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年，周恩来同罗亦农之子外出视察，忽问罗西北：你外婆还健在吗

“1958年4月初的傍晚，风不算大，你外婆还健在吗？”甲板上，周恩来放低声音对身旁的罗西北说。江面翻涌的浪花抢走了一部分音节，却掩不住那份突然的关切。

长江三峡考察已进入第三天，线路紧、日程满，船舱里到处是图纸、测量数据和招呼不停的技术人员。罗西北是水电专家，也是周恩来此行最倚重的年轻工程师之一。上一秒两人讨论坝址选点，下一秒，总理却把话题抛到了家里老人身上，显得突兀又温暖。

罗西北愣了半拍，回道：“外婆身体硬朗，还能帮我照看孩子。您怎么忽然想到她？”话出口，他才体会到周恩来的心思——那位老人，曾在十几年前救过不少地下党人的命，其中就有周恩来自己。

船尾的柴油机轰鸣声盖住了短暂的沉默。周恩来缓缓靠着栏杆，似乎翻开了一本尘封相册：1925年冬，上海老闸北一处两层小楼，罗亦农刚从莫斯科回国，在这里与诸有能成婚。一位常年围着围裙的妇人——诸有能的母亲马淑平——把屋子打理得井井有条，也把地下秘密会议保护得滴水不漏。

那时候，罗亦农、周恩来、恽代英、陈赓常在夜里聚在楼上摊开地图。楼下灯火昏黄，马淑平一边煮着简单的酱油肉，一边靠门缝替他们放风。她读不出复杂的俄文文件，却能凭脚步声分辨陌生探子与熟人。有人笑称，这位没进过课堂的裁缝，才是真正的“警卫连长”。

1926年春，罗西北出生。罗亦农抱起襁褓中的儿子，说的第一句话是“又来了一个小革命”。话音未落，上海的局势便急转直下。1927年“四一二”之后，国民党悬赏五万光洋通缉罗亦农。枪声、搜捕、暗号，成了日常。为了掩护地下网络，罗家一次又一次搬家，能带走的东西除了文件就是奶粉，其余全丢。马淑平心疼，却从未抱怨。

同年暮秋，船舱里灰扑扑的客位上，马淑平抱着刚满周岁的外孙南下四川老家。她自己说：“苛税我见多了，白匪我也见过，带一个娃，总比带一屋文件安全。”谁也没想到，这一走，她与女婿与女儿竟是永别。

1928年4月15日，罗亦农在上海英租界被捕。枪决前，他写下“为大多数人的自由而死，其死亦重于泰山”。国民党特务送出的照片让马淑平痛到说不出话，然而哭了三夜后，她擦干眼泪继续做针线活养娃，外人只当她是个普通寡居妇人。

为了不连累孩子，她给外孙改名“周西伯”，换户籍、换口音、换衣裳，甚至学会了川江码头的泼辣骂词，遇到盘查时一句“老娘只认钱”便把士兵骂得抬不起头。靠两亩薄田和裁缝手艺，她把孩子熬到了识字年纪。

1938年初春，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木门吱呀一声打开，周恩来亲自迎进来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母亲。“总算把董存瑞都找回来啦！”马淑平一句俏皮话，让满屋紧张气氛化成笑声。组织安排罗西北赴延安读书，老人点头同意，却在街角背过身默默掉泪。

抗战、解放战争、院校复建，一转眼就是十五年。1953年秋，哈工大校园里落叶沙沙作响，罗西北拿到调京任职的通知，第一件事就是写信：“外婆，该到我养您了。”信寄出半月后，北京前门火车站走下一个身形瘦小却挺直腰杆的老太太，她手里拎的，仍是那只缝了无数补丁的帆布包。

新家庭不富裕。国家刚实施粮食定量，油票比工分还金贵。罗西北因公常年外地，赵士杰也忙科研，马淑平见灶台上空着，索性把家里余票换成老母鸡补身子。等两口子发现欠了食堂两百多斤粮票，已是半年之后。批评来了，罗西北只说一句：“老人攒命不容易，票我自己补。”

1960年冬天，北京的风像刀子。73岁的马淑平照镜子量头围，缝了一顶黑绒帽，对外孙媳妇说：“这回做得合头，戴上它我就放心了。”随后卧床不起。有天清晨，她忽然想吃红烧鲫鱼。市场缺货，罗西北花高价弄来一条，小心照方子煮好。老人尝了一口，笑眯眯地夸：“味儿正，比我做得还香。”傍晚，她睡着后再没醒来。

丧事极简，只摆一张小木桌，放相片一张，花圈三束。周恩来送来了亲笔挽联，寥寥数语：忠义两全，浩气长存。没有官样文章，却把这位默默无闻的母亲写得沉稳有力。

很多年过去，在水电战线提起罗西北，人们往往先想到他主持编写的工程规范，很少记得他背后站着的那位老人。可在中共党史的故纸堆里，马淑平的名字与那些“交通员”“情报员”“勤务员”写在一起，清晰可辨。她没有显赫头衔，也没有惊天口号，却在最危险的年月，用围裙、针线和一副好手艺守住了一屋重要的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