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三星堆与蜀地之华夏化

先秦文献对战国时代以前蜀地之人与其国家的记载不多，也不明确。然而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却出现了许多对于古蜀国及其历代帝王事迹的描述。这些汉晋时期关于古蜀的史料，除了少数见于《史记》《世本》等一般性中原史籍外，多见于《蜀王本纪》《蜀本纪》《本蜀论》《华阳国志》等蜀人（包括长期留居本地的中原士人）的著作。这些蜀人作品专论蜀及邻近地区之事，内容包括本地历史、轶闻，以及许多如神话的叙事。《蜀王本纪》《蜀本纪》《本蜀论》等早已佚亡，今日我们见到的只是被引在他书中而保存下来的一些残篇片言。晋代蜀人常璩所作《华阳国志》则是一部完整而丰富的作品。虽然这些文献写成的时间远晚于三星堆文化的时代，虽然其中包含许多神话与地方传说，且大都不完整，但由于其作者们皆为蜀人，知晓本地典故，因此当代中国史家普遍认为这些著作中应保存了一些历史事实。配合着出土考古材料提供的线索，历史学者得由这些史料中重新萃取过去发生的事，来重建古蜀历史面貌。以下，我们看看这些所谓“二重证据法”下的古蜀历史研究，也是对三星堆文明的历史解释。

首先是三星堆文化中眼睛造型特殊的青铜人像，与传说中之古蜀帝王蚕丛间的关系。据称为西汉蜀人扬雄所作之《蜀王本纪》中记载，蚕丛为蜀最早的帝王，其后有柏濩、鱼凫、蒲泽、开明等相继为王。《华阳国志》中记载的古蜀帝王传承与此类似，而又进一步称蚕丛“纵目”（眼是竖的），所以其国人的墓被当时人称为“纵目人冢”。由于三星堆文化遗存出土的青铜面具与人像的眼睛，普遍尾端上扬而呈现竖目状，许多学者因此认为此即纵目的蚕丛，并认为蚕丛为三星堆文化人群的神性祖先，或称此古蜀人群为蚕丛之族。广汉的三星堆文化都城遗存究竟是哪一位古蜀帝王的城邑，也是学者们讨论的焦点。虽然他们大多认为此为文献记载中的“瞿上”，但它究竟是柏濩氏、鱼凫氏或杜宇的都城，学者们还是意见不一。《蜀王本纪》又记载，荆有一人名鳖灵，死后其尸体漂流至郫，而神奇地复活了。后来望帝（杜宇）以他为宰相。因其治水有功，望帝将帝位禅让给他，而后者便是古蜀的开明帝。因战国时期蜀之考古文化中有强烈的楚文化因素，许多学者皆认为此文献记载反映战国时蜀的这位统治者来自荆楚地区。

其次是古蜀帝王与黄帝的关系。《华阳国志》及其他文献中记载，黄帝之孙帝喾，曾将一个庶出的儿子分封至蜀地。原来黄帝时代邈远，少有当代历史学者相信与之相关的历史。然而由于广汉三星堆遗存的最早阶段可溯及新石器时代晚期及夏代（中国古史传说中约存在于公元前2000—前1600 年左右的朝代），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古文献称蜀王为黄帝后裔的说法，在此能得到一些考古学上的支持。如一位学者的研究指出，文献中称蚕丛最早居于“岷山石室”，因此他是来自岷江上游的古蜀帝王。黄帝族沿雅砻江而下，与当时已迁于成都平原的蚕丛（蜀山氏）结姻，而他们都是先后由西北南下之“氐羌系民族”的支系。

便是如此，许多历史学者以中国历史文献材料，来解读三星堆与其他本地考古文化遗存；将这令人惊讶且感到陌生的考古发掘呈现之古文明，与人们熟悉的历史知识结合。如此产生的新知是，一个统于一君且代代相传的古蜀王国之历史，而这历史又与人们熟知的中国古代史在若干点上相联结。然而如我们前面提及的，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考古面貌所展现之多元中心，以及各时代文化间的断裂与创新等现象，似乎与这样的历史建构并不全然吻合。再说，即使如此建构的历史是正确的，我们仍需要解答一个问题：为何我们，当代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会对这些考古新发现感到惊讶？无论三星堆文化时期发生了什么事，今人对它的惊讶反应，反映长期（或自汉代）以来人们对它们全然无知；那么，由战国至汉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即使本地人也对这些过去几乎全然失忆？

汉晋蜀人对过去的失忆

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其名著《屠猫狂欢》（The Great Cat Massacre）的前言中提及，当我们觉得不能理解一个古代的笑话或谚语之时—譬如为何18 世纪欧洲人常常虐杀猫或将之当作一种幽默的恶作剧—这正表示我们触到一个通往过去的窗口，一个让我们得以了解古人的最好切入点。根据我的理解，他提及的切入点，也就是异例（anomaly）。以上广汉三星堆的丰盛考古发现，人们对此中原以外古文明的惊讶，汉晋文献中关于蚕丛的奇怪记载，都是异例。

许多的异例皆来自边缘—文化边缘（初民、原住民）、空间边缘（边疆）、时间边缘（古代）与社会权力边缘（社会下层）。这是由于，我们的知识理性常被主流社会建构的知识与价值观所左右，以致我们常忽略来自边缘的声音、边缘的现象。如将一个对我们而言陌生且不可信的叙事当作神话而忽略它，或根据我们的历史理性，从神话中抽取一些元素重新组合为“历史”。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都是忽略异例，也都造成人们对过去的失忆。事实上异例不仅能让我们认识过去与他者，也能让我们认识当代与自己。以下，我以三星堆文化及关于古蜀的历史文献为例，来说明这样的研究旨趣，相关的分析方法，以及说明此古文明被古人失忆的社会背景及过程。

对于一个奇怪的文本，一个异例，我们的分析要点并非指出其谬误或剔除其中的不实成分，而是由其叙事中探索作者的动机、意图，以及他在何种社会情境下产生如此陈述。换句话说，将文本视为作者的陈述，我们探询的不是他到底说了些什么，而是他为何如此说，试图了解他话语中的弦外之音。我们先看看《蜀王本纪》中两段关于蚕丛的记载，听听当时的蜀人怎么说。

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言， 不晓文字， 未有礼乐。从开明上到蚕丛， 积三万四千岁。

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时蜀民稀少。

以上第一段文字中，“椎髻”是指将头发绑成如椎的髻结；“左言”指说奇怪难懂的话。这是作者以粗鄙的语言与发式习俗为喻，来将本地的过去异质化。“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是将本地的过去蛮荒化。称开明到蚕丛共三万四千年，称这些帝王各活了数百岁，说他们未死而都成仙而去，文本作者意在将本地人对这些古帝王的记忆遥远化、神异化。最后称”其民亦颇随王化去”或称“时蜀民稀少”，这是切断当世蜀人与这些古帝王及其百姓之间的关系。

由这些文本叙事看来，对于本土记忆中蚕丛等古帝王所代表的过去，汉晋时期蜀人知识精英在其历史著作之叙事中有意或无意地将它们异质化、蛮荒化、遥远化、神异化，并切断其与当代本地人的关系，以此遗忘一些本土“历史”。他们如此为的缘由，或导引他们如此书写的社会背景，是当时他们的华夏认同。接着我会说明，在此族群身份认同下，他们接受一些新的“历史”，也需要遗忘一些不合谊的历史记忆。

《本蜀论》与《蜀王本纪》等文献，在描述蚕丛、柏濩、鱼凫等帝王后，又提及杜宇、开明两帝之事迹，同样十分神奇。《蜀王本纪》对此之记载如下：

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坠，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如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凿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

在此文本叙事中，由天而降的蜀王杜宇，在位百余年；这时，过去消失的民众又出现了。后来由荆楚漂来一具浮尸，到此复活，他就是鳖灵。杜宇以鳖灵为民除水患有功，以及自觉失德，所以将帝位传给后者，鳖灵就是开明帝。在这文本叙事中，同样的，两位古蜀帝王的“起源”都带有神异色彩。以“禅让”来解释他们间的政权传承也十分勉强。这更像是，作者将两个独立的神话性祖先起源故事串接在一起。

另外，前面提及的此文本内容，如称蚕丛、柏濩、鱼凫、蒲泽（杜宇）、开明共经历了三万四千年，如称他们后来都成仙而去，以及其百姓也跟着消失；这些也都显示他们可能原来是独立的地方性祖先神话之传说人物。这样的文本现象，也让我们怀疑古蜀是否有一长期前后相继的统一王权；由三星堆文化到十二桥文化的考古遗存，也难以证明这样一个政权的长期连续性存在。

整合多个英雄帝王祖先故事以建构一个前后相承的蜀王系谱“历史”，而又在叙事间将此“历史”变成“神话”，并切断它与当时蜀人之间的关系，这看来是相当矛盾的文本现象，一个异例。我认为，造成此异例与矛盾的时代社会背景，应是汉晋时本地人的“蜀人”认同与“华夏”认同。他们以蚕丛等古帝王的记忆来强化其蜀人认同，然而在此时蜀为汉郡、蜀人也自称华夏的情境下，以及在强势的中原历史记忆影响下，本土帝王之“历史”便被他们书写为“神话”了。在华夏认同下，他们建构、接受或相信的“历史”，与时人相关的“历史”，便是古蜀帝王为黄帝后裔之说。

蜀人成为黄帝子孙

汉晋蜀人知识精英们通过神话叙事，来纪念、记忆蚕丛与杜宇等古帝王，以此强调蜀人古老、独特的族群本质。另一方面，他们接受一些新历史记忆，以及此历史记忆所强化的华夏认同。每一个人群认同与相关历史记忆的出现，也代表另一些历史被遗忘，与之相关的人群认同发生变迁。汉晋蜀人对本地过去失忆的社会情境便是：秦汉以来蜀成为中原王朝之郡县，以及在此巨大政治与社会变迁影响下，蜀地成为华夏之域，而蜀人成为华夏之人。

约自秦汉以来，中原的华夏史家便建构，或与蜀人共同建构，后者为“黄帝子孙”之历史记忆。约成书于战国至西汉的《世本》中记载：“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无姓。相承云，黄帝后。”这是说，蜀人（指其统治家族）的祖源可追溯到人皇的时代，他们没有姓，但代代相传，称自己是黄帝的后代。西汉褚少孙在为《史记》所作补记中，也称蜀王是黄帝的后代。司马迁在《史记》中虽未直接称蜀之古帝王为黄帝后裔，然而也称黄帝之子昌意曾降居于若水（今四川之雅砻江），在此娶蜀山氏之女为妻，生了高阳，也就是帝颛顼。根据这些说法，蜀之统治者与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国王室一样，也是黄帝家族成员。

晋人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是我们能见到的最早且较全面描述蜀、巴与南中（今部分云贵地区）西南边疆之著作；其内容包括历史、地理、物产、人物等等。常璩为蜀郡江原人，因此本书对蜀之描述书写，可视为汉晋蜀人对本土史地的理解与集体记忆。首先，书名《华阳国志》，指本书所描述的地方在华山之阳。在此，华山隐喻着中原华夏之域。也就是说，书名“华阳国志”，表示作者将此土视为华夏的南方边缘，但在空间上又与华夏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作者在蜀人及华夏认同下，对于蜀、巴及西南边疆在整体地理空间中的定位。

《华阳国志》对蜀或巴蜀之人（实指其统治家族）的祖先血缘与疆域空间，有十分丰富的描述。关于蜀（以及巴）的祖源，常璩接受《世本》《史记》等书之说，称黄帝为其子娶蜀山氏之女为妻，这对夫妻生下了高阳，也就是颛顼。后来颛顼继承王位后，便将他的一个庶子（妃子所生的儿子）封于蜀，或巴蜀。我们看看以下的相关文本：

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

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

前一段文字中，“其君上世未闻”是说没听过从前本地有国君。如此，接下来称的受封于此之黄帝后代支庶，便是本地巴蜀统治阶层的最早祖源了。文本中称巴蜀统治者为“侯伯”，也就是承认本地与中原间的分封从属关系，是核心政治体系的边缘。说他们是黄帝后裔庶出（非嫡传）的儿子，也表示相对于黄帝嫡传之中原王朝统治者，本地统治者是黄帝家族的血缘边缘。第二段文字称，蜀早在人皇时便已成为一国，巴也在此国域中。此处，作者引的是当时流传的“人皇兄弟九人分别治理九州岛”的说法。根据这说法，人皇自己居于中州（中原），他的八个弟兄们分别于周边八个地域。

所以，这段文字流露的是本地在整体空间（九州岛）中的边缘地位。由此简单的两段文本中，我们可以察觉作者常璩将蜀（或巴蜀）置于华夏之血缘、政权、空间边缘的认同处境。接受本地古代统治者为黄帝后裔这历史记忆之后，汉晋蜀人精英也对本土历史记忆进行改造或遗忘。前面我们已介绍《蜀王本纪》等文献作者，如何以叙事手法，将本地蚕丛等古代英雄王者祖先排除或遗忘于可信的“历史”中。下面我要说明的是，《华阳国志》作者常璩如何以另一种叙事手法，将蚕丛等人的记忆纳入华夏的“历史”之中。如前所述，在此书中常璩称古蜀帝王为黄帝之裔，颛顼支庶。随后在同书中他又写道：

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

前一段文字是说，在周室东迁而周天子失去对诸侯之政治控制后，蜀侯蚕丛也就先自己称王了。第二段文字是说，战国时期七个争霸中原的诸侯国之君皆自称为王之时，杜宇自称为帝。显然，常璩并非将代表本土过去的蚕丛、杜宇等转化为神话人物，而是将他纳入一个可信的历史之中；这就是汉代人熟知的周室东迁后，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

蜀人作者对黄帝的攀附更间接通过另一个黄帝后裔——大禹——实现。《蜀王本纪》中称，“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华阳国志》中也称，蜀的广柔，“郡西百里有石纽乡，禹所生也”。这些文献的巴蜀作者，显然以华夏的英雄祖先大禹出生于蜀为荣。如此之蜀人本土认同感情，更流露于《三国志》所记载的一段蜀人秦宓的话语中。据该文记载，三国时蜀汉政权下的秦宓，为蜀郡广汉人。历史记载他与其上司，当时的广汉太守夏侯纂之间

有一段对话。后者问他，蜀之物产比起他地的确很丰富，但不知本地士人比起其他地方的士人又是如何。秦宓的回答中，有“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之语。像这样的记载，表现中原人士对蜀人之轻蔑，以及蜀人的本土认同。此也显示汉晋时蜀人在整体华夏中仍居于边缘地位；此种边缘身份认同的危机感，使得他们有意以攀附黄帝、大禹来强调自己的华夏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