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退伍那天。我拄着拐杖，站在刘振武司令办公室门口，像个要饭的。
本该是我跟他的最后一次告别，可谁知他的秘书一把拦住了我。
我说：“我想见见首长。”
听到这话，秘书脸色平静的说道：“首长在开会。”
我看着他，问：“什么会，要开三个月？我躺在医院里三个月，他一次都没来过。”
秘书的眼皮垂了下去，声音更冷了：
“卫东同志，请你离开。你现在，已经不是这里的人了。”
“不是这里的人了……”
我重复着这句话，后背上那两个枪伤的疤痕，突然像有无数只蚂蚁在爬。
我以为那就是结局，是我用命换来的结局。
可我不知道，当我拿着那本盖了“注销”戳印的军官证，准备告别这一切时。
一扇更冰冷的门，会在我身后“咔哒”一声锁上...
01
我叫卫东。
在认识刘振武司令员之前，我是个兵，一个只会往前冲的兵。
我们团长说，卫东这个人，脑子里就一根筋，这根筋的名字叫“命令”。
新兵连第一次实弹打靶，别人都趴在地上，我站着打。
十发子弹，九十八环。
团长问我为什么站着打。
我说：“报告团长，我想早点打完，去食堂吃饭。”
团长没骂我，他绕着我走了三圈，说：“你小子，是个好苗子。”
后来我就成了尖子。格斗、射击、越野，样样都是第一。
我的照片挂在团里的荣誉墙上，照片下面写着：训练标兵卫东。
战友们都叫我“卫疯子”，说我训练起来不要命。
我不是不要命，我只是觉得“当兵嘛，就是要当得最好。不然回家种地，也比在这里混日子强。”
有一天，团里的广播响了，说军区司令部要选拔警卫员，给刘振武司令员当警卫。
整个团都炸了锅。
刘振武这个名字，在我们这些兵的耳朵里，跟打雷一样响。
他是从战场上滚出来的将军，听说身上有十几处伤疤。
之前他来我们团视察过一次，就站在操场上，什么话都没说。
光是用眼睛扫了一圈，整个队伍就鸦雀无声。他的眼神，像鹰。
那天晚上，我们班长喝了点酒，拍着我的肩膀说：
“卫东，你要是能去给刘司令当警卫，咱们全团都有光。”
我说：“班长，那么多人，轮不到我。”
班长说：“屁话！全团就你小子最横，不去试试，你算什么兵？”
于是，第二天我就报了名。
选拔的地方在军区大院，来了几百号人，个个都是从各个部队里挑出来的尖子。
考核很简单，也很难。
第一项，格斗。对手是军区的总教官，我被他摔了七次。
第八次我抱住他的腿，死活不撒手，最后他自己累了。
他说：“行了，小子，算你过关。”
第二项，射击。移动靶，不定速，不定向。
我打完了十发子弹，报靶员说，十发，全中。
最后一项考核，是在一个模拟街区里。
考官说，你们的任务是保护首长，从A点到B点，途中会有各种突发情况。
和我搭档的是另一个部队的尖子，我们一左一右护着一个穿着便衣的“首长”。
刚走过拐角，旁边的小楼上就响了枪，是空包弹。
“首长”应声倒地。我的搭档立刻掏枪，对着楼上还击。
我没动，我蹲下去，检查“首长”的伤势。
考核结束，考官问我：“为什么不还击？你的职责是消灭敌人。”
我站得笔直，看着他说：
“我的职责是保护首长。他还击了，我得确定首长的安全。”
考官没说话，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旁边的主考官。
主考官就是刘振武司令员，他一直坐在角落里，像一座山。
他站起来，朝我走过来。他的皮鞋踩在地上，发出很响的声音。
他走到我面前，个子比我高半个头。
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挺起胸膛，大声说：“报告首长！我叫卫东！”
他点点头，说：“明天来我办公室报到。”
那天晚上，我回到团里，我们团长亲自在门口等我。
他没说话，就是用力在我胸口捶了一拳，说：
“好小子，真给老子长脸了。”
我没觉得疼，我心里热乎乎的。
我知道，我的兵，从那天起，就不一样了。
02
给刘振武当警卫员的日子，和我之前当兵的日子完全不一样。
我不用出操，不用训练。
我每天的事情：就是跟着他。他去哪，我去哪。
他开会，我守在门外。他下部队，我坐在他旁边。
我的枪里永远有子弹，我的眼睛永远看着四周。
一开始，我很紧张。我叫他“首长”，说话声音大得能震掉天花板上的灰。
他走路，我跟在他身后三步远的地方，一步不多，一步不少。
他吃饭，我站在他身后，他不动筷子，我绝不眨眼。
过了大概一个月，有一天他正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忽然抬头对我说：“卫东。”
我立刻答：“到！”
他说：“你坐下。”
我愣住了。办公室里除了他的椅子，就只有一张给客人坐的沙发。
我说：“首长，我站着就行。”
他把手里的笔放下，看着我，说：“坐下。这是命令。”
我只好走到沙发边上，坐了下去。屁股刚沾到沙发，我就弹了起来，站得笔直。
他笑了，那是我第一次见他笑。
他说：“你这个兵，有点意思。不用这么紧张，我又不是老虎。”
从那天起，他好像有意让我放松下来。
他会主动和我说话，问我家是哪里的，家里有几口人，父母身体好不好。
我一一回答了，话不多，但都是实话。
他说：“我也是农村出来的，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还在一线连队当排长。”
他有时候会把一些不涉密的文件给我看，说：“你年轻，多看多学，光有一身力气不够。”
我看不懂，那些文件里的字我都认识，但连在一起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地记，晚上回到宿舍，再一个字一个字地查字典。
部队里的人都羡慕我，说我跟了刘司令，是烧了高香了。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心里的压力有多大。我怕自己做不好，怕自己给他丢脸。
我每天晚上睡觉，都只睡一半，另一半醒着，听着外面的动静。
副参谋长老何，是司令员的副手，人很和气，见谁都笑眯眯的。
他有时候会拍拍我的肩膀，说：
“小卫啊，好好干，司令员很看重你。”
我对他敬礼，说：“谢谢首长关心。”
我总觉得他的笑容有点假，但又说不上来哪里假。
我跟着刘振武，见了很多大人物，去了很多我以前只在地图上见过的地方。
我的眼界开阔了，但我心里的那根筋，一直没变。
我知道，我就是个兵，我的命，是绑在刘振武身上的。
他要是出事，我活着也没意思。
03
我以为我和刘振武的关系，会一直停留在首长和警卫员上。
直到那天，他让我跟他回家。
那是一个星期六，他上午没有安排。
他对我说：“卫东，今天跟我回家一趟。”
我以为他家里有什么东西要搬，就跟着他上了车。
车没有开往军区大院的家属楼，而是开向了市区一个很普通的居民小区。
他说：“我爱人喜欢清静，我们就住在这里。”
他家不大，三室一厅，收拾得很干净。
一个穿着围裙的阿姨正在厨房里忙活，她就是刘振武的妻子，姓张。
张阿姨很和善，她看见我，笑着说：
“你就是卫东吧？老刘天天在我面前夸你。快坐，别客气。”
我局促地站在门口，不知道手脚该往哪里放。
刘振武脱下军装外套，换上了一件旧毛衣，对我说：
“愣着干什么，进来坐。今天就把这里当自己家。”
那顿饭，我吃得浑身不自在。
张阿姨不停地给我夹菜，把我的碗堆得像小山一样高。
她说：“多吃点，看你这孩子，瘦的。在部队里肯定很辛苦。”
刘振武给我倒了一杯酒，他说：
“今天不谈工作，喝点。这酒，是我一个老战友从老家带来的，地瓜烧，劲大。”
我端起酒杯，站起来说：“首长，我敬您。”
他摆摆手，说：“坐下说。在家里，别叫我首长，叫我……叫我刘叔吧。”
我的心咯噔一下，鼻子有点酸。
我端着酒杯，一口把那杯火辣辣的酒喝了下去。
那天下午，他跟我聊了很多。聊他年轻时候打仗的事，怎么在死人堆里爬出来，怎么带着一个班的兵守了三天三夜的阵地。
他说着说着，眼睛就红了。
他说：“卫东，我们这些人，命都是捡回来的。所以，要活得有价值。”
他从书房里拿出一个相框，照片上是一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笑得很灿烂。
他说：“这是我儿子，也是个兵。五年前，在边境执行任务，牺牲了。”
我看着照片，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声音很沉。
他说：“我看到你，就像看到了他。你们身上都有一股劲，一股不服输的劲。”
“卫东，好好干，别让我失望。”
从他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走在路上，风吹在脸上，很冷。
但我心里，有一团火在烧。
从那天起，刘振武在我心里，不再只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司令员。
他像我的长辈，像我的父亲。
我发誓，只要我卫东还有一口气，就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他。
04
出事那天，是在去边境一个哨所的路上。
那次视察是秘密的，只有几个人知道行程，包括副参谋长老何。
我们坐了两辆越野车，刘振武和我一辆，老何在另一辆。
路很颠簸，两边都是荒山。我握着枪，眼睛一直盯着窗外。
刘振武好像看出了我的紧张，他说：
“卫东，放松点。这条路我走了几十次了，闭着眼睛都能开回去。”
我没说话，我的直觉告诉我，今天有点不对劲。
太平静了，连鸟叫声都没有。
车子开到一个山口，那里的路很窄，只能容一辆车通过。
就在我们的车头刚拐进山口的时候，爆炸发生了。
不是地雷，是早就埋在山壁上的炸药。
巨大的气浪把我们的车掀翻了，车窗玻璃全碎了，我的耳朵嗡的一声，什么都听不见了。
我从变形的车门里爬出来，满脸是血。刘振武被卡在座位上，额头也破了。
我把他从车里拖出来，刚拖出来，山上传来了枪声。
是狙击步枪的声音，沉闷，有力。
子弹打在我们旁边的石头上，溅起一串火星。
我立刻把刘振武护在身后，对着山上大喊：“老何！掩护！”
老何他们的车被堵在后面，他带着两个警卫员下了车，对着山上开枪还击。
但是对方的火力很猛，我们被压得抬不起头。
我看到刘振武胸口的衣服渗出了血，我知道他受伤了。
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带他冲出去。
我对他喊：“司令员！你撑住！我带你走！”
他抓住我的胳膊，说：
“卫东，别管我！你快走！给军区打电话！”
我怎么可能走。我把他背在身上，猫着腰，准备往山下冲。
就在我站起来的一瞬间，我感觉后背像是被两根烧红的铁棍狠狠地捅了进去。
我闷哼一声，整个人往前扑倒。
我倒在地上，意识开始模糊。我用尽最后的力气，回头看了一眼。
我看到刘振武被两个冲下来的蒙面人拖走了。
我还看到，在远处的乱石后面，副参谋长老何，正拿着望远镜看着这边。
他的脸上，没有焦急，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奇怪的、冰冷的平静。
然后，我的世界就黑了。
我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醒来的时候，我躺在医院里，浑身插满了管子。
一个医生告诉我，我中了两枪，一枪在左肩，一枪在右后腰，差一点就打中断了脊椎。
我问他：“刘司令呢？”
医生说：“刘司令被救回来了，受了点轻伤，正在休养。”
我松了一口气，又问：“我可以去看看他吗？”
医生摇摇头，说：“你现在需要静养，不能乱动。”
我想，我去不了，那就等他好一点来看我。
05
我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月。
第一个月，我每天都盼着。盼着那扇白色的病房门被推开，那个高大的身影会走进来。
他会像以前一样拍拍我的肩膀，说：“卫东，好样的。”
但是，门开了无数次，进来的只有医生和护士。
他们给我换药，给我打针，跟我说一些公式化的话。
比如“今天感觉怎么样”，比如“恢复得不错”。
我开始着急。我让护士帮我给司令员办公室打电话，电话通了，接电话的是秘书。
秘书说：“首长很忙，正在处理伏击事件的后续工作，暂时没有时间。”
我又写信。
我趴在病床上，忍着背上的剧痛，写了整整三页纸。
我问他身体好不好，问他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问他什么时候能来看我。
我把信交给护士，请她务必转交。
信送出去了，像是石头掉进了海里，一点回音都没有。
第二个月，我开始困惑。
部队里派人来看过我，是政治部的一个干事。
他提着一个果篮，说了几句不咸不淡的慰问话，就走了。
我问他关于刘司令的事，他说他不清楚。
医院里开始有了一些风言风语。我听见两个小护士在门外小声议论。
一个说：“就是他，给刘司令当警卫的那个。”
另一个说：“听说那天是他处置不当，才让司令员受了伤，差点被绑走。”
我的血一下子就涌上了头。
我掀开被子想下床，但背上的伤口一阵撕裂般的疼痛，我又摔回了床上。
我开始怨恨。我想不通。
我豁出命去保护他，他为什么连来看我一眼都不肯？哪怕是派人来问一句话也好。
难道那些人的命是命，我卫东的命就不是命吗？
我想起他带我回他家，想起他给我倒的那杯地瓜烧，想起他指着他儿子的照片对我说的话。
这一切，都像一个笑话。
第三个月，我绝望了。
我的伤口在慢慢愈合，但心里的那个洞，却越来越大。
我的身体能动了，我拄着拐杖，在走廊里来回地走。
每一个从我身边走过的穿军装的人，我都会盯着他看，希望他能带来一点关于刘振武的消息。
但是没有。什么都没有。
我像是被整个世界遗忘了。被我用生命保卫的那个世界。
终于，我等来了一纸命令。不是嘉奖令，是退伍令。
命令上写着：卫东同志，因在执行任务中负伤，身体状况已不适合继续服役，准予退伍。
我拿着那张纸，看了很久。
纸上的字，每一个都像一把刀子，扎在我的心上。
我的军旅生涯，我的一切梦想和荣耀，就这样被这张轻飘飘的纸，画上了一个句号。
我不甘心。我一定要当面问个清楚。
06
办理退伍手续的那天，我没有让任何人送。
我脱下了穿了多年的军装，换上了一套不合身的便服。
我拄着拐杖，一个人，一步一步地走在军区大院里。
路两旁的白杨树，叶子已经黄了。我刚来的时候，它们还是绿的。
周围的士兵看到我，眼神都很复杂。有同情，有躲闪，还有一些我看不懂的东西。
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看到我就会立刻敬礼，喊一声“卫哥好”。
我现在只是一个拄着拐杖的、即将离开的残废。
我先去了趟财务处，领了我的退伍金。
一沓不算厚的钱，我数都没数，就塞进了口袋里。
然后，我去了刘振武的办公室。我想做最后一次尝试。
还是那个秘书，他拦住了我：
“留步，卫东同志，首长在开一个很重要的会，不能见客。”
我看着他，问：“行啊，那麻烦请问一下，什么会，要开三个月？”
秘书的脸有点不自然，他说：“这是部队的纪律，请你理解。”
我笑了。我拄着拐杖，转身就走。
我没有再多说一个字。心已经死了，再说什么都没用了。
最后一站，是档案室。
我要去那里，把我最后的一点东西，也交出去。我的军官证。
档案室在一栋老楼的地下室，阴暗，潮湿，空气里都是旧纸张发霉的味道。
我走下台阶，感觉自己像是在走进一座坟墓。
档案室里只有一个女文员，很年轻，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很文静。
她正在埋头整理一堆文件。
我把我的军官证放到她面前的桌子上。
我说：“你好，我来办手续。”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她的眼神很平静，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她拿起我的军官证，翻开，核对着上面的信息和照片。
“卫东，特种侦察连，后调任司令部警卫员。”她轻声念着。
然后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印章，准备在“注销”那一栏盖下去。
我看着她手里的印章，红色的，像血。
我看着军官证上自己的照片，照片上的我，穿着笔挺的军装，眼睛里有光。
我突然觉得很刺眼。
我别过头，不想再看。
我说：“办好了吗？”
她说：“好了。”
她把军官证合上，放进一个牛皮纸袋里，封上了口。
一切都结束了。我不再是军人卫东了。
我转过身，拖着那条不太灵便的腿，走向门口。
我只想快点离开这里，离开这个让我从天堂掉进地狱的地方。回家，或者去任何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
07
可就在我握住门把时，身后传来清脆的“咔哒”一声，门被从里面反锁了。
我猛地回过头。
那个戴眼镜的女文员，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门后。
她手里拿着一把钥匙，刚才那声响，就是她用钥匙从里面锁上门的声音。
她还是那个文静的样子，但她的眼神变了。
不再是那种看陌生人的平静，而是一种我非常熟悉的、只有在执行特种任务的战友眼中才能看到的锐利和警觉。
“你干什么？”我沉声问。
我的手，下意识地摸向了腰间，那里曾经别着我的枪。现在，那里空空如也。
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对我做了一个“安静”的手势。
她走到窗边，仔细地拉上了厚重的窗帘。整个档案室，瞬间暗了下来，只剩下桌上一盏台灯发出的昏黄的光。
她走到我面前，压低了声音，一字一句地对我说：“卫连长，别回家。”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她叫我“卫连长”，这是我在特种侦察连时的职务。
自从我当了警卫员，已经很久没人这么叫我了。
“你到底是谁？”我盯着她的眼睛。
她从一堆看似普通的文件下面，拿出一个很小的东西，递给我。
那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