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教了三个神医后发现：我们这届人不配拥有中医

近来也真是奇了怪了，我刷短视频时，平台接二连三地向我推送那些抨击中医、解构中医、甚至全盘否定中医的内容。

我虽非执业中医，但浸淫易学多年，每年亦会藉由卦象为人剖析病机、提供就医方向的建议，内心对这套传承千年的生命智慧，总怀着一份难以割舍的敬畏与温情。

看着屏幕里那些言辞犀利、姿态决绝的“反中医”论述，最初是愕然，随即涌上一股浓得化不开的难过。

我渐渐觉察，其中许多人并非对中医一无所知，恰恰相反，他们或许深谙其中三昧，其言其行背后，摇曳着别的图谋。

有的人是谋算着流量，在争议的漩涡里收割注目；有的人则盘算着更具体的利益，在传统与现代的断层地带，为自己辟出一条隐秘的蹊径。

想到有这样一群人在不断摇撼这门学问的根基，而大众的视线又被这些喧嚣轻易牵引，我不禁黯然：中医若总是在这般内外交困、真伪难辨的泥潭中挣扎，想要真正复兴与发展，谈何容易？

虽然我对这个逢“中”必反的群体殊无好感，但平心而论，他们抛出的某些质问，的确像一根根细针，扎在关心中医命运的人心上，隐隐作痛，无法回避。

这三年旅居版纳，在这片充盈着生机却也弥漫着各种传奇色彩的土地上，我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中“神医”之多，堪称一景。

他们如同雨林中的奇异菌类，在特定的湿热环境下蓬勃滋生，形态各异，光泽诱人，却未必都蕴含着滋养生命的能量。

我想分享三个亲历或近距离观察的案例，或许能拼凑出某种令人叹息的当代图景。

去年冬春，一位旧友从北京远道而来，兴致勃勃地邀我参加一个饭局。那并非寻常餐馆的宴饮，而是藏身于版纳一处静谧豪宅深处的“家宴”。

其实称“家宴”也不甚准确，那是好几家人，因着某种微妙的纽带，汇聚成两大桌，将近三十人。席间气息非同一般，多是退居或游历于此的局级以上干部与他们的家眷。

众人心照不宣的核心，是一位来自中央核心部门的领导。这顿饭，表面是联谊，内里是许多人苦心经营的一次情感沟通与关系维护。而将这一切织就在一起的枢纽，正是一位号称身负“家族百年医学传承”的“神医”。

初见此人，与我年纪相仿，衣着讲究，谈吐间刻意营造着一种神秘与权威交织的气场。言谈中，他自然而然地带出一句：“国内奇门遁甲领域的泰斗，那位第一人，与我是忘年之交。”

我当时心下莞尔，半是玩笑半是试探地接口：“哦？奇门第一人？这称号我倒好奇了，莫非这第一不是我？”

本是席间调节气氛的戏言，他却骤然色变，眼神里闪过一丝惊慌，立刻意识到自己或许撞上了略知门道的人。他急忙凑近，压低声音，带着恳求与掩饰：“那位大师的事，我们私下再聊，私下再聊。”

我领会其意，不再深究，但那一刻的破绽，已如瓷器上细微的裂痕，清晰可见。

饭局俨然成了他个人能量的展示舞台。他离席间对着手机，打开视频，向老家领导展示自己与首长一起度假的场面：“王副市长啊，我这边正和某某部的领导一起用餐呢……”诸如此类。

他努力将自己的身影，与一个个权力的符号紧密捆绑。席后，我向其中几位相熟的朋友探问对他的真实看法。他们反馈颇为一致：此君医术，大抵脱不开某些民间巫祝的套路，符水、咒祝之类，混杂些粗浅的医理。问及效果，则多摇头苦笑：“说完全没用吧，也不尽然，心理慰藉或许有些；说真能治病吧，却又拿不出像样的医案。不能全信。”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精于钻营，长袖善舞，将全部心力用于编织一张以某些领导干部为核心、再辐射至对其有所求者的关系网。中医，于他而言，并非济世活人的学问，而是一张华丽的名片，一件高级的社交道具，一门特殊的“政治掮客”生意。他的诊金随着攀附对象的高度而水涨船高，医术本身，反倒成了最无关紧要的装饰。

另一个案例，则是一位更为年轻的“神医”，同样打着“家族秘传”的旗号，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路径。他不混迹于饭局政圈，而是自立门户，营造出一种孤高而稀缺的形象。

他自称医术通神，尤其是一手针灸，号称能决生死、肉白骨。价格自然也惊世骇俗：一针一万元。寻常百姓莫问津，他的服务对象清晰而狭窄——非富即贵，且主要是“富”的阶层。据说，没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诚意，连他的面都难以见到。

在我看来，医学本质上是经验的科学，需要大量、多样化的病例来反复验证、修正、提升。一个医者，若将自己的服务严格限定在极小、极特殊的富豪圈层，接触的病种、病人的体质、疾病的普遍性与复杂性都严重受限，他如何能积累起真正扎实、可推广的临床经验？

大夫所治是“病”，是生命体在时空中的异常状态，而不是“人”的社会身份与财富量级。如此刻意地将患者分为三六九等，将医术明码标价为奢侈品，从根本上已背离了“医道”平等、普惠的初心。他的“神医”之名，更像是一场针对财富阶层的精准营销，一个愿打愿挨的昂贵心理游戏。

第三位“神医”，走的则是“玄妙”路线，自称“道医”，修为高深，已臻“隔空治病”、“意念调理”之境。

我与他同在一次传统文化论坛上相遇。他仙风道骨，言辞缥缈，讲述自己如何运用先天之气，千里之外为有缘人调理痼疾。

现场主持人或许是出于活跃气氛的目的，也可能是心存好奇，提议他即兴展示。他略作推辞便应允，目光扫过台下，选定了一位看起来慈眉善目、有些疲惫的老奶奶。

众目睽睽之下，他站到老奶奶数步之外，凝神静气，双手结出复杂的手印，对着老人家的方向凌空比划，口中念念有词，眼神专注而“发力”。

整个过程持续了约十分钟，气氛从好奇逐渐变得有些微妙。结束后，他额角似有细汗，温声问道：“老人家，您现在感觉是否松快些了？头肩是否舒服点了？”

老奶奶很是朴实，面对众人的注视和“神医”的询问，显得有些局促，犹豫了一下，礼貌地点头，含糊道：“嗯……好像……是好点了，多谢大师。”现场响起一些礼节性的掌声。

然而，这位老奶奶恰是我一位好友的外婆。散场后，我私下问朋友：“外婆真觉得有效？”朋友苦笑摇头，直言不讳：“老太太回家路上就跟我说了，啥感觉都没有，纯粹是看人家那么认真，不好意思当面说穿罢了。还说，反正也没花钱，就当看个热闹。”

这位“道医”同样热衷于在言谈中提及，曾为某些“不便透露姓名”的要员或商界巨擘调理身体，言语间暗示自己已触及常人无法想象的能量层级。然而，他的“医术”既无法观察，无法验证，也无法重复，更像是一场依托于传统文化外壳的心理表演。

综观这三位“神医”，虽路径各异——或攀附权贵，成为精致的关系掮客；或服务富豪，将医术炼成顶级奢侈品；或故弄玄虚，将医学降格为玄幻表演——却共享着一些可悲的共同点：他们无不热衷标榜自己服务对象的“高端”，却鲜少听闻他们曾为何种疑难杂症的攻克付出艰辛努力；他们夸耀的是接触过哪些“大人物”，而非深入研究过哪些“大病种”；他们的“成功”体现在惊人的诊金和神秘的人脉上，而非写在详实医案里切实的疗效与口碑，更非体现在为最广大、最需要帮助的普通民众，尤其是那些扎根土地的农民、辛勤劳作的工友、收入微薄的家庭减轻病痛、挽回健康的朴素贡献上。

我常常想，一个合格的中医，乃至任何一位真正的医者，其灵魂深处，必须怀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这份情怀，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而是感同身受的慈悲，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己及人。它应当化作一种“发心”——一颗愿意为普通人、为穷人、为被现代医疗体系边缘化的人尽心竭力解决问题的初心；以及一种“气魄”——不畏疑难，不避秽浊，不辞劳苦，在最广泛的临床实践中砥砺医术的气魄。

自古以来，良医如孙思邈，其所言“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便是这种精神最光辉的注脚。

真正需要中医的，往往是那些在医疗资源金字塔底层的广大民众，中医的生命力与价值，也本应深深扎根于为他们服务的土壤之中。它绝不应该是，也从来不该是少数富贵阶层的专属特权或社交资本。

当一个自称为“医”的人，不以钻研医术、积累验案、攻克疾病为荣，反而以攀援权贵、结交富豪、营造神秘为能事；当中医发展的某些潮流，不是向着更普适、更有效、更可及的方向努力，而是不断异化为各种利益交换的媒介、身份标榜的符号、甚至欺骗敛财的工具时，这样的“中医”，或许真的背离了它的本真，其存在的价值，也就岌岌可危了。

我在这里讲述的三种“神医”面貌，或许偏激，或许只是局部，但无疑折射出当前中医领域中一股令人忧心的、甚至是“主流”的暗流与趋势。

如果，中医未来的道路，注定要被这样的“神医”们引领，被这样的风气所笼罩，那么，作为一名对传统文化怀有温情与敬意的人，我心中涌起的竟是一种近乎绝望的悲凉：我们这一代人，或许真的“不配”拥有真正的中医。

我们不配拥有那份悬壶济世的赤诚，不配领会那套天人相应的精妙，不配享受那种惠及众生的仁术。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它被包装、被扭曲、被消费，最终或许在喧哗与骚动中，褪尽它最后一丝救死扶伤的本色，沦为一场仅供谈论、实则已死的文化标本。

这不仅仅是对几个“神医”的批判，更像是对一个时代某种精神匮乏的哀悼。我们失去了对技艺本身的敬畏，对普世价值的坚守，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却膨胀了对权力、金钱、玄虚的崇拜。在这样的土壤里，如何能长出纯粹而伟大的医学？

中医的危机，或许正是我们这代人精神境况的一个切面。我依然期盼着，在那些未被聚光灯照射的角落，仍有真正的医者，默默守着青灯古卷，潜心临床，以仁心仁术，守护着这门古老学问的星星之火。只是，那火光在我们所处的这片喧嚣浮华之地，显得如此微弱，如此遥远。

我们是否还能寻回那份配得上它的纯净与虔诚？这个问题，沉重地压在心头，久久难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