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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2月14日，智利总统大选第二轮落下帷幕，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这位曾两次竞选总统失败的极右翼律师，以58.2%的得票率，击败智利共产党候选人珍妮特·哈拉。哈拉获得了41.8%的选票，她的败选并非意外，却依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转折。这是智利自1990年结束皮诺切特的统治、回归民主以来，迎来的最右翼的总统。
卡斯特是谁？仅仅用“极右翼政客”来形容他或许过于单薄。作为养育了九个孩子的虔诚天主教徒，他是智利共和党的创始人。但他的家庭背景同样充满争议，其德裔父亲曾是“希特勒纳粹党”的注册成员，他的兄弟曾在皮诺切特军政府中担任部长。卡斯特本人从不掩饰对皮诺切特的欣赏，他曾公开为皮诺切特的统治辩护，称其对于“恢复秩序”是必要的。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在过去两次竞选中因这些极端立场而失利的候选人，他选择在这次竞选中回避这些议题，并集中讨论关于非法移民和智利国家安全的问题，终于赢得了选举。
这次胜利的根源，并非卡斯特的个人魅力发生了巨变，而是智利社会情绪的剧变。过去几年，一种普遍的“失控感”笼罩了这个曾被誉为拉美稳定与繁荣绿洲的国家。尽管官方数据显示，智利的凶杀率在近年有所下降，但一种深刻的恐惧却在民间扎根。一项盖洛普调查显示，只有39%的智利人敢在夜晚独自出门。人们感受到的危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犯罪与移民。
过去十年，拉美国家的移民纷纷涌入智利寻求机会，人口的快速变化在一些社区引发了显而易见的紧张。卡斯特敏锐地捕捉并放大了这种紧张，而在他的竞选活动中充斥着强硬的排外言论，他给大约33.7万无合法身份的移民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在新总统明年3月11日就职前离开，否则将面临“只穿身上衣服”的被驱逐命运。
而作为对手的智利共产党候选人珍妮特·哈拉，其实是一位颇具实干经验的候选人。她出身贫寒，曾靠卖热狗和卫生纸完成学业，作为现任总统博里奇政府的劳动部长，她主导推动了缩短周工时、提高最低工资等受欢迎的社会福利政策。而她展现出的协商能力，更是给她很大程度上加了分。尽管她的具体政纲更偏向务实，但她所代表的执政联盟支持率低迷，最终还是没能胜出。
极右翼的卡斯特胜选以后，拉美进一步“右转”的趋势愈发明显。此前，在阿根廷，极右翼自由主义者哈维尔·米莱不仅守住了权力，还在中期选举中扩大了影响力；在玻利维亚，罗德里戈·帕斯结束了近二十年的左翼统治；在厄瓜多尔，丹尼尔·诺沃亚凭借严厉打击犯罪的纲领成功连任。而这一连串的选举结果，标志着四年前那股将智利现任总统加夫列尔·博里奇等拉美左翼领袖推上权力的“粉红浪潮”正在发生周期性的退潮。
但是，卡斯特的胜利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外部趋势的影响，而智利政治长期钟摆效应也不能忽视。智利现任的左翼总统博里奇政府在其任期内未能完全实现其雄心勃勃的改革承诺，尤其是制定新宪法的进程遭遇挫折，这让部分当初支持他的选民感到失望。卡斯特此次的成功，某种程度上是对现状不满的集中宣泄。他承诺在18个月内削减60亿美元的公共开支，精简政府机构，但同时又保证不削减社会福利。这一点和智利隔壁的阿根廷总统米莱的举措有部分重合。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一计划不切实际，他的经济团队后来也承认，“更长的调整期或许更可取”，但这并未阻止渴望“改变”的选民将选票投给他。
虽然卡斯特赢得了总统大选，但是未来他面临的压力并不小。他的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均未获得多数席位。这意味着他那涉及大规模驱逐、巨额财政削减和司法强化的激进议程，必须与较为传统的中间右翼政党进行谈判和妥协，而后者可能对其部分极端提议感到不安。卡斯特能否避免重蹈现任总统博里奇（怀抱理想上台却因立法僵局而步履维艰）的覆辙，关键取决于他能否控制自己的“激进”冲动，转而扮演一位“温和的右翼总统”。而在胜选演讲中，卡斯特打断支持者对哈拉的嘘声、要求“尊重”对手的举动，或许是一个值得玩味的信号。
智利的这次“右转”，到底是一国的国情还是拉美整体的趋势，抑或是两种原因都有，还得看明年的哥伦比亚和巴西大选。尤其是特朗普回归“门罗主义”以来，奉行“美洲是美国的美洲”，多次干涉拉美各国的大选，最近尤其是对洪都拉斯大选的干涉，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其选举的停滞。而哥伦比亚现任左翼领导人佩特罗和巴西现任左翼领导人卢拉是否能顶住压力，才是这个问题最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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