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在那个高考能决定一辈子的年代，我和她，就是截然相反的两种人生。
我是李然，一个常年混迹在游戏厅，成绩烂泥扶不上墙的差生。而她叫林薇，是全校的神女，老师眼中的珍宝，我们这些凡人不敢靠近的白月光。
我们曾以为，在那片废弃的植物园里，一个用狗尾巴草编的戒指，就能许下一生。
可一张薄薄的考卷，将我们彻底撕裂——她710分，我420分。从此，她去了云端之上，我坠入滚滚红尘，从此生死两茫茫。
十几年，我从油污满身的工厂里爬出来，戴上了旁人羡慕的面具，成了别人口中的“李局”，我以为那段青春早已被埋葬，那个名字也已在心底腐烂。
直到那场吞噬全城的暴雨，我在嘶吼和警笛交织的抢险一线，于混乱的人群中，猛然看到了一个让我瞬间停止呼吸的、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我叫李然。十八岁那年，我的人生信条是“读书顶个球用”。
这话我不敢当着我爸妈的面说，他们会用我爸那个焊过无数钢板的大手，结结实实地在我后背上印个巴掌印。
但在我的那帮狐朋狗友面前，我就是这么说的。我们窝在学校后街那家烟雾缭绕的游戏厅里，把《拳皇》打得震天响，我觉得这比背那些“之乎者也”和解那些该死的三角函数有意义多了。
我们家住在老国营厂的家属区，红砖楼，墙皮斑驳，楼道里永远飘着几家混合的饭菜味儿和一股若有若无的霉味。
我爸妈是厂里的双职工，一辈子勤勤恳恳，最大的愿望就是我能考上个大学，别像他们一样，在车间里耗尽一生。可惜，我显然辜负了他们的期望。成绩单上的红色数字，像一记记耳光，抽在他们脸上，也抽在我那点可怜的自尊心上。
我以为我的高中生活就会在游戏厅的喧嚣和老师的白眼中耗过去，直到我遇到了林薇。
林薇是我们学校的神话。这么说一点都不夸张。她就像那种活在小说里的人，永远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却比任何人都干净。
头发扎成一个简单的马尾，走路的时候，发梢会随着她的步子轻轻晃动。她不怎么笑，但偶尔一笑，就像春天里第一朵绽开的迎春花，让整个世界都亮了。
最要命的是她的成绩。每次大考小考，光荣榜上排在第一位的，永远是“林薇”这两个字。老师们提起她，语气里全是骄傲。男生们提起她，声音都会不自觉地放低，带着点敬畏和不敢靠近的仰望。她是所有人的“白月光”，清冷，遥远，碰一下都觉得是亵渎。
按理说，我和她应该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她是天上的云，我是地上的泥。可命运这玩意儿，就喜欢开一些莫名其妙的玩笑。
我们的交集，开始于学校那片废弃的植物园。
高三上学期，有一次我跟人打球崴了脚，一瘸一拐地抄近路回家，路过那片植物园。那里早就没人管了，杂草长得比人都高，只有一个破旧的长椅孤零零地待在中央。我看到林薇就坐在那儿，腿上放着一本书，安安静G静地看着，夕阳的光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边，美得像一幅画。
我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在她旁边坐下，疼得龇牙咧嘴。
她从书里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肿得像馒头一样的脚踝，然后从书包里拿出一小瓶红花油，递给我。
“擦擦吧。”她的声音很好听，清清冷冷，像山泉水。
我愣住了，接过来，说了声“谢谢”。
那天我们没说几句话，但从那以后，那个废弃的植物园，就成了我俩的秘密基地。每天傍晚，她会带着书来这里看，而我会带着一身臭汗和各种稀奇古怪的话题来找她。
她给我讲数学题，讲那些让我头疼的函数和几何。她很有耐心，会用笔杆轻轻敲我的头，皱着眉说：“李然，你脑子里装的都是浆糊吗？这么简单。”
我呢，就给她讲游戏厅里的“江湖”。讲哪个小子又被我一套连招打得找不到北，讲街角那个卖烤串的大叔其实是个“扫地僧”，能记住每一个老顾客的口味。她听得特别认真，眼睛亮晶晶的，偶尔会问：“真的吗？那后来呢？”
我看得出来，她很羡慕我口中那个充满烟火气的世界。她妈妈是市重点初中的教导主任，对她管教极严，人生早就被规划好了，每一步都必须精准无比，目标只有一个——清华或者北大。和我待在一起的这半个小时，是她唯一的“叛逆”和喘息。
有一次，我用一根狗尾巴草，笨手笨脚地编了个戒指，小心翼翼地套在她的无名指上。我说：“等我以后挣了大钱，给你买个真的、镶钻的。”
她的脸一下子就红了，红到了耳根。她没说话，只是飞快地把那个草戒指取下来，像宝贝一样揣进了校服口袋里。
我们的关系，就在这种微妙的、谁也不说破的氛围里偷偷发展着。我们用一部破旧的诺基亚手机，在深夜里发着不敢让任何人看见的短信。她的短信总是很短，“睡了吗？”“今天累不累？”而我的回复总是很长，把一天里遇到的所有好玩的事都告诉她。
那种感觉，就像在漆黑的矿洞里挖到了一颗钻石，只想自己藏着，对着它发光，生怕被别人发现，抢了去。
日子在倒计时的牌子一天天减少中过得飞快。高考的压力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学校上空。林薇变得更沉默了，有时候我跟她说话，她会走神。我知道她压力大。
一次晚自习，我实在想她想得不行，就从后门溜了出去，跑到她们班的走廊上等她。她出来接水，看到我，眼睛一亮。我们俩做贼一样溜到走廊的拐角，那里没有灯，一片漆黑。
我拉住她的手，她的手有点凉，软软的。黑暗里，我能清晰地听到她急促的心跳声，还有我自己的，像打鼓一样。
“要是被抓到怎么办？”她小声问，声音里带着点紧张和兴奋。
“抓到就抓到，我还能吃了你不成？”我故作轻松地回了一句，其实手心里全是汗。
就在这时，一束刺眼的手电筒光突然从走廊那头扫了过来，伴随着教导主任那特有的、不紧不慢的脚步声。我们俩像被电击了一样，猛地松开手，各自往后退了一步，紧紧贴在冰冷的墙壁上，大气都不敢出。
那束光在我们面前晃了晃，然后慢慢移开。脚步声越来越远，直到消失。我俩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劫后余生的惊慌。那一刻，我们之间的那种感觉，既刺激，又充满了危险的甜美。
可这种甜美，很快就被现实击得粉碎。
高考前一个月，学校开家长会。我妈去了，回来唉声叹气，没多说我什么，只是让我“尽力就行”。而林薇的妈妈，那位以严厉著称的王老师，也来了。
那天下午，我被班主任叫去办公室搬卷子。路过教导处门口时，门虚掩着，我听到了里面传来林薇妈妈那清脆又冰冷的声音。
她在和我们班主任说话。
“……我们家林薇的目标很明确，任何一点小小的失误都可能影响她的一生。这段时间，学校一定要多费心，绝对不允许被任何人、任何事影响她的前途，尤其……是那些不三不四的坏学生。”
“不三不四的坏学生”，这八个字，像一把淬了冰的刀，狠狠地扎进了我的心脏。我站在门口，浑身冰凉。我清楚地知道，她口中的那个“坏学生”，就是我。
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如此痛苦地感受到，我和林薇之间，隔着的不是一张桌子，一条走廊，而是一个无法逾越的世界。那个世界，由分数、家境和所谓的“前途”构成，而我，被死死地挡在外面。
高考那几天，天热得像个巨大的蒸笼，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搅得人心烦意乱。
我和林薇的考场被分在了不同的学校。我骑着我爸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送她去考点。她坐在后座，穿着那件白色的连衣裙，一路上一句话都没说。
到了门口，人山人海全是送考的家长。我把车停好，她从车上下来，整理了一下裙摆。
“我进去了。”她说。
“嗯。”我点了点头。
她走了两步，又回过头，对我笑了笑。那笑容里，有鼓励，有期盼，还有一丝我当时没读懂的忧伤。“李然，加油。”
“你也是。”我冲她挥了挥手，看着她的背影汇入人群，消失在校门口。
那一刻，我心里突然空落落的，像是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接下来的两天，就是一场漫长的煎熬。考语文的时候，我还算镇定。可到了考数学的时候，我看着卷子上那些扭来扭去的符号和图形，满脑子都是林薇妈妈那张冰冷的脸，和那句“不三不四的坏学生”。
一个声音在我脑子里反复回响：你看，你就是个废物，你连这些题都看不懂，你怎么配得上她？你怎么敢喜欢她？
我提前交了卷，走出考场，阳光刺得我眼睛生疼。我知道，我完了。
考完最后一门，全校的学生像出笼的鸟一样，欢呼着，撕碎了书本和卷子，漫天纸屑飞扬，像一场盛大的雪。只有我，感觉自己像是被全世界抛弃了。
那之后，我和林薇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沉默。我不敢给她打电话，她也很少联系我。偶尔收到她的短信，也只是寥寥几句“吃了没？”“早点睡。”我们都在默契地回避着那个即将到来的“审判日”，谁也不敢先捅破那层窗户纸。
查分那天，我叫上了游戏厅的那几个兄弟，浩浩荡荡地杀去了网吧。我装作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跟他们吹牛打屁，可端着冰红茶的手，却一直在抖。
轮到我了，我坐到电脑前，手抖得连准考证号都输错了两次。旁边的阿飞拍着我的背：“然哥，别紧张，多大点事儿！”
我深吸一口气，闭上眼，按下了回车键。
屏幕上，数字一个一个地跳出来。当总分那一栏，清晰地显示出“420”这个数字时，我感觉整个世界都黑了。网吧里嘈杂的音乐声、键盘敲击声、人们的叫喊声，一瞬间都离我远去。我只听见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无力地、缓慢地跳动。
“没事然哥，分数不高怎么了？大不了咱们一起去复读！”“就是，凭然哥的脑子，认真一年，肯定能上个好大学！”兄弟们七嘴八舌地安慰我。
我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摆了摆手：“复读个屁，老子不伺候了。”
我起身，跌跌撞撞地走出网吧，把自己关进了房间。我不敢联系林薇，我没脸联系她。我甚至不敢去想，她会考多少分。
第二天，答案就揭晓了。
学校门口的宣传栏，被一张巨大的红纸覆盖。最上面是几个烫金的大字：“热烈祝贺我校在高考中再创辉煌！”
下面是一长串名单。我一眼就看到了那个排在最顶端、用最大号字体打印出来的名字——
“林薇，7710分，省理科状元。”
710分。
这个数字像一颗炸弹，在我脑子里轰然炸开。我站在人群外，看着那些围着喜报议论纷纷、满脸羡慕的人们，感觉自己像个跳梁小丑。
我们之间，隔着290分。这290分，是天与地的距离，是云与泥的分别。它像一道冰冷的天堑，彻底斩断了我所有的幻想。
我们成了那一年，我们那座小城里最著名的“反面教材”。一个是天之骄女，一个是街头混混。所有人都知道我俩走得近，现在，我成了那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笑话。
那天晚上，我接到了她的电话。
电话那头很吵，能听到很多人在说话，在笑，在祝贺。她的声音隔着这些嘈杂，传过来的时候显得很小，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疲惫。
“李然，你……考得怎么样？”她问。
我靠在阳台的栏杆上，点了根烟，这是我第一次抽烟。辛辣的烟雾呛得我直咳嗽，眼泪都流了出来。我吸了一大口，对着电话，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和平时一样吊儿郎当。
“还行吧，随便上个大专呗。你呢？听说考得不错？”
电话那头沉默了。漫长的、令人窒息的沉默。我甚至能想象出她在那头紧紧攥着电话，咬着嘴唇的样子。
过了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她已经挂了，才听到她用几不可闻的声音说：“对不起。”
这两个字，像一根细细的针，扎进了我心里最软的地方。
你有什么对不起的？你那么优秀，是我配不上你。
我猛地吸了一口烟，然后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很大声，很夸张。“你有什么对不起的？傻不傻啊你。恭喜你啊，大状元！以后去了北京，可别忘了我们这些穷哥们儿啊！”
“李然，我……”她好像还想说什么。
“行了，不说了，我这边哥们儿叫我喝酒呢。挂了啊。”我没等她回答，就狠狠地按下了挂断键。
手机扔在桌上，我蹲在地上，把头埋进膝盖里，像一头受伤的野兽，无声地嘶吼着。
那是我最后一次和她通话。
从此，山高水远，生死两茫茫。
我最终没有去复读。我爸托了关系，把我塞进了本地一所最烂的职业技术学院，学一个听起来很高大上的专业——“机电一体化”。
那地方，简直就是“差生”的收容所。周围全都是和我一样，在高考这场战役里败下阵来的残兵败将。我们迅速地臭味相投，每天混在一起，上课睡觉，下课就钻进学校后面那条乌烟瘴气的小吃街，抽着最便宜的烟，喝着最劣质的啤酒，打着毫无意义的牌。
我把对林薇的所有思念，所有不甘，所有被现实狠狠踩在脚下的愤怒，都发泄在了一次次的打架和自我放逐里。我用一层厚厚的、玩世不恭的铠甲把自己包裹起来，假装我不在乎，假装我很快乐。
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种蚀骨的疼痛才会从心底蔓延开来。我会想起她在植物园里给我讲题的样子，想起她收到草戒指时通红的脸，想起她在电话里那声轻轻的“对不起”。
我爸妈看着我一天天烂下去，眼神里的光一点点熄灭，最后只剩下失望和无奈。我爸有一次喝多了，拉着我说：“然然，爸没本事，给不了你好的。但你……你不能自己瞧不起自己啊。”
我嘴上说着“知道了知道了”，心里却像是被针扎一样。
我以为我这辈子，大概就这样了。混个毕业证，然后找个厂子上班，娶个差不多的老婆，生个孩子，重复我爸妈的人生轨迹。
毕业后，我真的进了一家破旧的私人小工厂，当维修工。每天穿着一身油腻腻的蓝色工装，穿梭在震耳欲聋的机器之间，和各种扳手、螺丝刀打交道。一个月累死累活，挣不到一千块钱。
直到有一次，厂里一台从德国进口的老机器突然停摆了。这台机器是厂里的命根子，它一停，整个生产线都得停。厂长急得满嘴起泡，请了好几个所谓的“专家”来看，都束手无策，说只能等德国那边的工程师过来。
那天晚上，所有人都下班了，只有我一个人留在了车间。我看着那台像钢铁巨兽一样趴窝的机器，一股说不出的邪火从心底里冒了出来。凭什么？凭什么我们就得等别人？
那股子混不吝的狠劲儿上来了。我从办公室偷来了那本厚得像砖头一样的德文说明书，又找了本德语词典，一个词一个词地对着啃。我三天三夜没合眼，饿了就啃几口干脆面，困了就用冷水泼脸。我把那台机器的每一个零件都拆了下来，清洗，检查，再装回去。
第三天凌晨，当我按下启动按钮，那台机器发出一阵低沉的轰鸣，重新运转起来的时候，我整个人都虚脱了，一屁股坐在了冰冷的、满是油污的地上，却咧开嘴笑了。
厂长第二天早上看到正常运转的机器，激动得差点给我跪下。他狠狠地拍着我的肩膀，眼睛里放着光：“小伙子，真是个人才！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人才”这两个字，让我恍惚了一下。
我想起了很多年前，林薇拿着笔杆敲着我的头，皱着眉说：“李然，你就是懒，其实你脑子不笨的，很聪明。”
那一刻，我突然不想再这样烂下去了。我不想一辈子待在这个满是油污和噪音的地方。我不想等我三十岁、四十岁的时候，变成一个只会在酒桌上吹牛逼，说自己年轻时也认识过省状元的中年油腻男。
我开始拼命地看书，准备考公务员。
这个决定，在当时我周围所有人看来，都像个天大的笑话。一个三流职校毕业的维修工，要去跟那些正儿八经的大学生竞争？
但我不管。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白天在工厂上班，满身油污，晚上回到那个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的出租屋里，我就变成了另一个人。我把《申论》、《行测》的教材翻得卷了边，一页一页地做笔记，一道一道地啃真题。
那段日子很苦。工友们叫我去喝酒，我拒绝了；叫我去打牌，我拒绝了。我成了他们眼中的怪物和异类。
有时候学到深夜，我会忍不住想起林薇。我从不敢主动去打听她的消息，但这个世界太小了，总有一些关于她的“传说”，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我耳朵里。
从高中同学的聚会闲聊里，我听说她去了北大，拿了全额奖学金，是她们院里的风云人物。
从街坊邻居的羡慕议论里，我听说她又被保送读了研究生，交往了一个同样优秀的男朋友，也是北大的，听说家里背景很厉害。
从我妈偶尔接到的、她妈妈打来的“炫耀”电话里，我听说她毕业后留在了北京，进了一家顶尖的金融公司，年薪是我想都不敢想的数字。
每一次听到她的消息，我的心都像被针狠狠扎了一下。她的人生，在云端之上，璀璨夺目，像一颗遥远的星星。而我，还在泥泞里挣扎，苦苦求生。
她是我不敢触碰的梦，是我午夜梦回时心口上的一道疤。
但同时，她也是激励我从泥潭里爬出来的，唯一的那束光。
我想离她的世界近一点，再近一点。哪怕我们永远不可能再有交集，我也想站在一个稍微高一点的地方，至少能在同一个城市里，和她呼吸同样的空气。
我的人生，从考上公务员那一刻起，才算是真正按下了重启键。
那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路，比我在工厂里修机器要难得多。
第一次考试，我失败了。看着那几分之差的成绩单，我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喝了一整夜的闷酒。第二天醒来，头痛欲裂，但我看着桌上那堆被我划得密密麻麻的复习资料，又重新坐了下来。
第二次，我终于考上了。不是什么好单位，是离市区几十公里外，一个偏远乡镇的基层科员。报到那天，我爸妈送我到镇政府门口，眼圈都红了。我爸拍着我的肩膀，反复说：“好好干，好好干。”
乡镇的工作，远比我想象的要繁琐和辛苦。没有朝九晚五，没有周末。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处理那些鸡毛蒜皮的邻里纠纷，谁家的鸡吃了谁家的菜，谁家的地界多占了谁家一指宽。我还要跟着老同志下田埂，顶着大太阳，一寸一寸地丈量土地。到了汛期，就要去守堤坝，蚊子多得能把人抬走。
我学会了很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我学会了看人脸色，学会了说场面话，学会了在酒桌上被灌得酩酊大醉第二天依旧准时上班。
曾经那个棱角分明、一言不合就动手的愣头青，被现实一点一点地磨平了。但我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狠劲儿还在。别人不愿意干的活，我干；别人嫌麻烦的事，我上。我干得比所有人都多，比所有人都拼。因为我知道，我没有背景，没有学历优势，我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这股子不要命的劲头。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话听着很俗，但却是真的。
有一次，邻村因为征地补偿款的问题，闹起了群体性事件。几十个村民堵住了镇政府的大门，情绪激动，眼看就要失控。领导们急得焦头烂额，谁上去说话都被骂得狗血淋头。
我看着那些和我们家属区大爷大妈差不多面孔的村民，想起了以前在街上混的时候，那些处理纠纷的“土办法”。我主动请缨，走到了人群前面。
我没跟他们讲大道理，没跟他们谈政策文件。我就蹲在带头闹事的那个大爷面前，给他递了根烟，用乡音跟他们唠嗑。我说：“大爷，我知道你们心里有气。这钱的事，不是小事。但咱们这么堵着，问题也解决不了，还耽误自己工夫，是不是这个理？”
我用以前在社会上学来的那套，跟他们讲人情，说道理，分析利弊。我说得口干舌燥，终于把他们激动的情绪给安抚了下来，答应坐下来好好谈。
这件事，让县里下来处理问题的领导对我刮目相看。他觉得我这个年轻人，有冲劲，有办法，不是个书呆子。
后来，市里搞扶贫项目，我被抽调了过去。在一个扶贫方案的讨论会上，我根据自己在乡镇的经验，提出了一个“造血式扶贫”的思路，而不是简单的“输血式”给钱给物。这个方案，意外地得到了市里一位主要领导的赏识。
就这样，我被正式调到了县里，然后又过了几年，被调到了市里。
我的职位，从一个小小的科员，到处室的副主任，再到主任。这个过程，充满了汗水、委屈和各种看不见的人情世故的博弈。我学会了在酒桌上，用一杯杯白酒换来一个个项目；我学会了在会议上，做一份措辞严谨、滴水不漏的报告。
我变得越来越不像当年的那个我了。我变得成熟、稳重，也变得圆滑、世故。我买了房，买了车，成了别人口中那个“年轻有为的李局长”。
十多年过去，我终于坐上了市水利局副局长的位置，分管全市的防汛抢险工作。
我有了体面的生活，光鲜的社会地位，身边也不乏各种示好的异性。我相过几次亲，但都无疾而终。那些女人看重的，是我的职位，我的前途。她们很好，很现实，但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我知道缺了什么。
在那些应酬到深夜，一个人开车回家的路上；在那些被噩梦惊醒，看着窗外漆黑夜色的凌晨，我还是会控制不住地想起那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孩。
她在我心里，从来没有离开过。
我拥有了越来越多，却感觉自己越来越孤独。我爬到了一个看似不错的高度，却把那个最真实的自己，连同我整个的青春，都永远地丢在了那个遥远的、回不去的夏天。
那年夏天，我们市遭遇了五十年不遇的特大暴雨。
气象台的红色预警一个接一个，像是催命的符咒。整个城市仿佛被泡在了一个巨大的水盆里，雨下得天昏地暗，分不清白天黑夜。
作为分管防汛的副局长，我成了这座城市里最忙碌的人之一。我连续三天三夜没有合眼，办公室里的烟灰缸堆得像小山一样。会议、报告、指令、调度……我像一个被上了发条的陀螺，高速运转，不敢有丝毫停歇。
城市内涝严重，交通瘫痪。尤其是西区的老城区，地势低洼，排水系统老化，成了一片汪洋。水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涨，无数居民被困在家中，情况万分危急。
“李局，西区的电力中断了，所有固定电话和手机信号全部失联！”
“李局，xx小区的围墙塌了，洪水倒灌进去了！”
“李局，请求支援！我们这边人手严重不足！”
指挥中心里，各种告急的电话和报告声此起彼伏，每一个消息都揪着我的心。
“不能再等了！”我把手里的报告往桌上一拍，站了起来，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我亲自去一线！”
所有人都劝我：“李局，太危险了！”
“危险个屁！老百姓都被困在水里了，我坐在这儿算怎么回事！”我抓起挂在衣架上的雨衣和桌上的安全帽，大步走了出去。
我带着一支抢险突击队，乘坐着冲锋舟，在浑浊的、漂浮着各种杂物的洪水中，艰难地向西区老城进发。雨点像石子一样砸在我的安全帽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我站在指挥车上，车顶的警灯疯狂旋转，红蓝交替的光映在我被雨水打湿的脸上。我举着高音喇叭，对着那些被淹的居民楼声嘶力竭地喊话，指挥疏散群众，协调冲锋舟一趟一趟地去救援那些被困在楼上的人。
“大家不要慌！保持冷静！救援队来了！老人和孩子先上船！”我的嗓子已经完全哑了，喊出来的声音像是破锣。
救援工作在紧张和混乱中有序进行着。一批批被困的群众，被转移到冲手舟上，再送到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我的目光习惯性地扫过那些惊魂未定的脸，他们在哭，在喊，在互相寻找失散的亲人。
就在这时，我的目光，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攫住了。
一艘刚刚靠岸的冲锋舟上，一盏手持的应急灯惨白的光，正好打在了一个女人的脸上。
她被一个穿着橙色救生衣的队员搀扶着，怀里紧紧地抱着一个看起来只有三四岁的小男孩。她浑身都湿透了，黑色的长发凌乱地、狼狈地贴在脸颊和额头上。
雨水顺着她的发梢往下滴，她的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嘴唇因为寒冷和恐惧，呈现出一种青紫色，整个身体都在不受控制地瑟瑟发抖。
尽管她如此狼狈，如此惊恐，如此憔悴。
但那张脸，那双眼睛，那熟悉的轮廓……哪怕是化成灰，我也认得。
是林薇。
轰的一声，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周围的一切声音——对讲机里声嘶力竭的呼叫、雨点的咆哮、人群的嘈杂、发动机的轰鸣——在这一刻全部消失了。我的世界里，只剩下那盏应急灯下的她。
时间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然后开始疯狂地倒流。倒流回十几年前那个闷热的夏天，倒流回那个废弃的植物园，倒流回她穿着白色连衣裙对我微笑的样子。
林薇？
怎么会是她？
她不是应该在北京吗？不是应该在窗明几净的高级写字楼里，过着光鲜亮丽、人人羡慕的生活吗？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出现在这个被洪水围困的、破败的老城区？
她怀里那个孩子……是谁的？
无数个问题，像无数颗炸弹，在我脑子里接二连三地炸开。
我下意识地想冲过去，想拨开人群，想走到她面前，想问她一句“你还好吗”。可我的双脚，却像被灌了铅一样，死死地钉在原地，一步也动弹不得。
“李局！李局！您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我的秘书小张看我神情不对，在我耳边大声地喊着。
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就在我失神的这短短几秒钟里，那艘冲锋舟上的人已经全部下来了。人群像潮水一样涌动，她抱着那个孩子，被裹挟在混乱的人流里，一转眼，就消失在了我的视野中。
不！
一种巨大的、前所未有的恐慌，像一只冰冷的手，瞬间攫住了我的心脏。
我不能再失去她第二次！绝对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