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饭甑与饭桶的关系：千万不要看不起文科生

校尉出品、必属精品！

本文来自公众号《校尉讲武堂》

郑重申明：此饭甑非彼饭甑，与最近沸沸扬扬的大师断亲案无干。

引子：

与校尉同龄的南方人都知道，要把生米做成熟饭，必须用到饭甑。

这就是蒸饭用的饭甑

这属于最古老的米饭加工工艺，比日本的米饭仙人要古老、传统得多。

简单说，当时做饭分两步。

第一步叫潦米，也即将大米洗干净后放到清水中煮至七、八成熟，然后用甑篱捞出来控干水分。

注：校尉也不知是不是这个潦字，网上也查不到权威说法。

这就是潦米用的竹甑篱

第二步叫蒸饭，将控干水分的米饭放到饭甑中，然后上锅蒸，当蒸汽从饭甑顶部冒出，并将米饭的清香送满农舍时，一锅地道的南方潦米饭也就完成了。

潦米饭还有个副产品，也即潦米时留下的米汤。

米汤富含维生素B和各种矿物质，性平味甘易消化，可温养脾胃，辅助缓解消化不良、腹胀等症状。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原汤化原食，在北方，是吃完面条、饺子后来碗煮面食的汤，在南方，则是饭后来一碗米汤。

这种说法，在医学上是说得通的。经过高温煮熟后，面食、米饭中的部分维生素、矿物质会溶解到原汤中，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消化。

另外，再说个已经用不上的小知识。

当年营养匮乏，小孩嘴角总容易溃烂，抹点蒸饭时凝结在锅盖上的蒸汽水，很快就能好。当时不明就里，现在想想，除了蒸馏水的清洗作用，大概也是因为其中含有某些特殊成分。

一说儿时的记忆，就扯得有点远，回到正题，饭甑与饭桶的关系。

简单说，饭甑就是饭桶，饭桶却未必是饭甑。

饭甑特指蒸饭时用的大型容器，又可称为饭桶；但饭桶的含义经常被引申，并且带有明显的贬义。

也就是说，南方人说饭甑，确确实实就是指的蒸饭时用的大木桶，南方人说饭桶，十有八九指的是混吃等死的蠢人。

而在社会分工体系中，文科生就好比饭甑，专门负责给人类提供精神食粮。

遗憾的是，饭甑也未必是饭甑，而很可能是饭桶，甚至干脆就是不提供精神食粮而只提供精神污染的人形造粪机。

壹：

长期跟踪校尉发文的朋友可能还有印象，去年也即2024年6月，校尉写过一篇《从何院士与胡主编说起：文科生招谁惹谁了》。

不是校尉想制造学科对立，更不是校尉看不起文科生——校尉也没这个资格，因为民族危亡之际力挽狂澜的民族英雄之中，最拔尖的那一群人，比如长沙一师毕业的老人家，留学欧洲的周总理、小平同志等，大多都是文科生。

但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文科领域，在某种神秘力量的带动下，确实已经逐渐跑偏，因而也带偏了很多文科生。

当然，你也可以反过来理解，正是因为某些文科生集体跑偏，所以带偏了文科领域。

其实校尉一直很敬佩真正的文科生。

敬佩的理由，一句话概括，就是文科近乎道、理工近乎术，因此文科生更能成圣。

为什么从先秦诸子到信息时代，人类的科学技术包括物理、数学等基础学科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在对天道、人性的理解上，却始终不能超越前人？

就是因为，关于对天道、人性的理解，关于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都是典型的哲学问题，都属于文科领域。

先秦诸子创造的哲学巅峰，已经无限接近于天道与人性的真理，因而后人很难超越。

不管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天人合一，还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天下大同，都不知超越了西方被宗教绑架的世界观、人生观多少年。

直到今天，西方依然在神神道道的神明造世与日渐虚伪的普世价值之间来回摇摆，而我们的先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说透了天道与人性的本质——天人合一、天下大同，前者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后者是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人种与人种的和谐统一。

所谓出道即巅峰，此之谓先秦诸子乎！

遗憾的是，这种开放包容大度的世界观、人生观，却逐步被皇权压制、异化，最终又被满清皇室增加了一层奴化，进而导致中华文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最低谷。

明朝皇权虽盛，王阳明依然能用一句人欲即天理——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将天人合一的理念提升到了更高的思维层次。

而郑和下西洋的伟绩也足以说明，明朝的科技水平、工业水平，同样处于世界巅峰。

可到满清，不管是人文理念还是科技水平，中国却都出现了全面的倒退。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满清入关后，彻底打断了中华文明的精神脊梁——民族气节。

虽然还是那个以士大夫为主的知识精英群体，但失去了民族气节的支撑，晚清的士大夫，已经由提炼民族精神、为中华民族提供精神食品的饭甑，变成一群只能进不能出、脑满肠肥、混吃等死的饭桶，无法延续中华文明的辉煌。

先有精神、后有文明，民族气节就是文明的道统，失去这个精神脊梁的民族，就无法延续文明的辉煌。

从文明的大尺度看，满清士大夫围绕满清皇室所做的一切正统性解释，看似有利于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其实都属于屎上雕花、吮疽舐痔的无用功，除了讨好满清皇帝一人与为他们卖身投靠找到心理慰藉，对民族的延续、文明的发展再无任何裨益，甚至只会起到反作用。

人活一口气，民族、国家同样如此。

民族气节缺失，这就是清朝不断衰落的底层逻辑。

校尉说文科近乎道，就是说，文科的哲学研究，是接近宇宙运行、人类社会运行真实逻辑的唯一途径，因而文科生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历史使命，就是通过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探索，提炼、激发、传承这种源自天道的人文精神、民族气节。

七百年前，当杨慎因为嘉靖朝的大礼仪事件喊出“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也许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但这种精神、这种气节，以及支撑这种精神与气节的逻辑，却永远都是对的、永远都不过时。

贰：

文科生，天生就应该是民族的护道者、文明的辩经人、人类的持剑人，为民族的延续、文明的发展指引方向，正如老人家在一片黑暗之中，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提出论持久战的伟大论断。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中，文科生解决的是精神问题、方向问题，理工科解决的是物质问题、执行问题。

如果说理工科是种地的，那文科生就是制定天文历法指导种地的，如果说理工科是挑水劈柴烧火的，那文科生就是最后将难以下咽、无法消化的生米，做成香喷喷米饭的那口饭甑。

再举一个例子。

留学西方的理工科人才归国，晚清时期有个高潮。但除了詹天佑等少数几人，其他人却都泯然众人矣。

正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描述，某位船厂技术员干私活卖轮船模型：他这个是拿了皇上家的钱，吃了皇上家的饭，教会了他本事，他却用了皇上家的工料，做了这个私货来换钱，不应该杀他点价么？

不管是留学归来还是自己培养，如果没有一个高效的政治体制、干净的社会环境，理工科学生其实做不了什么，顶多就是利用自己的特长干点私活、薅一薅国家的羊毛。

鲁迅先生为什么弃医从文？因为他看懂了一点，当时中国急缺的，不是什么优秀的医生，而是能够唤起中国人民族气节的文科生！

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到民国的实业救国，为什么投入巨大、牺牲甚多却收效甚微？因为始终没有足够优秀、足够数量的文科生能够挺身而出，重振民族精神、找对前进方向，创造一个高效、廉洁的社会环境。

就好比天文历法乱了，农民再辛苦，也种不出来几颗粮食；就好比饭甑变成了饭桶，挑水砍柴烧火的人再努力，煮出来的也是一桶大粪。

相反，新中国成立后，那批返回中国的理工科人才，却几乎人人大师，就此撑起了中国的工业脊梁。

让我们再看一遍这些闪闪发光的名字：钱学森、邓稼先、华罗庚、郭永怀、李四光、林兰英、王大桁、朱光亚、孙家栋、周光召、程开甲、王淦昌、赵九章、钱三强……

1999年授予的23位两弹一星元勋之中，21位有留学经历，只有于敏、钱骥是国内生长的人才。

同样都是留学欧美的理工科学子，为什么满清末年回来的大多泯然众人，新中国成立后回来的却形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璀璨的国士群体？区别到底在哪！

区别在于，在老人家、周总理这批中华文明史上最优秀的文科生引领下，中国重新走上了正轨、焕发了生机，中华民族重新找回了民族自信、文化自信。

在这样的精神鼓舞下，别说这些国士级别的顶尖科学家，即便是普通民众、普通小兵，也能焕发出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与战斗力。

抗美援朝能够打破全世界的预判获得最终胜利，是因为有一批卓越的文科生，为我们重新续上了那根被皇权统治、满清奴化、列强瓜分、日寇入侵、民国媚外所打断的民族精神之脊梁，进而激发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性与勇气。

这个时候，中国几乎没有只会造粪的饭桶，而是人人都是蒸汽升腾的饭甑。

校尉一直说，抗美援朝是中国的国运之战，是扭转国运的战争。

其实国运从来不是虚无缥缈的运气，而是在民族精神鼓舞之下，一代又一代先民的战斗与牺牲。

所谓国运，就是先民的鲜血与气节！就是封狼居胥的豪气，横贯伶仃的正气，崖山一跃的勇气，天下大同的大气，以及一直打到完全胜利的霸气！

叁：

正因为文科重要，改革开放之后，西方影响力输出的重点，同样集中在我们的文科领域。

而相比理工科，文科最大的特点，就是既没有可以理论推导的数学模型，也没有权威评价的标准体系。

理工科的研究成果，几乎都可以通过实验进行验证，文科却不行。

前面说了，文科就是辩经，一个辩字，充分体现了文科的两大特点：一是易学难精，二是难以验证。

这两大特点，又催生了一种社会现象：文科领域，总是存在很多混日子的人，总是存在那么一群欺世盗名的伪大师。

因为易学难精，所以很多人都在混；因为难以验证，所以大家都混得如鱼得水，因而很容易催生名不副实的伪大师。

民国多大师，其实就是这么一种社会现象。

既然混的人这么多，自然，以伪大师为中心，也很容易拉帮结派、互相吹捧，形成大量的学阀门派，彻底败坏文科领域的风气。

从铁骨铮铮的杨慎到口是心非的东林党，明朝士大夫群体为何违背初心，蜕变为集官僚、地主、富商、学阀于一身的虚伪利益集团，同样是这种社会现象的体现。

虽然自然科学领域也有学阀、也有混日子的人，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人身依附的现象，在文科领域尤其明显：越是有良心、有风骨、有气节的文科生，越是难以出头，因为他们的研究成果再好，也没有客观的标准来评价、更没有付诸社会实践的机会，只能被迫倒向学阀。

而那些混得风生水起的人，却往往都是一边道德败坏、一边名利双收的政工院士、屎尿诗人、丑书主席、进退主编、断亲画家、嫖客律师之流——看起来都是饭甑，揭开后全是饭桶。

在这样的逆淘汰环境中，文科领域要诞生合格的辩经人，也就变得越来越难。

肆：

文科领域乱象频发的根本原因，除了文科本身的特点，另一个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就是西方的刻意操控。

当然，西方能够操控我们的文科领域，也是基于文科领域自身的特点：没有客观的评价标准，凭借历史惯性，西方也就成为了标准。

客观评价，在全球殖民与工业革命的助推下，西方文明确实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罕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巅峰。

物质文明不细说，精神文明方面，好莱坞电影、格莱美音乐、人权民主自由旗帜下的人性解放，确实曾经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美学冲击、人性升华。

但我们也要看到，在历史的大尺度上，西方文明的盛世往往只有一次。不管是他们集体认爹的古罗马、古希腊，还是近代盛极一时的大英帝国、沙皇帝国、苏联，亦或是现在的美国。

当很多人嘲笑中国的王朝周期律之时，却未曾仔细想过，中国以外的人类文明，包括西方文明，甚至连重复周期的资格都没有。

注：关于如何辩证看待王朝周期律，准备单写一篇《为什么只有中国才有王朝周期律》，这也可以视为文明尺系列的外篇。

校尉一直说，中国近现代的百年屈辱，只是皇权压迫、异族统治双重打击下偶然形成的最低谷，不幸遇到了西方建立在全球殖民、工业革命两大历史性大风口上的唯一一次文明巅峰，这是偶然遇到了偶然，属于偶然中的偶然，并没有历史重复性。

相反，中国的繁华、富庶、强大、自信、开明、大度，来反衬中国以外包括欧洲的凋零、贫穷、弱小、卑微、愚昧、封闭，才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常态。

正因出身卑微，所以到处认爹，正因过去曾经长期匍匐在中华文明的万丈光芒之下，所以西方文明一定要趁虚而入，重新定义你的文明特性、重新解构你的民族精神、重新阐述你的历史辉煌，让西方史观、西方文化永远凌驾于中华文明之上。

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通过中国的文科领域，打着向中国输出西方先进文化、先进思想、先进制度的幌子，通过下意识的对比，将被西方彻底丑化的中国形象，隐秘地刻到我们的思想深处——既然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自然，中国的一切便都是坏的。

欲亡其国，先灭其史，欲灭其史，先灭其文化，欲灭其文化，先灭其英雄。

通过文化入侵，大范围侵蚀文科领域，让他们之中遍布公知、买办、汉奸，以及见利忘义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自以为高尚的嫖客辩护人，进而摧毁中国培育民族英雄的精神土壤，这就是西方大力援助中国文科领域、大力培养中国文科生的底层逻辑。

结语：

莎士比亚说，生存还是毁灭，确实是个问题。

校尉说，饭甑还是饭桶，确实也是个问题，因为这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

希望我们的文科领域，能够出现更多的饭甑，更多合格的辩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