和安德尼奥·阿尔德里吉在1969年发起了动物群恢复计划。他们根据三个标准引入物种，分别是种群与蒂茹卡国家公园的面积相适应、生活习性不造成土壤侵蚀、是种子传播者或稀有捕食者的猎物。项目实施4年，共引入一种爬行动物（蟒蛇）、25种鸟类和7种哺乳动物。显然，这些动物的引入既增强了蒂茹卡国家公园的动物多样性，也重新实现了生态系统的平衡，使之处于相对和谐的状态。无疑，蒂茹卡国家公园是巴西修复生态、实现城市与自然和谐的一个生动范例。

维阿德罗斯高地国家公园

维阿德罗斯高地国家公园创建于1961年，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自然遗产。公园位于戈亚斯州东北部，地处塞拉多生态群落的中部高原地带。当地不仅生物多样性丰富，而且是巴西三大河流的水源涵养地，还有壮丽的峡谷和落差较大的瀑布，也是巴西原住民和非裔的聚居地。但是，自殖民时代开始，随着探矿者和牧牛人的到来，当地的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原住民或被屠杀或被驱逐，栖息范围越来越小。独立之后，尤其是合众国时期，开发中西部成为建设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瓦加斯政府推动的“西进运动”不仅向中西部迁移了大量人口，而且以多种不同方式促进农业开发。戈亚斯州政府更是急于把这块贫困地区变成发展走廊，积极吸引国内外投资商来开发水晶和土地，并计划向美国出口小麦、大米、玉米、豆类、咖啡、烟草、肉类和皮革等。早已提出的迁都计划于1956年开始实施后，对塞拉多地区的开发力度更大，但是，曾经担任戈亚斯州州长、后来成为州参议员和新首都选址委员会主任、巴西自然保护基金会理事长的工程师科布英拉·布埃拉基于戈亚斯州开发的教训（过度的土地投机和房地产开发），也出于如果联合国把总部设在巴西中部高原就必须保持一个良好周边环境的考虑，毅然提出了在塞拉多生态群落区设立国家公园的动议。这个建议得到了当时的总统、被誉为“巴西利亚之父”的朱塞里诺·库比切克的支持，并于1961年1月11日颁布法令，设立了托坎廷斯国家公园（1972年，改名为维阿德罗斯高地国家公园），保护62.5万公顷范围内的河流水源地、高地裸岩草甸、河岸林带、热带稀树草原和高海拔地区。

然而，维阿德罗斯高地国家公园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了两次面积缩减的曲折过程。1972年5月11日，联邦政府颁布法令，宣布把维阿德罗斯高地国家公园的面积压缩到171924公顷。1981年7月2日，联邦政府再次颁布法令，把维阿德罗斯高地国家公园的面积大幅缩减到60000公顷。在一个世界环境主义蓬勃兴起的时代，巴西联邦和戈亚斯州为什么要逆潮流而动、一再压缩国家公园的面积呢？关键在于巴西中央和地方政府奉行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企图通过中西部的开发和全国一体化扭转长期以来由沿海地区主导国家经济政治的不平衡状态。1967年成立中西部发展局，提出开发战略计划（后升级为阿尔托帕拉伊索综合开发计划），转移绿色革命的技术成果，辅之以国家农村信贷体系和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在塞拉多生态群落区推动商业化和机械化的农牧业和采矿业、旅游业的发展。这种模式的农业需要大量土地，农场主和投资人（包括比利时人、美国人和阿拉伯人）就要求开发那些虽然在法律上划入保护区但并没有得到有效利用的土地（要么政府征用，要么允许利用）。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就以这些土地因为缺乏资金和人力投入而无法得到实际保护（有效面积仅为2140公顷）而且已被农场主占有和开发为由把它从国家公园切出。这种做法反映出发展主义强调生态的工具性价值、忽视其内在价值的本质。

不过，时代的潮流虽然曲折，但终究还是向前奔腾，维阿德罗斯高地国家公园也不例外。2017年6月5日，维阿德罗斯高地国家公园的面积增加到约240611公顷，以保护更多的生物多样性，增强生态服务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促进生态休闲和旅游业的发展。塞拉多本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群落之一，但开发和公园面积缩小造成原生植被丧失46%。这种倒行逆施不但引起国内环保主义者抗议，而且对巴西的国际声誉造成负面影响。就国内环保运动的发展而言，巴西环境主义者逐步接受了可持续发展概念，不但关注环境保护，而且重视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掀起了基于公平和正义、重视传统社区及其价值的社会环境主义运动。就国际压力而言，它没有达到《爱知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2011-2020）》中倡议的受保护面积占比的目标。国内外的压力反映在政治上就是1988年宪法中写入了环境保护的内容，2000年出台的《国家自然保护区系统法》体现了环保与可持续发展并重的思路。这些原则之所以得到较好执行，还有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采用了生态马赛克和生态走廊等策略，既减少了利益冲突，又保护了环境。为了申报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巴西政府在2001年9月27日承诺将维阿德罗斯高地国家公园的面积扩大到23.5万公顷。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承诺的保护面积迟迟没有达标，以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几次警告要将其列入濒危自然遗产名单并取消对其资助。这就促成了2017年的扩容，维阿德罗斯高地国家公园终于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维阿德罗斯高地国家公园的河流

8月1日，在巴西利亚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非营利环保组织弗纳图拉主席路易兹·弗兰科的带领下，徒步游览了维阿德罗斯高地国家公园。入得园内，就是一条崎岖难行的步道，两边嶙峋巨石和稀疏林木自然分布，不时给人以柳暗花明的惊喜。看着步道旁的水晶矿坑，听着弗兰科教授如数家珍的介绍，当年背井离乡的矿工挥汗如雨的劳作和矿主出口水晶到日本时满载而归的情景跃然纸上，黑导游勾结不法分子开采和走私水晶与护林员斗智斗勇的情景如在眼前。进入高原峡谷地带，尽管是冬季旱季，但穿行在色彩缤纷的树林，不仅产生徜徉仙境的奇妙感觉；伫立在悬崖峭壁上极目远处的蓝天白云和脚下的峡谷，似乎穿越在天地之间的胜景中。公园中的瀑布反映了地形的落差，或从高处观赏其飞流直下的磅礴气势，或在潭水中体验其激流勇进的冲击力，甚至还有妙龄女郎在潭中巨石上练习瑜伽，尽收天地之灵气，形成天人合一的美妙图景。更让人难忘的是，在口干舌燥之际喝上一瓢甘泉，真是冰爽无比，沁人心脾。

8月2日，在弗兰科教授和环保主义者弗纳维娅·坎塔尔的带领下，参观了阿瓦—卡诺埃罗自然遗产私人保护区和坎塔尔的私人自然保护区。阿瓦—卡诺埃罗人是生活在塞拉多生物群落中的原住民，受长期的外族入侵和孤立生活环境影响，人数逐渐减少。为了保护这些“塞拉多的守护者”，发扬他们的传统生态智慧，巴西政府根据相关法律在2021年11月10日、在距离卡瓦尔坎特市18公里的塞拉多生物区设立了面积为1017.5公顷的私人自然保护区。毫无疑问，这个保护区既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永久公益项目，也是阿瓦—卡诺埃罗人可持续利用的生产和生活空间。在穿过保护区的路上，看到阿瓦—卡诺埃罗人引种的非洲牧草。在阿瓦—卡诺埃罗人的院子，看到了悠然吃草的白牛和正在吊床上午休的阿瓦—卡诺埃罗男子。生活在保护区可以保持传统文化但也不利于融入现代社会，如何继续发展需要找到能够克服这个悖论的办法。

阿瓦—卡诺埃罗自然遗产私人保护区

坎塔尔的私人自然保护区就在阿瓦—卡诺埃罗人自然遗产私人保护区的旁边，是她用个人积蓄买下的，占地约为200公顷。一路上，但见她看到自己保护区没有的树木，就要砍下一截树枝，带回扦插，以丰富自己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对于在塞拉多地区自行繁殖不易的大果实树木，她就在树下设置草木，为其创造人为的、易于生根发芽的环境。在保护区内，还设有一个珍稀濒危动物康复和放归中心，曾经救助和野化了几匹狼，正在野化独特的美洲貘。在远处的山边，弗兰科教授还放置了观察美洲豹的仪器，借此衡量当地生物多样性恢复的状况。区内的两条溪流滋润着生物，涌入眼帘的既有鲜艳的“沙漠玫瑰”，也有果实累累、高耸入云的乔木。在保护区中心坐落着坎塔尔的房子，在前厅的吊床上，笑看植被荣枯和日月的阴晴圆缺，疗愈茫茫人海感染的烦躁和不安，获得心灵的宁静和天人合一的和谐。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坎塔尔私人自然保护区的沙漠玫瑰

坎塔尔私人自然保护区里的珍稀濒危动物康复和放归中心的美洲貘

巴西地大物博，人们的幸福指数较高。然而，自殖民时代形成的出口经济模式持续影响着巴西的社会和环境。从殖民地向民族国家的转变不但要强化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还要在发展主义指导下开发和整合国土，进而在世界大家庭中赢得与其国土面积相称的话语权和地位。这样的开发也造成了对生物文化多样性的无序破坏，反噬国家的发展。建立自然保护区是抑制环境破坏、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但是，在既有的利益格局下，可持续发展必然是在激烈博弈和不断调整中彰显人和环境的双重价值的发展。在这样的发展进程中，人才能在环境整体中得到全面发展，并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