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的文化第一人到底是谁？人选很多，但只有3人最有资格

在成都浣花溪边喝茶的老茶馆里，你要是随意拉住一个本地人问“四川文化头把交椅是谁”，十有八九首先会听到李冰和苏轼的名号。都江堰千年的水声与三苏祠的墨香，真如同川菜里的花椒辣椒一般深入人心。可要是再追问第三个名号，茶客们大多捏着花生米发好一会儿呆，却不知早在汉武帝时期，那个真正给巴蜀文化注入基因、暗暗改写四川命运轨迹的人便已经存在了。

我认为文翁才是容易被人遗忘的终极候选人。他是西汉景帝末年的蜀郡守，初至成都时所见景象较现在想象的更为荒芜。《汉书》中记载“蜀地辟陋有蛮夷风”并非文学修辞，那确实是实实在在的文化荒漠。他没有像普通官员那样修建衙署树立威严，反而做了两件似乎不急于办理的事情，即是倾尽府库银钱修建起中国最早的官办学校“文翁石室”，还亲自挑选小吏前往长安太学深造。最为厉害的是他施行的“绩效挂钩”，学员的成绩直接与郡吏的升迁相绑定，这比KPI考核早了两千年，后来诸葛亮治蜀所用的“循吏”制度，其根源实际上就在于文翁这里。

文翁的厉害之处并不仅仅局限于教育领域。都江堰使蜀地百姓有饭可食，文翁石室培育蜀地百姓的精神。司马迁在《史记》中仅仅提及了“文翁倡其教”这一句话，但是观察司马相如的成长经历，这位在临邛街市弹琴的浪荡公子能够成为汉赋的奠基人，其背后是文翁营造出的文化生态在支撑着。两千多年后的现今，石室中学依旧书声朗朗，这种跨越时空的延续力量，或许连李冰的水利工程都要稍逊一筹。

话再说回来，司马相如自身也是一个厉害的竞争者。其让“四川出产”首次成为全国文化圈的硬通货。汉武帝捧着《子虚赋》痴迷到“恨不能和这人同一时代”的时候，大概没有想到作者竟然来自曾被当作蛮荒之地的蜀地。但相如真正的功绩不在辞藻华丽，而在于建立了巴蜀文化输出的模式，也就是依靠《难蜀父老》解决中央和边疆的话语冲突，借助《喻巴蜀檄》进行政治沟通的软性表达。之后在李白、苏轼身上都能够看到这种将地域特色转化为国家叙事的能力的踪迹。

要让考古学家进行投票，或许会将票投给被称作“西道孔子”的百科全书式学者扬雄。在成都老乡的眼中，他或许不像司马相如那般风流潇洒，但是他所撰写的《方言》留存着汉代各地方言，其构建的《太玄》哲学体系比王充的《论衡》早百年。他身上那种笨拙却又执着的劲头颇为难得，为撰写《蜀王本纪》翻烂竹简，为注释《尔雅》熬坏眼睛。这种学术基因后来在陈寿的《三国志》、常璩的《华阳国志》中得以延续，进而形成巴蜀特有的考据传统。

或许争谁是“第一”便进入了现代人爱排座次的套路，李冰的实干、文翁的远见、司马相如的才情、扬雄的渊博本是四川文化基因的四条螺旋链，如同川西坝子的油菜花和水稻一般，难以分辨谁孕育了谁，水利工程保障农耕的稳定，官学教育培育文化精英，文学创作扩大地域影响，学术研究沉淀历史的厚重。

下次经过成都天府广场，若有空则去观赏那尊东汉李冰的石像。其手握着治水图卷的模样，与文翁在学堂讲经的神态有几分相似。石像底座那暗渠流淌的水声，又好似在回应司马相如赋文中的磅礴韵律。这种多元共生的状态，或许就是“四川文化第一人”最为真实的答案，并非是一个单独的偶像，而是一串相互照亮的文化星座。

现在于文翁石室遗址之处，学生们所读的课文从汉赋变为编程代码了。但是当听到有孩子用四川话背诵“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便立刻知道，那争论了千年的文化基因，早已渗透进巴蜀大地的每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