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罗通 和那几门火炮的热血故事

使用苏罗通高射炮的中国官兵 外国记者在哈尔滨拍摄到的海军炮队火炮

孔笙导演，兰晓龙编剧，这一对黄金搭档碰在一起不发生化学反应是不符合科学的。而2025年这场化学反应的成果，便是《得闲谨制》——一部让整个影厅时而鸦雀无声，时而泪光闪闪的作品。

《得闲谨制》的主配角没有一个圣人。一伙逃难的百姓——其中有一个手巧的得闲；一群几乎被上级遗忘的败兵——带着一门零件不全的小炮；他们在和一伙日军侦察兵的纠缠交手中，卷进了围绕着戈止镇这个小地方的混战。

它写的是山河破碎，也是家园燃烧。这一场混战，历史上最贴近的便是1943年的鄂西会战。已经打到三峡之外的日军向长江上游发动战略攻势，目标直扑陪都重庆——几乎被切断了所有外援的中国面临生死攸关的一战。在这一战中，有“成功没有把握，成仁却有决心”的豪言，也有据说数千人投入的殊死肉搏。最终，石牌要塞的恶斗扼住了日军疯狂的脚步，它也因此被史学家称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在这样宏大的事件中，《得闲谨制》选择的切入点却非常小，小到主角只有一门苏罗通高射炮，尽得微观视角的真谛。

一门苏罗通高射炮也可以找到尊严

剧中作为核心武器的苏罗通20毫米高射炮（即二战中德军使用Flak-30高射炮的前身），为德国设计，一战后为规避凡尔赛条约在瑞士生产。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国曾向德国订购约200门这种火炮用于战场防空。它的性能优良却构造复杂，在当时的中国堪称真正的黑科技。它在影片中的出现，似乎也在暗喻着当时中国作为农业国与工业社会的反差与融入中的深刻疼痛。

苏罗通20毫米高射炮在抗战中被中国军队视为利器，表现不错。1937年8月15日，日军首次空袭南京，就被大校场守军用这种武器打下来一架。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常常一艘战舰上就会装备几十门甚至上百门这样的小口径高射炮，还往往在战斗中一无所获。在一场大规模战役中，一门单独的苏罗通小炮，就像戈止镇那一群手持简陋兵器的村民一样，几乎是可以被忽略的存在。

不过，在中国战场的真实历史中，它恰恰会告诉你，一门小炮，也可以找到尊严。1942年12月18日，大别山太湖县守军138师几名士兵擦拭保养一门长久不用的高射炮。由于当时中国军队中火炮数量稀少，没处补充，指挥官对动用它们忌讳甚多，导致在部队中它们更像佛龛前的贡品而不似武器。

为了保障武器的状态，负责保养的士兵拿出少量炮弹，准备做一次发射演练。就在这时，他们发现低空中出现了一架日军立川式运输机，眼疾手快的士兵当即开炮——这炮弹反正是要放出去的，打什么不是打？这一排炮弹打过去，日军飞机竟然拖着黑烟掉下来了！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此后几天，大别山周围的日军就像集体发疯了一样往山里钻，见人就问“飞机的有？”

原来，这比较随意的一击，竟然把日军原南方军参谋长，现任十一军司令官冢田攻一行给打下来了——这个家伙从南京飞武汉，途中遇到大雾，驾驶员低飞寻找地标校正航向，做梦也没想到穷得子弹都要数着打的中国军队竟然有高射炮在下面等着他。素来办事死脑筋的日军严肃地宣布冢田攻大将“壮烈战死”，因为他们在残存的机身上发现了弹痕。这实际间接证明了中国一门小炮的战绩。

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怀疑，会不会是这次战斗触发了兰晓龙来写《得闲谨制》这个故事，这不仅因为剧中那三个日本侦察兵和搜寻冢田攻遗骸的日军很相似，而且因为冢田攻上飞机时带了一份“五号作战”的计划，这个计划调整之后便将用于进攻石牌要塞的鄂西会战。如果不是那门小炮横插一杠子，被烧成黑炭的冢田攻会是鄂西会战的日军总指挥。这还没开战总指挥就被打掉，似乎也预示着日军在这一战中将面临怎样磕碜的武运。

高射炮打坦克出于历史真实

至于用苏罗通打坦克，实际上也是出自真实的历史。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中国战场把高射炮放平来打的首创者，赫然是八路军。

在全面抗战开始后国共合作的“蜜月期”，国民党方面给八路军提供少量高技术装备，其中就包括八门苏罗通20毫米高射炮。由于这个“蜜月期”十分短暂而且国军拒绝继续提供炮弹，大多数时候这几门被八路军称为“机关炮”或“连珠炮”的宝贝疙瘩，只能放在八路军炮兵团当教具。但前线对重火器的极度渴求，迫使八路军连最宝贵的家底也要送上战场。

1940年秋，在百团大战攻占榆社县城的战斗中，陈赓指挥三八六旅攻坚时，便动用了两门“机关炮”。在300米的距离上，喷吐着火球的“机关炮”把日军城防工事上的据点打成了彻底的哑巴，为攻占这座日军要塞化的坚城立下了汗马功劳，也让旁观者瞠目结舌。在中国战场上的日军薄铁皮坦克，大多数只能抵挡7.7毫米机枪子弹，苏罗通与之交手，估计就像热刀切黄油。

一切都很精彩，却不是《得闲谨制》最动人的地方。这种荒诞式轻喜剧对心灵的触碰，走出剧场那一双双红肿的眼睛便是证明。一如在看《我的团长我的团》时，老军医残缺的尸体被吊上悬崖时，背后宛如天使出现的光芒，触碰了无数人的泪腺。

江防舰队拆卸舰炮投入抗日

怎么说呢？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我会时时恍惚——那门炮真的是一门苏罗通吗？确切地说，是它让我想起了另一门炮的故事，有一批中国军人曾抬着它辗转千里，一如影片中那门苏罗通高射炮，这也是抗战中真实的历史。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1919年，在遥远的北方，中国海军一支蒸汽铁甲的舰队出现在这里，这就是黑龙江江防舰队。这是当时北洋政府为守护黑龙江界河成立的一支内河舰队，人员主要来自南方。

尽管与列强海军相比，它的舰只吨位不值一提，所有舰艇加在一起还不如一艘驱逐舰，但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他们依然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战斗。1932年1月，日军进逼哈尔滨，爱国将领李杜等督军苦战，坚守江城。此时，由于天气寒冷河水封冻，江防舰队的舰艇无法参战，因此决定拆卸舰炮，组织拥有四门火炮的海军炮队前往哈尔滨参战。这其中，就包括了利济号炮舰上的大炮——利济号是江防舰队的一艘小型炮舰，本来是苏俄东清铁路所属的巡逻船，后改装成浅水炮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北洋政府参加对德宣战，将这艘军舰购买，编入中国海军。

于是，这门利济号上大炮的故事，就此开始。海军炮队和各地官民的支持让哈尔滨守军士气大振，1月下旬他们一度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但2月2日开始，日军再次对哈尔滨发起攻击。激烈的战斗持续三天，李杜等军最终不支，退向黑龙江东部的下江地区。2月6日，哈尔滨沦陷，利济号上的水兵被迫携带火炮返回。此时，江防舰队内部有计划炸毁所有入坞舰艇，所有人员携带火炮追随马占山将军继续抗日。但由于江防舰队的指挥官尹祚乾决意投日，舰队被敌收编为伪满江防舰队。

消息传来，江防舰队官兵十分不满，不断有人开小差和请长假。10月18日，利济号炮舰在舰长范杰（青岛海校毕业）的策动下，利用前往同江的机会发动起义。当夜，起义骨干周万才、郑义宽等杀死舰上的日方人员，包括一名中尉，一名少尉，抛尸江中宣布反正，全体官兵振臂欢呼，一致支持。

随后，他们拆卸军舰上的装备，带着拆下来的火炮登陆，前去投奔李杜所部义勇军继续抗日。经过两天行军，范杰等顺利抵达同江街津口，宣告起义成功。这一行动，得到了南京政府的表彰，也引来了当地人民的拥护。

此后，这支扛着大炮行军的海军部队加入了属于抗日义勇军的路永才旅，在同江方面和敌军作战，转战于下江和三江之间。1933年年初，因义勇军战况不利，范杰派郑义宽等与苏联联系后，于2月7日携带武器退入苏联境内。

故事到这里，尽管都是围绕着大炮，但和《得闲谨制》的剧情关系似乎只是局限于共同的爱国和抵抗，而范杰等人此后的经历，却让我们触摸到了同样的情怀。

两万名以上的义勇军成员开启了千里归国之旅

撤退到苏联的利济号官兵们被安置到了位于赤塔的营地，在这里，他们和大批撤退入苏的义勇军官兵汇合，随即开始争取回国。由于苏联方面在远东的政策有一些不确定性，直到三个月后才通知他们从新疆返回中国。

一次类似于大迁徙的千里归国之旅开始了，两万名以上的义勇军成员，从西伯利亚踏破冰雪，互相鼓励着开始了回家的路程。由于苏联当时正处在困难时期，每名义勇军战士每天只能得到旧制的八两粮食，而且几乎没有副食。前行中军官卖掉了自己的勋章，士兵和家属们从收割过的菜地里扒出烂菜根来硬生生咽下去。他们在饥饿中前进，却永不停息。

曾在吉林自卫军中任职上尉军医的赵新亚回忆，当他们到达苏联境内最后一站阿亚古孜的时候，离新疆的塔城还有六七百里，苏方只提供了四天的补给，但行程却要走七八天。“在最后的两天行程里，吃的东西几乎光了，但大家还是咬着牙日夜兼程不停地走。夜里，有时走着走着，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个跟头，仔细一看原来是具死尸。不知有多少人就这样默默地倒在这荒凉的戈壁滩上。疲惫、饥饿、死亡威胁着人们……经过七天七夜的行军，我们终于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见到了祖国的灯光！”

利济号的官兵们走到了这一刻，此时，起义的70名官兵只剩了25人。那一刻的灯光，必定无比温暖，那是家的灯火，那是中国人心底里最深沉的温情。

那块土地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父母妻儿，这一刻，为国而战和为家而战达到了最完美的重合。一句“回家！”对每一个中国战士来说，可以唤起无穷的力量。这一刻，没有人能够阻挡中国人战斗的脚步。

家，是《得闲谨制》真正的灵魂，无数中国人为了自己的家国可以前仆后继，视死如归。

文并供图/萨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