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日本高中生上课一丝不挂地接受军国主义熏陶，留下老照片

1938年，日本国内，高中生上课一丝不挂地接受军国主义的熏陶时，留下的老照片，镜头中的他们赤身裸体，毫无羞耻感。
照片拍摄于东京一所女子中学的冬季早课上，背景是木质地板、紧闭的窗户，空气中弥漫着冷冽的湿气，地面上还能看见因为摩擦而脱落的皮屑。
一群年龄不过十五六岁的少女脱去校服，仅用粗糙毛巾反复擦拭自己的皮肤，动作机械，神情空洞，仿佛身体与意识已被切割。
这并非一场体育课，也不是卫生训练，它被冠以“精神砥砺”之名，实为对个体意志的系统改造。
真正令人后背发凉的不是裸体本身，而是在这种状态中，羞耻感被剥夺、个人尊严被压碎、身体的痛苦被制度化、美化，并最终内化为“忠诚”的象征。
教育，本该是灵魂的养料，却被用来训练服从、磨灭个性、塑造战争工具，一个国家的校园，沦为了军靴下的训练营。
1938年，日本全面进入战争动员状态，学校不再是传授知识的地方，而是国家兵工厂的一环。
教育系统被彻底军事化，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学生管理，全部围绕“战争服务”展开。
所谓“精神砥砺”，是由教育省统筹的“强健精神与肉体”系列课程之一，目标不是健康，而是训练“严寒下也能忍耐”的士兵心理。
那天的课堂，室外温度接近零度，女生们被命令脱下内衣，只准携带一条擦身毛巾，整个班级在教室里列队，窗帘拉上，门紧闭。
教官指挥着节奏，每五分钟检查一次执行情况，有女生因动作迟缓被单独拉出，关进器材间，随后传来短促的哭声。
教官没有任何情绪，只留下话：“哭泣是怯懦的表现，是敌人的胜利。”
擦拭持续了整整四十五分钟，直到皮肤泛起红痕，甚至轻微破皮，没有热水，也没有药膏，课程结束后，学生必须直接穿回校服上课。
那天的语文课内容是《忠君爱国训》，讲的是“身体是天皇赐予的容器，应以战死来归还”。
一名女生在日记中写道：“我感到疼痛，但不敢说出。我怕自己不够忠诚，不够坚强。”
她的名字后来出现在1945年广岛原爆死者名单上，年仅23岁。
这种教育并不是一时兴起的异常，而是有其完整的体系支撑。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正式全面侵华，战争对资源和人力的需求飙升，国家对教育的改造也随之提速。
文部省颁布了《国民学校令》和《中等学校教育纲要》，明确将教育目标转为“培养具备忠诚精神和战斗能力的国家国民”。
地理课成了军事地图绘制训练，要求学生熟记中国各地资源分布；生物课强调如何在野外求生、维持体力；数学课练习弹药配比与粮食分配；
家政课教女生缝制“千人针”——一种用于士兵出征时祈福的布符，每条必须缝上至少千针，象征千人祈愿的安全。
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学校对身体的训练也达到了变态的程度，男生赤膊在雪地中站军姿，女生则每日接受“寒冷训练”“疼痛适应课”。
在北海道，一所中学记录下“冬季裸露训练”事故，一名14岁女生因低温休克死亡，校方归因为“精神力不足”，她的母亲曾抗议无果，反被贴上“非国民”标签，被迫搬离当地。
与此同时，社会舆论也在为这种教育方式提供合理性，广播每天播放军歌、朗读天皇训令，报纸刊登前线“英烈名单”，称他们为“国之荣光”，并鼓励学生“以他们为榜样”。
任何质疑都被视为“思想不纯”或“危害国家安全”。
这种教育逻辑的本质，是将个体身体与国家意识形态绑定，将痛苦与忠诚划上等号。
少女在教室里脱光衣服擦拭身体，并不是在锻炼，而是在接受一种“羞耻感剥离训练”。
羞耻感，是个体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也是个体边界的体现，剥离羞耻感，意味着人格的瓦解，是驯化的第一步。
接着，通过集体执行、重复动作、统一口号，进一步压制个体差异，最终达到“完全服从”的心理状态。
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并非突然出现，它是明治维新以来“富国强兵”思想极端化的结果。
早在19世纪末，日本就已将“军人精神”纳入教育理念，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种理念变质，成了彻底的国家控制工具。
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赋予政府对教育、舆论、出版、经济等全面控制权，教育成为国家战争机器的一个齿轮。
根据文部省公开的1940年一份内部文件，中学课程中与军事、国家意识相关的内容总课时占比已超过48%，而传统的文学、哲学等课程被大量删减。
这些制度背后，是对人性的系统性改造，不是培养有思考能力和道德判断的“人”，而是打造不问是非、不惧死亡、毫无质疑能力的“战争工具”。
在这样的体系里，那些在冷教室里擦拭身体的少女，并不是“活着接受教育”，而是在“被制成某种形状”，她们的身体成为战争意识形态的展台，疼痛成为忠诚的证明。
历史不会重演，但会押韵。
当教育不再是启发，而是纪律；不再是对个体的尊重，而是对集体的崇拜；不再是思辨的土壤，而是服从的模具——就已经走在危险的边缘。
信源：战后日本军国主义为何“死灰复燃”2025-12-11 16:45:43《环球》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