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争亡美！千年铁律！

作者：徐吉军，新媒体：汉唐智库！

自1980年以来，美国已出现15次政府“停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教授琳达·比尔姆斯说，制度失灵是联邦政府“停摆”的根本原因。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达雷尔·韦斯特直言，联邦政府“停摆”反映出美国政治精英“无能”，全世界都看到“美国不知道如何治理自己”。华盛顿居民卢娜表示，两党一直这样争斗下去，“什么都不会改变，只会让解决问题变得更困难”。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最新民调显示，民众对国会的支持率下跌至15%。另一项民调显示，超六成受访者认为民主、共和两党并不关心民众切身利益。

美国党争现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很多血淋淋的教训，或许预示着美国国祚不长了。

中华文明万年绵延不绝，但王朝更替似乎是无解的铁律。几个强大的王朝，东汉、大唐、北宋、大明，在某种层面是被党争内斗玩垮了。

不论是非，不论对错，只讲利益，只讲立场，给千年党争下了一个最精准的注脚。

一、东汉非黑即白的闹剧！

党争开始闹得最凶的，当数东汉末年。

那时候的斗争特别单纯，单纯到让人觉得可怕。一边是读书读傻了的士大夫群体和太学生，另一边是伺候皇帝的宦官。

这帮读书人觉得自己特高尚，天天聚在一起搞清议，互相吹捧谁是天下名士，然后指着宦官的鼻子骂他们是豺狼。

这其实就是典型的非黑即白：你要不是我的朋友，那你就是奸臣。

结果呢？宦官也不是吃素的，直接找皇帝告状，来了个党锢之祸。把这帮自诩清高的读书人往死里整，要么杀头，要么终身禁考。

一通乱拳打下来，朝廷的根基全断了。

东汉王朝虽然还在，但已经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只等黄巾起义和董卓入京来给它最后一击。

️二、唐朝贵二代与做题家死磕！

到了唐朝，党争形式比汉末更加高级了，最著名的是“牛李党争”。

这事儿说开了特别没意思，就是贵二代和做题家的对抗。

李党（李德裕那帮人）普遍出身豪门，依靠祖上荫庇，讲究的是门第和家世。

牛党（牛僧孺那帮人）主要是科举上来的寒门子弟，靠着熬夜背书考出来做官。

这两拨人互相掐架，完全看站队定立场。

你是豪门出身，你说天是蓝的，做题家非要说天是黑的；

你是科举上来的，你建议打藩镇，豪门那帮人为了恶心你，偏要主张求和。

唐文宗当皇帝看着底下这两帮人天天互喷，曾经绝望地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意思是灭掉外面造反的军阀容易，想让这帮搞内斗的大臣闭嘴太难了！

在这场漫长的消耗战中，最倒霉的是那些无辜的名臣。

李商隐，那个写出“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大诗人，就是被这场党争碾碎的典型。他的恩师令狐楚是牛党，但他娶了李党王茂元的女儿。在非黑即白的逻辑下，他被定义为背叛师门。

牛党骂他忘恩负义，李党也防着他，导致他一生才华横溢却仕途潦倒。

名相李德裕，能力极强，政绩斐然。但是牛党一上台，他的功劳瞬间就成了罪状。为了打击他，政敌能把一个贪官的案子翻过来，硬说成是李德裕迫害忠良。最终，这位一代名相被贬到了海南岛，凄凉死去。

三、北宋，政见不同变成生死对决！

如果说唐朝是意气之争，北宋的新旧党争就是赤裸裸的生死局。

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人主持的庆历新政，因为欧阳修一篇奇葩文章《朋党论》，大谈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被政敌进谗言，失去了宋仁宗的信任，导致新政失败。

奇怪的是，无论哪个皇帝在位，整个宋朝，自始至终未能摆脱奸臣的阴影！

宋神宗算是自强之主，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但是从开始变味了。在王安石的风骚操作下，变法本来是为了富国强兵，结果变成了站队游戏。

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变法，朝堂分裂为支持新法的“新党”与反对变法的“旧党”。哲宗即位初年，高太后垂帘听政，启用司马光等旧党大臣，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那九年（1086–1093），苏轼、苏辙、吕公著、范纯仁、程颐等人主政，力图恢复祖宗旧制，安抚民生。

哲宗亲政后，对高太后时期的政策极为不满，转而重用章惇等新党人物，重启新法，打压旧党，号为“绍述”,意为继承神宗遗志。

到了徽宗即位，政局一度缓和，但很快又被蔡京掌控。这位善于投机的宰相，早年曾依附旧党，后见风使舵投靠新党，最终借“绍述”之名，将政敌一网打尽。

所谓新党，不管实际效果，无底线支持变法，上台就把旧党赶出京城。

所谓旧党，一刀切反对变法，等到太后垂帘听政，立马把新党流放。

最荒唐的是，权相蔡京为了打击异己，悍然搞出了元祐党人碑，彻底垄断了官员选拔权！

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暴席卷朝野。

登基不久的宋徽宗，在权相蔡京的推动下，下令将一批已故或在世的朝廷重臣定为奸党，并御笔亲题元祐奸党四字，命人刻于石碑，立于皇宫端礼门前。蔡京拟定了一份包含98人的名单，上至已故的司马光、苏轼，下至仍在世的文彦博、韩忠彦，统统被打成“元祐奸党”。两年后，名单扩大至309人，涵盖元祐、元符年间所有反对新法或与蔡京不合的士大夫。

朝廷下令：凡列名者，子孙不得为官，不得与宗室通婚，著作一律禁毁；更命全国各州县皆立此碑，以示惩戒。

碑文由蔡京亲笔书写，刻石昭示天下。一时间，士林震恐，言论噤声。曾经引领文坛、主持国政的一代名臣，被官方定性为“诬讪先烈”\“动摇国是”的罪人。

苏轼的诗文被查禁，黄庭坚流放西南，程颐遭毁书院，连去世多年的司马光也被追夺谥号，墓碑推倒。

然而，这场政治清洗并未带来稳定，却导致人才凋敝，朝纲日坏。

不到二十年，金兵南下，汴京陷落。

靖康元年（1126年），面对亡国危机，新即位的宋钦宗终于下诏：毁去各地元祐党人碑，恢复司马光、苏轼等人的名誉。

诏书称：“前日所谓朋党，实乃国家忠良。”

南宋建立后，高宗赵构正式为元祐党人彻底平反。苏轼被追赠太师，谥“文忠”；程颐入祀孔庙；司马光配享哲宗庙廷。

昔日的“奸党”，又成了儒林楷模。

当政治分歧沦为道德审判，当思想异见被贴上“奸邪”的标签，一个王朝离崩塌也就不远了。

四、明朝的道德暴政！

最后压轴登场的，也是最惨烈的，是明朝的东林党争。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因为在“国本之争”中坚持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触怒了明神宗，被削职回乡。他没有就此沉寂，而是回到无锡，在宋代杨时讲学的旧址上重建了东林书院。他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志同道合的士人聚徒讲学，打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口号，吸引了大批士子和官员前来听讲。

表面看，这是一场士人忧国忧民的清议运动；实际上，东林书院迅速演变为一个以江南士大夫为核心的政治集团。他们通过科举、姻亲、师生关系织成一张庞大的权力网络，开始深度干预朝政。凡是不依附东林者，无论才干如何、施政思路是否合理，一律被打成“邪党”“小人”。

真正让东林势力登上权力中心的，是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的辛亥京察。京察是明朝每六年一次对京官的考核，本来是为了整肃吏治，却被东林党用作清洗异己的利器。时任吏部尚书孙丕扬（倾向东林）主导考核，将浙党、楚党、齐党等非东林系官员大批罢黜，这是东林党人专权的开始。东林党的对立方组织反击，在后续京察中反扑，朝堂从此陷入无休止的拉锯战。

更危险的是，东林党将万历末年的“三大案”彻底政治化。
1615年，梃击案爆发——一名男子持木棍闯入太子宫，打伤一名护卫，似乎意图行刺。东林党坚称幕后主使是郑贵妃及其家族，借此攻击神宗偏私，巩固太子地位。
1620年，光宗登基仅一个月就暴毙，因为服用了大臣进献的“红丸”药，史称“红丸案”。东林党立即指控内阁首辅方从哲下毒，迫使他辞职。
光宗死后，宠妃李选侍拒不搬出乾清宫，东林党以护太子为名强行驱逐，有意制造移宫案，树立本方的忠君形象。

这些事件本来应该依法查办，却被东林党转化为道德站队的试金石。支持东林立场的官员被誉为“君子”，反对的官员被斥责为“奸佞”。

就在东林党人挑起内斗的同时，国家财政正急速恶化。

辽东后金崛起，边军急需粮饷；内地奢安之乱、流民四起，处处要钱。有识之士提议向富庶的江南商人征收商税、矿税、海税，以缓解危机。但是东林党坚决反对——因为他们的根基，正是江南的士绅、地主与富商。这些人拥有大量田产和商业资产，却凭借优免特权逃税。

户部尚书毕自严痛心疾首地指出：“东南财赋之地，税额反轻；西北贫瘠之区，负担独重。”

即便如此，也没有睡能动江南利益。大明国库年年赤字，边关将士欠饷数月甚至数年。袁崇焕在宁远前线屡次上书：“兵无粮、马无草、士无饷，何以守土？”

然而后方朝堂一直为“是否该征商税”争吵不休。

在这场疯狂的党争中，思想家李贽成了最悲惨的牺牲品。
李贽（1527–1602）一生追求思想独立。他公开质疑孔孟儒教权威，主张“童心说”，肯定人欲，反对礼教虚伪。他既不依附东林，也不投靠阉党，只求做一个真人。东林党人视其为眼中钉。顾宪成公开斥责他“惑乱人心”，高攀龙称李贽的书“淫词邪说，不可留于世”。

万历三十年（1602年），在东林势力推动下，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上疏弹劾李贽，称其“狂诞悖戾，倡乱道统”，请求焚书治罪。

神宗下旨逮捕。76岁的李贽被押解至北京，关入锦衣卫诏狱。

他深知难逃一死，趁狱卒不备，夺过剃刀割喉自尽。临终前，只留下一句悲怆之语：

“七十老翁何所求！”

李贽的死，不是谋反，不是贪腐，仅仅因为不肯站队。

天启初年，东林党一度掌权，将宦官魏忠贤压制。魏忠贤在熹宗乳母客氏支持下反扑，组建“阉党”，展开血腥报复。
1625年，魏忠贤授意编纂《东林点将录》，将108名东林人士比作梁山贼寇，按名单捕杀。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骨干被酷刑虐杀于诏狱，尸体腐烂不堪辨认。

东林书院被拆毁，碑石砸碎，全国禁讲东林之学。

崇祯即位，在官僚的怂恿下出手铲除魏忠贤，东林党再度回潮。

但是东林党人毫无反思，继续排斥异己，阻挠务实改革。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朝中仍在争论“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1644年，崇祯自缢煤山，临终遗言：“诸臣误朕！”

这句话，既指向阉党，也指向那些以清流自居、却为私利不惜掏空国库、逼死异见者的东林党人。

大明王朝，就这样在一场以道德为名、实则充满私欲的党争中，走向了无可挽回的灭亡。

五、无人幸免！

回望千年的党争史，一条令人脊背发凉的规律清晰浮现：

一旦派系成形，道德便沦为武器，政见迅速退场。取而代之的，是一条铁律：凡是对方主张的，必是错的；凡是对方反对的，必是对的。

政治从此成了站队。站对了，便是君子、清流、忠臣；站错了，立刻沦为“奸党”、“阉孽”、“异端”。

于是，是非模糊了，民生被搁置，只要在奏疏里把政敌骂得更狠一点，就能赢得清流君子之名。

苏轼、李商隐、李德裕、李贽……这些名字串起的，哪里只是一部党争史？

分明是一部人性在权力绞杀中逐渐扭曲、异化、最终崩坏的悲剧史。

唐宋明三朝，每一个王朝走向灭亡前，几乎都重复着同一种死法：

政治只剩下立场，没有是非；忠诚只看派系，不论公义；

几十年党争内斗，王朝就没了。

历史来到21世纪，千年铁律依然在！

党争亡美，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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