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的后辈每年聚会，名曰为了纪念革命先辈、传承革命精神。

四野的后辈每年都大张旗鼓地搞聚会，名曰为了纪念革命先辈、传承革命精神。那么一野的后辈是否也该这样做？二野和三野的后辈是不是也该每年来这么一出活动？志愿军的后代是不是也应该跟进？那些用小推车支援革命战争的普通老百姓的后代，是否也应该组织聚会，一起缅怀他们的先辈为中国革命所付出的牺牲和奉献？
河南信阳，老城区的一个饭店包间里，几十号人围坐一桌，墙上贴着一张红底黄字的大横幅：“四野后代2025年纪念聚会”。
屋内热闹非凡，老照片一张张摆在桌上，战地日记、军功章、旧军装被小心翼翼地传看，有人轻声哼起《英雄赞歌》，有人悄悄拭泪。
这样的场景，已持续了快二十年。
但也就在那天晚上的网络上，这场聚会引发了不少讨论，有人转发了现场照片，配文（开头第一段）直白。
评论区里，一时间吵成了翻江倒海。
但如果深入去看，会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早就被悄悄地写在祖国的山川大地上——只是形式不同，表达不一，声音大小也不一样。
2018年10月，青海玉树，十一户一野后代踏上了“重走父辈剿匪路”的纪念之旅。
那是一次被称为“沉默里的纪念”的活动，五天时间里，他们翻越四座雪山，走访六个墓地，有人在山坡上默默地流泪，有人带着父亲当年写的日记复印件，拿给当地孩子讲故事。
冀春光的女儿说了一句话：“我们家穷得干净，但我爸说，干净，是最体面的传家宝。”
2024年7月，贵阳正值贵阳解放75周年纪念，95岁的余忠坐在轮椅上出现在活动现场，他是二野的老担架兵，当年龙里战役，他抬了两个小时的伤员，后来自己也被炸残了腿。
“我爸不说话，但我们知道他想来。”
余忠的儿子说，手里拿着那枚发黄的军功章：“故事要是不凑在一起讲，年轻人哪知道你爷爷干过啥？”
三野的后代也没闲着，2024年5月初，舟山烈士陵园前集合了2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后代，他们中有的住北京，有的在福建，有的年纪已经超过70岁，但都坚持来了。
96岁的李明海穿着旧军装，在烈士碑下敬了个标准军礼，他的儿子望着不远处的金塘大桥说：“当年我爸是游过来的，现在我开车就能上岛，他说那桥，比彩虹还亮。”
这不是个别现象，2019年，渡江战役纪念馆组织了一场“跨江歌声”的纪念活动，丹东的志愿军后代们带着搪瓷缸、写着“志愿军”三个大字的饭盒齐聚一堂，唱起《我的祖国》。
那年，有个孩子问爷爷：“你为什么哭？”
老人只说了一句：“这歌，是我们当年唯一的广播。”
2025年6月，山东临沂，一场特殊的聚会在沂蒙山下举行，三野后代和“红嫂”后人面对面坐在一起。
一个穿灰布衣的中年人拿出了家传的小推车模型，“我奶奶当年就是推着这个，送粮、送伤员，连儿子都扔在草垛里。”
那场面安静得能听见风声，没有人鼓掌，但很多人眼眶红了。
这些聚会，表面看像是家族活动，实际上远不止于此，它们是记忆的修复，是历史的拼图，是把高高在上的“革命精神”一点点还原成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故事。
四野后代曾在整理16师46团战史时，发现了一个连队消失的番号，用的是老兵的回忆、老照片、甚至墓碑上的残存字迹，才拼出了那段被遗忘的历史细节。
二野的后代在一次聚会中找到23名曾经的炊事员名单，其中13人从未被写入任何正式史料。
这些聚会，不只是为了缅怀，更是为了抢救，在一个老兵逐渐凋零的时代，这些后代是为历史“按手印”的人。
有人说，这些聚会太私人，可事实是，这些“私人记忆”，正是国家记忆的基础，每一个家庭的讲述，汇流起来，才有了完整的历史长河。
志愿军后代曾有一句话：“我们不是在纪念战争，而是在纪念不怕牺牲的那一代。”
支前群众的后代则更简单：“推车的劲不能丢。”
那我们该怎么回答开头那个问题？
是不是一野、二野、三野的后代也该每年搞一次聚会？是不是志愿军的后代也该跟进？是不是当年用小推车支援前线的老百姓后代也该组织起来？
答案其实已经写在现实里了，他们已经在做，或热烈，或安静；或公开，或私密，但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对历史说：我们还记得。
这些聚会，不是形式，是一种情感的自觉，是对“不能忘”的朴素坚守。
当四野的曾孙在一野后人手里看到同款军水壶，当红嫂的重孙女听到《英雄赞歌》忍不住落泪，那种跨越时间的连接，是任何一场官方活动都无法取代的。
这不是一场聚会，这是一场精神接力，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它让我们记得，牺牲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代人用命换来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