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气候治理从一次性政治妥协真正转化为可持续迭代的制度进程

2025年12月12日正值《巴黎协定》正式达成十周年之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正式发布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与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锦涛撰写的研究报告《〈巴黎协定〉十年评估：全球气候治理的成效检视与未来路径》（以下简称“报告”）。

该报告学术版发布于核心期刊《东南学术》2025年第6期。报告在系统梳理巴黎协定十年来制度创新与实践进展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当前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深入评估中国在全球气候行动中的关键性贡献及其在国际评估中的被低估现象，并提出面向“后巴黎时代”的气候治理新框架和制度性建议。

报告首先回顾《巴黎协定》的制度贡献，认为该协定通过国家自主贡献、全球盘点、资金援助、技术机制和透明度机制等“五大机制”，构成当代最完整的气候治理制度组合，使气候治理从一次性政治妥协演变为可持续迭代的制度进程；同时，报告进一步剖析全球气候治理的现实困境，指出在缺乏硬约束和惩罚机制的背景下，全球减排明显乏力，2023 年全球碳强度仅下降约1.02%，为 2011 年以来最低下降率，远低于《巴黎协定》所要求的每年约 7%的脱碳速度，仍有80%的国家未能完全实现其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报告还聚焦中国气候行动的结构性贡献与国际评估偏差，强调中国在控制排放增量、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发展绿色金融和碳市场等方面发挥了“关键增量”作用，并从制度韧性、公平正义和绿色转型三个维度，对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新框架提出系统性设想。

报告指出，十年来，《巴黎协定》在制度层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各国国家自主贡献已覆盖全球88%以上的温室气体排放和约90%的GDP，在总体上为全球排放“急刹车”发挥了重要作用；2014—2023年，全球前十大二氧化碳排放国有5个实现了净下降，电力行业中太阳能(4.440, 0.00, 0.00%)电池系统、陆上风及海上风成本同比分别下降60%到90%不等；可再生能源投资和绿色产业链重构加速推进；可再生能源投资和绿色产业链重构加速推进，2024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到约585吉瓦，同比增长15.1%，是2015年的近4倍，其中中国新增装机占全球近60%，推动全球能源与产业“低碳重心东移”。

报告前瞻性地直面了《巴黎协定》执行中的现实难题：一方面，协定在法律约束和惩罚机制上仍明显不足，气候治理在很大程度停留在“无硬约束的政治承诺”层面，2023年全球温室气体（GHG）排放创纪录地达到57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相比2022年上升1.3%，责任分散、旁观者效应、大国政策反复等问题叠加，使减排成本与收益在国家间严重失衡，且覆盖近90%排放量的碳中和承诺中，约75%排放对应国家存在设计不完善的目标，仅有少数国家符合 “良好实践” 设计标准；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资金与技术承诺方面兑现不足，南北差距、地区脆弱性与发展权诉求交织，成为十年后全球气候政治的核心矛盾之一。

在中国议题方面，报告基于大量数据和国际评估文本对比，系统梳理了中国气候行动的动力机制与实践路径。报告显示，自2005年以来，中国单位GDP碳排放累计下降超过48%，提前完成强度减排承诺，2024年四季度碳排放同比增幅约0.6%，已接近达峰过渡期的水平；2023年中国人均碳排放为7.45吨，显著低于美国、加拿大等G7国家；在风电、光伏、新能源汽车、碳市场和绿色金融等领域，中国形成了全球领先的完整产业链和制度体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的低碳转型范式。

报告同时指出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面临的舆论困境：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排放差距报告》和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等主流国际评估体系中，对中国的评价更多聚焦于“排放总量大”“煤炭占比高”等表层特征，对中国在控制增量、推动能源结构调整、输出绿色技术与气候金融工具等方面的结构性贡献关注不足，导致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实际贡献被系统性低估，也削弱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在制度设计和话语体系中的正当地位。

在前瞻部分，报告以“后巴黎时代的气候治理新框架”为主题，从三方面提出中国学者的政策主张：一是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前提下，探索建立气候透明度指数、国家履约积分体系和国际排放责任核算平台，将“软承诺”转化为“硬问责”，推动形成可比较、可监督、可追责的全球行动框架；二是以“南方正义”为原则，把发展中国家、公平转型与气候适应置于制度设计中心，通过完善资金与技术支持、优化评估专家网络和第三方评估机制，纠正对中国等全球南方国家的系统性低估；三是将绿色技术扩散、绿色供应链重构和非国家行为体行动纳入新的治理框架，使气候治理从减排任务分配升级为绿色发展秩序共建。

整体而言，《巴黎协定》十年既是对既有制度成效的一次系统盘点，也是重新构想全球气候治理规则的重要节点。中国在绿色转型、制度创新和南南合作方面拥有丰富实践经验，应在后巴黎时代进一步加强气候治理领域的知识供给和制度供给，推动形成更加公平、有效、具韧性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本文转自12月13日北京日报客户端，欢迎关注“人大重阳”平台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