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于敏坐在收音机前听到广播里氢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从不喝酒的他突然问妻子家里有没有酒:“玉芹,家里……有酒吗?”看到丈夫通红的眼睛,妻子似乎明白了丈夫这28年都在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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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芹突然想起,这28年里,于敏每次出差只说去外地办事,归期永远是说不准,问起他的工作时每次都是含糊其辞的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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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芹这才意识到于敏或许真的在做一件大事,她过去28年的坚持,突然变得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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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于敏突然告诉孙玉芹要换工作,单位地址、工作内容全不能说,连通信都要经过审查。
刚开始时,孙玉芹还能安慰自己于敏是在做大事,可当孩子上了小学,被同学围着问:“你爸爸是做什么的”时,孩子回答不出,只能红着脸跑回家;
有次她半夜发烧,抱着孩子在医院排队,看到别人都有丈夫陪着,而自己连打个电话求助都不知道该拨哪个号码;慢慢地,连邻居都开始在背后嚼舌根.......
有次于敏难得回家,结果很快就跟孙玉芹说要去上海出差,她憋了一肚子的委屈终于爆发:“他们是不是就看你老实?别人都不愿意去的苦差事,全派给你!我问你去了哪儿,做了啥,你从来都不正面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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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最后只轻声说:“厨房的窗户漏雨,我看了,是密封条老化了,明天记得找人来修。”
“于敏!”孙玉芹气得眼泪直流,“我是想知道,我的丈夫到底在哪儿,在干什么,孩子们问我,我答不上来,你哪怕给我一个标准答案,让我能跟孩子有个交代也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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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作的事,于敏装傻惯了,最后还是一个字都没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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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次喝酒事件,她隐隐猜到了于敏在做什么,尤其是晚上等孩子和自己睡着后,于敏偷偷起来,收拾了一番,剃胡子穿上那件过年才舍得穿的白衬衣。
之后小心翼翼地把一面叠得整整齐齐的五星红旗铺在书上书架上,听到于敏说出“死而后已”时,孙玉芹才终于确定了,原来那些被她误解为冷漠的瞬间,全都是他对国家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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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静静地看着国旗,想起研制氢弹时的艰难历程。
那段时间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连吃饭都要对着图纸,在上海计算所的日子里,于敏带领团队挤在闷热的机房里,用全国唯一一台每秒运算万次的计算机,把成千上万组数据算得滚瓜烂熟。
白天趴在桌上算数据,晚上就靠在椅子上打盹,机器不够用,他们就用算盘、计算尺辅助,草稿纸堆得比人还高,连地板缝里都塞满了写满公式的纸片。
有心人天不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1颗氢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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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儿子问他:“爸爸,你后悔吗?”
于敏说:“我不后悔,当年我读书的时候,亲眼看到过侵略者的飞机在天上盘旋,看到过老百姓流离失所,现在你们能安安稳稳地读书生活,我做的这一切就都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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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于敏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永远激励着后人。
那些像他一样隐姓埋名的科研工作者,他们没有鲜花和掌声,没有聚光灯的照耀,却用青春和热血,为国家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在国家需要的时候,选择了挺身而出;他们不是不爱家人,只是把对家人的爱,融入了对国家的忠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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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年代,不用再担心外敌入侵,不用再为国家的安全担忧。
可我们不能忘记,这一切都是像于敏这样的科学家们用青春、亲情甚至生命换来的,他们的名字,或许不会被所有人记住,但他们的精神,会永远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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