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奥斯丁诞辰250周年｜回望英语经典小说中的家庭和女性

英国批评家F.R.利维斯（F.R.Leavis）在其著作《伟大的传统》开头，开宗明义地将简·奥斯丁（Jane Austen）、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称作“英国小说家里堪称大家之人”，他解释道：“所谓小说大家，乃是指那些堪与大诗人相比相埒的重要小说家——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的意识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作为与《英语词典》编者塞缪尔·约翰生博士（Samuel Johnson）并列的英国批评家，利维斯有着近乎经学家的执拗，他相信在批评领域存在一种至高无上，超越时间的绝对律令，凭此可以臧否一切英语小说，从中划分出珍珠与泥沙。当然，我们也能在他的万神殿里看到一条历史的脉络，利维斯借文学史叙述，解释经典的由来。

在他看来，小说的事业，起始于诸如《闲谈者》《旁观者》之类的报刊随笔。“在这两份报纸的版面间，我们看见了戏剧向小说演变的过程”。菲尔丁（Henry Fielding）取道新闻业而来，开创了英语小说的大传统，之于利维斯，菲尔丁的重要性，在于其为奥斯丁的创作铺平了道路。当读者“领会了奥斯丁的特异卓绝，便会体会到人生苦短，不再容你沉湎于菲尔丁或对普里斯特利先生投去哪怕一瞥了”。

在简·奥斯丁诞辰250周年的今天，我们或许不能如此笃定地追随利维斯的步伐，以这般严肃姿态，瞻仰这些“西方正典”，也不能像他一样，用奥林匹斯众神般不容置疑的口吻，把所有早期小说都视为成就奥斯丁的铺路石。我们需要回到，英国小说诞生之初的历史语境，具体而微地理解是怎样的因素使得简·奥斯丁那看似题材单纯的家庭小说，不仅被一代代普通读者展读，更成为理解一个时代、一种文化、一个阶级的必要抓手。

简·奥斯丁画像

早期英国小说中的女性声音

1353年，意大利作家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在其短篇小说集《十日谈》的序言中写道：“多情善感的妇女最需要别人的安慰，命运对于她们却偏是显得特别吝啬。为了多少弥补这份缺憾，我才打算写这一部书，给怀着相思的少女少妇一点安慰和帮助——为的是，针线、卷线杆和纺车并不能满足天下一切的妇女。”在14世纪中叶的文艺复兴时期，这位作家即敏锐地察觉到，与男性享有的自由相对的，是其同阶级女性往往无法掌控自我的境况。她们不得不延宕着自身主体性的构建，尽管其已具有基本的读写能力，却依旧被桎梏在家庭的一方天地中。而当薄伽丘决意为她们写作时，小说便于人文主义在神权的晦暗云层里所撕开的思想裂隙内产生了。《十日谈》的影响，透过“中世纪英国文学之父”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渗透到英语文学的肌体之中。在这部充满狂欢化色彩的多声部叙事诗里，我们也能找到巴斯妇人那样拥有充沛主体性的女性声音。

在最先经由工业革命产生现代个人主义思潮的英国，小说常常借由女性声音来进行叙事。甚至我们可以说，小说所代表的文化再生产方式与女性地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上升密不可分。诸如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摩尔·弗兰德斯》（1722），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的《帕美拉，或美德的奖赏》（1740）、《克拉丽莎，或一位年轻女士的故事》（1748），都以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为主轴，来达成某种单一的，完整的情节构建。这两位作家的作品，通常被视为英国小说的原点。

很多时候，英国小说家亦会如薄伽丘一般，转向闺房中的女性读者，将其看成虚构文学最重要的读者群之一。这的确是一种市场导向的选择。美国学者伊恩·瓦特（Ian Watt）在其代表作《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与菲尔丁研究》中提到，18世纪早期，许多生活在城镇的中产阶级女性，有了比以前更多的休闲时间。不断扩大的女性读者群促使书商与作者做出回应。1693年，第一份面向女性的期刊《女士的信差》创办。之后，女性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1709年创办的《女士闲话报》，1744年的《女性旁观者》等。

理查逊在《帕美拉》里使用的叙事笔法，即专为女性读者喜好而特化。现代读者或许会对他小说中连篇累牍的琐碎描写感到厌倦，作家对女主人公的塑造精细到她的每一根别针。于是乎，在《帕美拉》里，18世纪女性日常生活的精确细节被逐一还原出来：关于如何组装一只合适的旅行衣橱，关于如何挑选服饰，装饰自己的闺房，理查逊如同写作指南书般，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些与小说主体情节无涉的细枝末节。在他开始写作的时代，如今有关小说的种种教条还远未形成。如何经济、有效地使用文字，如何通过描写间接地切入情节，呈现人物如冬日窗花般时时变换纹样的内心，还是一个未知数。《帕美拉》采用早期小说中常见，当下却几乎无从看到的书信体，其所依附的，乃是漫长的文人书简写作传统。

而《帕美拉》对典雅爱情主题的重构，恰恰是促使小说出现的关键要素。尽管，今日此一主题久已因过度书写而变得甜腻乏味。但我们应当注意到，任何常识都是在历史的地层中层第累积地形成的。文学中的爱情概念也是如此。只有在一个被性别化，且两性皆拥有行动权利的语境里，此种爱情才是可能的。工业革命后英国城镇中产阶级的崛起，让相对封闭的家庭空间成为了爱情的舞台。在此之前，源起于11世纪普罗旺斯文学的典雅爱情，不过是圣母崇拜向世俗层面的转移。贵妇人的爱并非骑士武功歌的叙事核心，只是其如锁和锁扣般将整个故事密封起来的肇因与结局。游吟诗人关注的，并非贵妇人的主体性，而是骑士们近乎模式化的冒险故事。女性只是他们争夺的对象，与圣杯无异。通过将典雅爱情中对爱欲本身近乎形而上学的崇拜，引入中产阶级的家庭秩序当中，小说完成了自身合法性的构建。

被尊为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前驱的小说家、评论家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认为，古典世界之所以未能发明小说这一体裁，正是因为彼时女性完全的屈从地位。古典作家鄙薄爱情主题，往往以喜剧手法将此类情节一笔带过。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在《美狄亚》《特洛伊妇女》等悲剧里，让“被囚禁的男男女女因爱恨交织的强烈情感而互相毁灭”。维吉尔（Vergil）《埃涅阿斯纪》中狄多的爱情，只是作为战争戏码的一个注脚。罗马帝国时期的修辞学家，通常都倾向于认为此类题材缺乏真正的严肃性。唯有让人物如同辉煌的立柱般，挺立在一个公共政治场域中，文学书写才拥有题材上的优越性。这一曾经不可辩驳的古典真理，随着小说的兴起而遭到遗忘。

乡村中产阶级的语言乌托邦

在《欲望与家庭小说：小说的政治史》一书中，美国学者南希·阿姆斯特朗（Nancy Armstrong），将小说中家庭妇女形象的诞生，看作英国政治史与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家庭小说从一开始便试图将两性关系的语言抽离于政治语言之外，却因而引入了一种新的政治权力形式。这种权力伴随着家庭女性这一形象出现，霸占了一切与私人生活相联系的物品与活动，从而把控着英国文化。经由家庭琐事、闲暇时光、男欢女爱和亲密关系，权威落在了家庭女性身上；人性最基本的品质理应在其管辖下发展。”我们不难从南希的论断中，辨认出晚期福柯（Michel Foucault）权力哲学的影子。事实上，《欲望与家庭小说》这部小说史研究的经典著作，也正是在福柯《认识意志》的影响下写成的。通过引入福柯的权力哲学，南希向学院派女性主义的“压抑假说”提出异议，认为女性不仅仅是被局限在家庭关系中的受害者，更是一张张权力蛛网中的主体，权力的蛛丝穿过她们，而她们又源源不断地编织出这些蛛丝，以获得道德的议价权，并透过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权力影响公共领域中的宏观权力构建。在南希看来，18世纪末英国中产阶级女性开始写作，并于19世纪诞生出乔治·艾略特之类一流小说家这一事实不容忽视。她们的写作直接参与了对英国小说传统的塑造。而通过写作，中产阶级女性将自己塑造为行动的主体、欲望的主体与道德的主体。

《欲望与家庭小说：小说的政治史》

之于南希的理论透镜，简·奥斯丁不失为一个重要的考察对象。她生前匿名出版的《理智与情感》（1811）、《傲慢与偏见》（1813）、《曼斯菲尔德庄园》（1814）和《爱玛》（1816）四部小说，及逝世后出版的《诺桑觉寺》《劝导》，共同编织出一个中产阶级的语言乌托邦，在其中，书写与交流所体现的教养，对教养的误认及确认，是情节向前行进的基本动力。南希写道，奥斯丁的理想社区“更深地根植于交流之中”，关于财富和地位的标志“必须以语言，这种更为根本的通货进行阅读和评估”。

奥斯丁的小说可谓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家庭小说，它们的叙述视野，聚焦于18世纪末英国的地方乡绅阶层。奥斯丁自述，“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便构成其创作时“得心应手的好材料”，她最擅长的，即是在“两寸象牙上细细地描画”。退回到这看似狭窄的题材中，是作家的主动选择。在她的少年习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充满女性力量、放纵、不正当行为和普遍高昂精神的无政府主义幻想的故事”，这些作品是对当时流行的感伤文学的简单戏访。小奥斯丁甚至将其写作触角短暂地探入历史领域，在14岁时，写下一部名为《英国史》的34页手稿。

细察这位作家的教育及阅读背景，我们便可明了她对尚未成型的英国小说传统所做出的革命性贡献。奥斯丁所能接触的文学资源，除戏剧外，不过是理查逊、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范妮·伯尼（Fanny Burney）等一众作家的小说和教科书上的零碎行为指南。小说仍然是出没在报刊上的“二流文学体裁”，与诗歌相比缺乏真正的严肃性。然而在奥斯丁笔下，早期小说中芜杂的混响、干瘪的说教，却被提纯为一种堪称典范的英语口语，那是新兴的英国中产阶级乡绅所使用的，富有教养的语言。

这一辉煌的文学成就有着一个相对潦草的起点。1793年至1795年间，奥斯丁开始创作短篇书信体小说《苏珊夫人》。这部野心勃勃的初试啼声之作，与奥斯丁成熟期的小说大相径庭，故而直到1871年才正式整理出版。女主人公和《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里的淑女截然不同，是一个善于使用自己的智慧和魅力来操纵、背叛、虐待其爱人及亲友的狠辣角色。奥斯丁的传记作者克莱尔·托马林（Claire Tomalin）评价道：“这部小说以书信体写成，情节紧凑，如同戏剧一般，其讽刺辛辣的笔调也堪比那些可能为她提供灵感的复辟时期最离经叛道的剧作家⋯⋯在奥斯丁的作品中，这部小说独树一帜，它刻画了一位成年女性，她的智慧和性格力量远胜于她遇到的任何人。”

早期出版的《傲慢与偏见》中的插画

南希依循利维斯的做法，将奥斯丁放在菲尔丁与理查逊所织就的文学轴线上加以考察。《帕美拉》遂构成奥斯丁那些家庭小说的参照：“奥斯丁的小说演绎了理查森式的主题，女性话语为了赢得代表个体身份的权力而与男性话语相抗争。女主角又一次假定了一种建立在性别差异而非政治差异之上的性别观念。男人遵循政治差异，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他们的权威。但是一些改变已经在《帕美拉》的发表和《爱玛》的写作之间悄然发生。”不同之处在于，《帕美拉》中女仆帕美拉与主人B先生之间的话语纠缠，往往是两个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斗争的浓缩。而奥斯丁笔下，分歧更多的取决于个人差异，男女主角之间年龄、性格、品位之间的差异，而非政治观点之间的差异。因此，“性契约不再构成阶级矛盾的话语，相反，它识别出了同一个阶级中观点的两极——这个阶级就是文化阶级。”

奥斯丁的书写，最终成为英国乡村中产阶级自我确认的一种仪式，当工业革命愈发向前推行，奥斯丁笔下那封闭的、自足的精英阶层，让位于《简·爱》里阁楼上的疯女人与《呼啸山庄》中希斯克利夫的复仇。然而奥斯丁作品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无论我们是以历史与文化的角度，还是以文学技术本身的角度观察它们，它们都能够折射出五彩弧光，照亮我们灰暗的世界，让我们确信一种无比现实，也无比坚韧的女性主体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