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第一将，全家47口被满清灭门，300年后子孙将溥仪赶出皇宫

崇祯十一年的秋天，清军的骑兵攻破了高阳城。当时76岁的孙承宗坐在椅子上，对着拿着白绫的清兵说出了最后一句话：“过来，让我死得如同一个大明的臣子”。在同一时间在三百里以外的紫禁城太庙里，或许有块牌位轻轻地动了一下。历史仿佛早就埋下了伏笔，就等待着三百年后那一场彻底的清算。

这位明末老臣的故事，是从一场不对等的较量开始讲述的。在天启二年的时候，后金的铁骑快要逼近山海关了。朝廷当中没有人敢前往关外去担任督师的职务。但是 60 岁的孙承宗主动请求前往。他带领着几个幕僚就走出了山海关。他提拔了当时还只是小参谋的袁崇焕。并且还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成建制的火器部队。有资料记载他把战车、舰船和火器组合起来形成车营。而且还撰写了一本叫做《车营百八扣》的军事手册，专门用来讲述火器战术。经过四年的经营，他硬是把防线向东推进了四百多里。这使得努尔赤从辽阳迁都到沈阳，一度都不敢向南进行进犯。

大明的朝堂比战场还要凶险。在魏忠贤专权的时候，他想要拉拢孙承宗，于是派人去犒劳军队并且还赏赐给他坐蟒。孙承宗只是陪着使者喝茶，一句话都没有说。阉党就抓住他的部将马世龙的一次小的失败，弹劾他丧失了数万的军队。天启皇帝接连下诏书催促孙承宗回到京城，孙承宗只能够辞官回到家乡。他曾经写过一首诗，其中有这么一句“谁将舌上剑，一割塞垣兵”，读起来充满了苍凉之感。

崇祯十一年冬天出现了最为惨烈的结局。清军多尔衮部对高阳展开围攻，孙承宗带领全城军民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抵抗，随后城池被攻破，他被清军俘获。清军先是进行利诱，派遣降将孔有德前来劝降，紧接着又对他进行威胁，并且将他几岁的孙子带到他面前。孙承宗始终没有屈服，最后他端坐在椅子上，让清兵用白绫将自己勒死。在这场战斗当中，他的五个儿子、两个侄子、十二个孙子侄孙都奋战而死，全家老小四十多人都遭遇了不幸。史书记载他死后连头颅都被战马踏坏了，后人只好为他铸造了一个金头来进行下葬。

我认为孙承宗最令人感慨之处，并非他的军事才能，而是他那近乎固执地认死理。他早年参与处理梃击案时曾说，关乎东宫不能不过问，关乎皇宫不能深究。这体现出他具有政治智慧。但是当东林党人失势遭受迫害时，这位本能够明哲保身的帝师，却毅然写下《三十五忠诗》，公开表明自己敢于依附东林。这种不依附小人，也不盲从君子的独立，在晚明党争中简直就是个异数。

近三百年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在1924年11月5日的时候，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后，想要把逊清皇室完全赶出紫禁城。而执行这个任务的是京畿卫戍司令鹿钟麟。鹿钟麟是河北保定人，和孙承宗同属于直隶保定府。虽然史料并没有明确地说鹿钟麟是孙承宗的直系后代，但是因为同为保定乡党，鹿钟麟不可能不知道二百八十六年前那位高阳忠臣的壮烈之举。在那天上午鹿钟麟带领着军队进入紫禁城，和内务府大臣绍英等人进行谈判。当双方在溥仪出宫的时间上产生争执互不相让的时候，鹿钟麟突然对外边大声呼喊：跟韩团长说再延长二十分钟，先不要在景山上开炮！这一次虚张声势地炮轰紫禁城，彻底打垮了清室的抵抗。

这么一看，历史的因果有的时候比戏文还要巧妙。孙承宗为国捐躯的时候，大明朝虽然处于危急的状态但还没有走向灭亡。将近三百年之后，他的同乡后辈鹿钟麟，最终完成了对清王朝象征性的最后一次打击，把末代皇帝溥仪赶出了皇宫。这一驱赶的行为，不仅终结了清室复辟的想法，也给那段忠烈没有途径施展的往事，画上了一个有一些慰藉作用的句号。

或许可以这样来看。孙承宗家族的命运，与某种历史的报偿逻辑相契合。他曾经在山海关外构建关宁防线，直到明朝灭亡的时候，清军都没有从正面攻破那道防线。而他的精神血脉，不管是不是生物学方面的传承，最终通过一位同乡后辈，参与了清算。这种跨越时空的呼应，不一定是简单的因果报应，更像是文化基因的顽强延续。那种父母所在的国家，为了它而不惜牺牲生命去奔赴的气节，从来就没有真正地断绝过。

我们无需过度地去强调这种复仇所具有的戏剧性。孙承宗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他一生所践行的务实担当之上。他既是战略家同时也是实干者。他能够构建宏大的防御体系，也亲自书写方志、治理水患。他在晚年于高阳的家乡专心致志地修撰《高阳县志》，直至殉国之前还在持续续写。他对于故土文化的守护以及在军事方面的抗争，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

所以从孙承宗到鹿钟麟，这不只是个人或者家族的复仇之事。更应被视为一种精神传统的达成。紫禁城这座宫殿见证了明朝的兴衰，也见证了清王朝的终结。而孙承宗的故事提醒我们，历史的公正并不在于一时一地的成功或者失败，而在于那股贯穿世间、不屈不挠的正气总会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找到它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