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陈越……真的是你？”她枯槁的嘴唇微微颤抖，浑浊的眼睛里涌出泪水，像两道划破干涸河床的溪流。
我死死盯着她，这个穿着褪色棉袄、头发枯黄的女人，怎么也无法和记忆中那个穿着白衬衫、笑起来像月牙的女孩重叠。
01
一九九九年的九月，阜阳的太阳毒得像要烧穿人的皮肤。
我叫陈越，一个从乡下泥地里爬出来的穷小子，站在阜阳一中高一新生队伍的最后一排，汗水顺着脖子流进洗得发白的旧校服里。
这身校服带着一股淡淡的皂角味，是母亲用手搓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成果，可袖口还是短了一截，露出我因为干农活而格外粗壮的手腕。
父亲陈德厚是个泥瓦匠，来送我那天，天还没亮，他就用那双满是老茧和干裂口子的手，塞给我几张被汗水浸得发软的零钱。
“越子，这是五十块，省着点花，爸下个月发了工钱再给你寄。”
他拍着我肩膀，那股熟悉的烟草和汗水混合的味道让我鼻子发酸，手上的劲儿很大，像是想把全身的力气和期望都灌注到我的身体里。
“到了城里，好好念，别学坏，别像我，一辈子跟泥巴打交道。”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看着他转身离开的背臂，那个常年被砖头、水泥和生活的重担压得有些佝偻的背影，在清晨的薄雾里，越走越远，最后变成一个小黑点。
开学典礼在学校的大操场上举行，校长在主席台上讲着冗长又无聊的套话，声音通过老旧的喇叭传出来，带着“滋滋”的电流声。
我站在队伍的最末端，因为个子高，也因为我那身明显不合身的旧校服，让我下意识地想躲在人群后面。
我身边的几个男生，穿着崭新的名牌运动鞋，嘴里讨论着我听不懂的游戏和明星，他们的校服平整得没有一丝褶皱，散发着一股城市里才有的、干净清爽的气息。
他们是这个世界的主角，而我，只是一个闯入者，一个格格不入的背景板。
汗水顺着我的额角流进眼睛里，涩得我睁不开眼，心里那股因为考上重点高中的兴奋，已经被这燥热和自卑消磨得一干二净。
就在我昏昏欲睡的时候，一阵轻微的、压抑着的骚动从队伍前方传来，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面。
“快看，快看，主席台那边！”
“是苏晚吟！教导主任苏建国的女儿！”
“真漂亮啊，听说她中考是全市第三名，直接进了一班的实验班。”
我踮起脚，费力地顺着所有人的目光望过去。
主席台的侧面，一个女孩正安静地站着，她没有看任何人，只是微微低着头，似乎在看自己的脚尖。
她穿着一件再简单不过的白衬衫，一条洗得有些泛白的蓝色长裤，脑后扎着一束清爽利落的马尾。
九月的阳光，像一束精心布置的舞台追光，不偏不倚地，温柔地笼罩在她一个人的身上。
那件普通的白衬衫，在她身上仿佛会发光，边缘泛起一层毛茸茸的、金色的光晕，亮得有些刺眼，却又让人移不开目光。
周围的一切，嘈杂的人声，校长的讲话，空气中的热浪，仿佛都在那一瞬间被按下了静音键，褪色成了黑白的背景。
她似乎察觉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注视，有些不自在地抬起头，视线在人群中轻轻扫过。
然后，她的嘴角，扬起了一个极其浅淡的弧度。
她的眼睛，弯得像天边那抹最温柔的新月。
那一刻，周围所有的喧嚣都彻底消失了，我的世界里只剩下那件晃眼的白衬衫，和那个比我十六年生命里见过的所有阳光都要明媚的笑容。
我的心，不受控制地漏跳了一拍，紧接着，便是雷鸣般的狂跳，震得我耳膜嗡嗡作响。
那年我十六岁，第一次明白了，书里写的那些“一眼万年”，并不是虚构的夸张。
典礼结束后，人群散去，我像个失了魂的木偶，被人流推着往前走。
回到分配的宿舍，我的新室友赵志刚，一个自来熟的胖子，正眉飞色舞地跟我们普及学校里的各种“名人”。
“要说咱们这一届最牛的，那必须是一班的苏晚吟啊！人长得跟仙女似的，成绩又好得不像话，关键是，她爸是咱们学校的教导主任苏建国，谁敢惹？”
苏晚吟。
我在心里默念着这个名字，感觉唇齿间都带着一丝诗意的芬芳。
后来，我去食堂吃饭，路过学校的公告栏，上面贴着新生分班和奖学金的名单。
我在一班的名单最顶端，看到了那个名字：苏晚吟。
而在八班的名单里，我费了点劲，才在中间偏下的位置，找到了自己的名字：陈越。
她像挂在天上的星星，璀璨夺目。
而我，是地上的一颗石子，平凡，且被泥土包裹。
她是教导主任的掌上明珠，家住市中心窗明几净的教师公寓，据说她父亲的书房里，摆满了各种名著。
我是泥瓦匠的儿子，和父母挤在城乡结合部一间终年潮湿的出租屋里，房间里最厚的书，是父亲用来垫桌脚的黄历。
我们之间，隔着一条看不见，却比操场上的跑道还要宽阔、真实存在的河。
晚上，我躺在吱呀作响的铁架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月光从没有窗帘的窗户洒进来，照亮了空气中飞舞的尘埃。
我拿出白天刚发的日记本，想写点什么，却又不知从何下笔。
我想写下那个穿着白衬衫的身影，想写下那个像月牙一样的笑容，可我感觉自己粗糙的手，连握笔去描绘她的名字，都是一种亵渎。
那份突如其来的、剧烈的心动，像一株脆弱的幼苗，刚刚破土，就预感到了未来不可能有阳光雨露。
我把这份惊艳和心动，连同那份深入骨髓的自卑，小心翼翼地藏在了日记本的最后一页，没敢让任何人知道。
02
转机发生在高二。
学校的文学社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征文比赛，一等奖的奖品是一套精装版的《鲁迅全集》。
语文老师觉得我作文写得还行，硬逼着我交了一篇上去。
我写的是我父亲，题目叫《父亲的背》，写他在工地上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脊背，写他怎么用那副脊梁撑起了我们家的一片天。
我从没想过能得奖。
结果公布那天，公告栏前围满了人，我挤进去一看，彻底愣住了。
一等奖，《父亲的背》，高二（八）班，陈越。
我去领奖的时候，手心全是汗。
颁奖的人是文学社社长，苏晚吟。
她穿着一件淡黄色的连衣裙，头发披散着，比去年典礼上更添了几分温柔。
她把那套沉甸甸的书递到我手里，笑着说：“你写得真好，尤其是那句‘砖头压弯了他的背，却撑起了我的天’，我看了好几遍。”
我接过书，手指不小心碰到了她的指尖，像触电一样，赶紧缩了回来。
“谢……谢谢。”我的声音都在抖。
“你愿意加入我们文学社吗？”她眨着那双月牙似的眼睛问我，“我们正缺一个会写散文的笔杆子。”
我感觉自己的脑袋不受控制地点着，像个小鸡啄米。
从那天起，每周三下午的社团活动，成了我一周最盼望的时光。
我们几个人围坐在活动室里，看书，聊天，偶尔也写点东西。
苏晚吟总是坐在靠窗的位置，午后的阳光透过玻璃，在她长长的睫毛上投下一小片阴影。
我经常假装看书，实际上，我的余光里全都是她。
我的笔记本上，记满了各种句子，一半是书摘，另一半，是偷偷看她时脑海里冒出的诗。
高二下学期，文学社组织去郊外采风。
回程的大巴上，天已经黑了，车里很安静，只有发动机的嗡嗡声。
苏晚吟就坐在我旁边。
不知道什么时候，她睡着了，脑袋一歪，轻轻地靠在了我的肩膀上。
她的呼吸很轻，带着一股洗发水的清香，挠得我心里痒痒的。
我整个人都僵住了，像一尊石雕，从郊区到市里，整整两个小时，我一动也不敢动。
手臂早就麻了，可我心里却前所未有地满足和安宁。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她靠在我肩膀上的样子。
我爬起来，借着台灯昏黄的光，写了一封信。
信里写了我从见到她的第一眼开始的心情，写了她那件白衬衫，写了她月牙似的眼睛。
写完后，我又觉得无比自卑。
一个泥瓦匠的儿子，怎么敢去奢望天上的月亮？
我把信纸揉成一团，扔进了书桌旁的垃圾桶。
可第二天下午的文学社活动，苏晚吟递给我一个东西。
是我昨天揉成一团的那封信，被她小心翼翼地抚平了，虽然还有些褶皱。
“你扔在活动室的垃圾桶里了，”她低着头，声音细若蚊蚋，我看见她的耳朵尖都红了，“下次……下次别扔垃圾桶里，直接给我就行。”
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心脏狂跳得像是要从喉咙里蹦出来。
“你……你看了？”
“嗯。”她抬起头，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像是盛满了星光，“陈越，我等你很久了。”
二零零零年的春天，阜阳一中后山的小树林里，我第一次牵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很软，带着一丝凉意。
十七岁的爱情，干净得就像那天透过树叶缝隙洒下的、斑驳的阳光。
03
我们的地下恋情，甜蜜又心惊胆战地持续到了高三。
我们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但还是被她父亲，教导主任苏建国发现了。
那天我骑着我那辆破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送她回家，在她家巷子口，苏建国像一堵墙一样拦在我们面前。
他的表情很严肃，镜片后面的眼睛审视地在我身上扫来扫去，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件劣质商品。
“你就是陈越？”他的声音不带一丝温度。
我紧张地点了点头，手心里全是冷汗。
“你爸是干什么的？”他继续问。
“泥……泥瓦匠。”我感觉自己的声音都在发虚。
“哦，泥瓦匠。”苏建国拖长了音调，嘴角勾起一抹毫不掩饰的轻蔑，“我女儿的目标是北大清华，你呢？你平时模拟考能考多少分？你拿什么给她一个未来？拿你手里的砖头吗？”
我的脸瞬间涨得通红，像是被人狠狠扇了一耳光，火辣辣的疼。
我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是啊，我拿什么给她未来？
苏建国不再看我，一把拽过苏晚吟，力气大得让她一个趔趄。
“跟我回家！”他低吼道，临走前，又回过头，像扔垃圾一样扔给我一句话：“高考结束前，要是再让我看见你们俩在一起，我立刻让你从这个学校滚蛋。”
那之后的一个多月，苏晚吟像是被软禁了，手机被没收，家里电话也不让她接。
我每天放学，都会绕到她家楼下，抬头看看她房间的窗户，那扇窗户总是紧闭着。
我不知道她怎么样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直到有一天，那扇窗户突然开了一条缝，一张折叠起来的纸条被扔了下来。
我赶紧捡起来，躲到角落里打开。
是她娟秀的字迹：“陈越，别担心我。等高考结束，我们就自由了。等我。”
我把这张纸条小心翼翼地叠成一个小方块，贴身放在胸口的口袋里，像是揣着一个滚烫的护身符。
那句话，成了我冲刺高考唯一的动力。
二零零一年七月，高考成绩出来了。
整个安徽省都在那个闷热的夏天里焦灼地等待着命运的宣判。
我和一群同学挤在学校门口的红色公告栏前。
我的心跳得飞快，眼睛从上到下，一行一行地寻找。
苏晚吟：语文135，数学142，英语148，文综253，总分678。
这个分数，在当年，是妥妥的省文科前一百名，复旦大学向她敞开了大门。
我由衷地为她高兴，然后继续往下找自己的名字。
陈越：语文121，数学95，英语82，文综191，总分489。
四百八十九分。
这个数字像一把冰冷的锥子，狠狠刺进了我的心脏。
我站在人群里，周围同学的欢呼和哀叹都离我远去，我只觉得浑身发冷，手脚冰凉。
六百七十八分。
四百八十九分。
一百八十九分。
这，就是我和她之间的距离。
比我想象中那条横亘在我们之间的河，还要宽阔，还要遥远。
04
苏晚吟拿到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是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
我们约在后山的小树林，还是那个我们第一次牵手的地方。
她把那张印着烫金大字的红色通知书递给我看，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喜悦和一丝颤抖。
“陈越，我拿到了！我们……”
“我知道。”我打断了她的话，声音嘶哑得连自己都觉得陌生，“你去上海，好好念书，那是个大地方。”
苏晚吟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她看着我，眼眶慢慢红了：“那你呢？”
“我？”我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我就在省内找个大专念吧，学个技术，毕业了回老家，运气好找个工作，运气不好……可能就跟我爸一样，当个泥瓦匠。”
“我不管！”她突然冲过来，紧紧抓住我的手，指甲陷进了我的肉里，“我不管你上什么学校，我等你！我念完大学就回来找你，我们……”
“苏晚吟！”
一声雷鸣般的怒吼从树林口传来。
苏建国铁青着脸站在那里，他身后还跟着苏晚吟的母亲和两个我不认识的亲戚，像是一支前来讨伐的军队。
苏建国几步冲上来，粗暴地把苏晚吟从我身边拽开，然后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我警告过你！你这个泥瓦匠的儿子，一个考了四百多分的废物，你还敢纠缠我女儿？你配吗？”
“爸！你别这么说他！”苏晚吟尖叫着，试图挣脱。
“你给我闭嘴！”苏建国反手就给了她一巴掌，清脆的响声在安静的树林里格外刺耳，“我辛辛苦苦养你十八年，是为了让你有出息，不是让你跟这种社会底层的人混在一起！你丢不丢人！”
我的拳头攥得死死的，指甲深深地嵌进掌心，渗出了血。
我想冲上去，我想为她挡住那巴掌，我想跟苏建国拼命。
可我能做什么？我凭什么？
我只是一个连大学都考不上的穷小子。
苏建国像是骂累了，从口袋里掏出一沓厚厚的钱，大概是新取的，还带着油墨香。
他把钱“啪”地一声甩在我的脚下。
“五千块！拿着去念你的大专！从今以后，你离我女儿远一点！她要去上海，要去复大，她的前途一片光明，你别拖累她，算我求你了！”
红色的钞票散落一地，被风吹得翻滚着，像一张张嘲笑我的脸。
我低着头，看着那些钱，一动不动。
我没有捡。
我抬起头，最后看了一眼被她母亲和亲戚死死架走的苏晚吟。
她拼命地挣扎，哭得撕心裂肺，嘴里一遍又一遍地喊着我的名字。
可我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根木桩。
因为我知道，苏建国说得对。
我给不了她任何东西，只会拖累她。
那年夏天，苏晚吟去了繁华的上海。
我则留在了这个省，去了一所偏远的建筑工程专科学校。
我们的人生，从那个闷热的夏天开始，一个向南，一个向北，再也没有了交点。
那一百八十九分的距离，最终，变成了一辈子的遥不可及。
05
大专的三年，我活得像个苦行僧。
室友赵志刚是个大大咧咧的本地人，他总笑我：“老陈，你一个学建筑的，整天抱着《经济学原理》和《法学概论》啃什么？想转行啊？”
我只是笑笑，不说话。
我心里憋着一股滔天的火，苏建国那句“废物”和甩在我脚下的五千块钱，像烙铁一样烫在我的心上。
我发了疯似的学习。
白天上完大专的课，晚上就泡在图书馆自学本科的课程。
我报了自学考试，别人在宿舍打游戏、在校园里谈恋爱的时候，我正就着一盏昏暗的台灯，背着厚厚的专业书。
生活费不够，我就周末去学校外面的工地打零工，搬砖、扛水泥，什么脏活累活都干。
每次手掌被磨出血泡，我就会想起父亲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和苏建国轻蔑的眼神。
疼痛，反而让我更加清醒。
大二那年，家里出了大事。
父亲陈德厚在工地上，为了抢救一个即将掉落的工具，从三米高的脚手架上摔了下来，腰椎粉碎性骨折。
我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时，正在上课。
我什么都顾不上了，冲出教室，跟所有认识的同学、老师借钱，凑了两万块，连夜坐火车往家赶。
医院的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刺鼻。
母亲刘桂芳抱着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越子，医生说……你爸他……他以后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
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硬生生地憋了回去。
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人，我不能倒下。
我签了手术同意书，然后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蹲了整整一夜。
天快亮的时候，我想了很多。
我想起了苏晚吟，想起了我们曾经的约定。
可现在，我连给她一个安稳生活的承诺都做不到了。
我这样一个被生活牢牢钉在泥地里的人，怎么能再去奢望天上的月亮？
那天，我用管同学借的钱，买了一张信纸。
我在医院走廊的窗台上，给她写了最后一封信。
信上只有一句话：“晚吟，忘了我吧。以后的路，你要好好走。”
我没有写我的地址，没有留任何联系方式。
我把信念了无数遍，每一遍都像是用刀在心上割一下。
最后，我把信寄去了复旦大学中文系。
从那天起，我单方面地，与苏晚吟的世界，彻底失联。
大专毕业后，我没有回老家。
我去了浙江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城市，在一家建筑公司的工地上，从最底层的施工员做起。
白天地表温度四十多度，我戴着安全帽，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穿梭。
晚上回到八人一间的工棚，别人都在喝酒打牌，我继续点着台灯看书，考各种职业资格证书。
三年后，我靠着自考的本科文凭，考上了浙江一所大学的在职研究生。
毕业后，我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凭借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和扎实的笔试成绩，成功上岸。
从乡镇科员，到市局的办事员，再到办公室副主任，主任……
这条路，我走了整整十八年。
十八年后，我四十一岁，成了市发改委的一名副处长。
我有了车，有了房，有了一个外人看来体面稳定的工作。
可每次在应酬的酒桌上推杯换盏，在深夜里独自开着车回家的路上，我都会不可避免地想起那个穿着白衬衫的女孩。
晚吟，你现在在哪里？你过得好不好？是不是成了著名的作家，或者大学教授？
我也想过去找她。
复旦大学，二零零一年级，中文系，苏晚吟。
在信息时代，找到一个人并不难。
可我迟迟没有迈出那一步。
我害怕。
我不知道，如今这个官场上磨平了棱角、两鬓染霜的我，够不够资格，再一次站在那个光芒万丈的她面前。
直到命运，用一种我从未设想过的方式，给了我答案。
06
二零二四年三月，我从北京出差回来，因为天气原因，航班在省会机场延误了。
候机厅里人声鼎沸，空气中混杂着泡面和咖啡的味道。
我四十二岁了，早已习惯了这种奔波。我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拿出文件准备再看一遍。
旁边座位上，一个小女孩的哭声断断续续地传来，带着委屈的鼻音。
“妈妈，我饿……我想吃汉堡……”
我下意识地抬起头，想看看是怎么回事。
就是这一眼，我整个人如同被雷电击中，瞬间僵在了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