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里调来一位大领导,他退休前意味深长对我说:小伙子,要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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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局里新来的秦副局长,是个快退休的“佛系”领导。

他从不问事,每天只在办公室喝茶看报,仿佛对一切都漠不关心。

同事们都说,他就是来单位养老的,没人把他当回事。

可我却无意中发现,他总是在深夜独自研究我负责的“滨江新城”项目图纸。

半年后他任期结束,在电梯里,他突然叫住了我。

那双总是半眯着的眼睛里,透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锐利光芒。

“小伙子,”他压低了声音,一字一顿地说,“要当心啊。”

我还没来得及问他当心什么,电梯门就开了,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以为他是在提醒我小心我的上司,可后来我才明白,他警告的,是足以吞噬一切的深渊。



01

市规划局空降来一位快要退休的副局长,他的名字叫秦振邦。

他是从省厅下派来我们这个地级市挂职的,任期只有短短的半年,像个匆匆的过客。

在机关这个人员流动如同慢镜头播放的环境里,这样一位来去匆匆的“天降领导”,本该引起不小的波澜和各种猜测。

但他没有,他像一滴水融入了大海,没有激起任何涟漪。

他不像其他新上任的领导那样,热衷于召开各种各样的会议,在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充满抱负的讲话。

他也不像他们那样,频繁地到各个项目工地去视察、指导工作,以彰显自己的存在感和权威。

秦振邦似乎对这一切都毫无兴趣,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厌倦。

他整日将自己关在走廊尽头那间光线不太好的、朝北的办公室里。

那扇门,永远都只是虚掩着一条缝,仿佛在欢迎谁随时进去汇报工作,又仿佛在用这种姿态,拒绝所有不必要的打扰。

他每天的工作内容,似乎就只有雷打不动的三件事。

第一,用一个巨大的、印着“为人民服务”字样的白色搪瓷杯,泡一壶从家里带来的、不知道是什么品种的浓茶。

第二,戴上老花镜,看一整天的报纸,从头版头条的中央大报,到中缝广告里的本市晚报,他都看得津津有味。

第三,在办公室那张宽大的、铺着厚厚毛毡的桌子上,铺开宣纸,用一支看起来就很有年头的斑竹毛笔,慢悠悠地练字。

大家渐渐地,就把他当成了一个来单位消磨时间、等待退休的“吉祥物”,一个在退休前享受最后清闲时光的老干部。

除了那些按照流程必须他签字的文件,几乎没有人会主动去打扰他那份难得的清静。

而我,林默,作为项目处一个刚刚入职不到两年的新人,一个在等级森严的机关里处于食物链最底端的小科员,更没有资格和机会去打扰他。

我正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被命名为“滨江新城”的重大项目中,忙得脚不沾地。

这个项目是市里今年的头号工程,被媒体誉为“城市未来的新引擎”,关系着整个城市的未来发展格局和领导的政绩。

从上到下,所有人都铆足了劲,像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上的齿轮。

我的直接上司,项目处的处长,高建波,对我这个名校硕士毕业、专业能力扎实的新人,表现出了极大的青睐和器重。

他不止一次在处里的内部会议上,甚至在有局领导参加的大会上,点名表扬我做的项目规划方案。

他总是说,我的方案思路清晰,数据扎实,考虑全面,是年轻一代里的好苗子,前途不可限量。

这种来自顶头上司的、毫不吝啬的肯定,让我这个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既感到受宠若惊,又充满了建功立业的干劲。

那天下午,一份关于“滨江新城”一期工程的补充文件,需要所有局领导会签。

我拿着那份厚厚的文件,按照签字顺序,最后敲开了秦振邦办公室那扇虚掩的门。

“请进。”里面传来一个略带沙哑、有些慵懒的声音,像是刚刚午睡醒来。

我推门进去,看到秦振邦正戴着他的老花镜,俯身在一张巨大的、几乎占了半个办公室的桌子上,聚精会神地看着什么东西。

那不是他平时看的报纸,而是一张因为年代久远而边缘泛黄、布满了细密折痕的老旧图纸。

我的专业本能让我一眼就认出,那是一张极其专业的、手绘的城市地质勘探图。

更让我心中猛地一动的是,图上用红蓝两种颜色的铅笔标注得密密麻麻的区域,恰好就是我正在负责的“滨江新城”一期工程的核心地块。

他看得极其专注,连我走近了他的办公桌都没有察觉。

直到我怕打扰他,又不得不提醒他,于是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他才如梦初醒般地抬起头,眼神里有一丝被打扰的不悦。

当他看到是我时,那双总是显得有些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

然后,他迅速地,用一种与他年龄完全不符的敏捷动作,将那张巨大的图纸收了起来,卷成一个结实的纸卷,快步走到墙边,塞进了那个装满了他书法作品的图筒里。

等他再转过身来,面对我的时候,脸上已经重新换上了那副我们所有人都熟悉的、昏昏欲睡的、与世无争的表情。

“哦,是小林啊,有什么事吗?”他的语气平淡如水。

“秦局,这份文件需要您签个字。”我恭敬地将文件递了过去。

他接过文件,甚至没有打开看一眼内容,直接翻到了最后一页需要签字的地方,从笔筒里拿起一支笔,龙飞凤舞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整个过程,他都没有再看我一眼,仿佛刚才那个在办公室里研究秘密图纸的人,根本就不是他。

我拿着那份签好字的文件,轻手轻脚地退出了他的办公室。

就在我带上门的那一刻,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我看到,他又从那个高高的图筒里,抽出了那张神秘的图纸,重新铺在了宽大的桌面上,像一个守护着宝藏的巨龙。

我的心里,第一次对这位看似与世无争、即将退休的老领导,产生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巨大疑惑。

他到底在看什么?为什么看到我,会那么紧张?

02

“滨江新城”的项目,推进得异常迅速。

它像一辆加满了最优质燃油的跑车,在一条为它量身打造的、畅通无阻的赛道上,风驰电掣地飞驰。

高建波处长几乎每天都会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详细地询问项目的最新进展,并对下一步的工作做出明确而具体的指示。

他那种雷厉风行、杀伐果断的工作作风,和对整个项目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的强大掌控力,让我这个刚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年轻人,充满了由衷的敬佩。

我把他视为自己职业生涯的榜样和导师。



这天上午,高建波又交给我一个十分紧急的任务。

他让我务必在两天之内,完成一份关于项目一期工程土地置换可行性的补充报告。

他特别强调,这份报告直接关系到下周市长亲自主持的现场办公会的最终决策,可以说是至关重要,不容有失。

撰写这份专业性极强的报告,需要一份十几年前的、关于同一地块历史规划的原始档案,作为最核心的参考依据。

可不巧的是,局里专门负责管理这些陈旧档案的管理员李姐,恰好从今天开始,请了一周的年假,带着家人去外地旅游了。

她的办公室和那间几乎没人进去过的旧档案室的钥匙,都锁在她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谁也拿不到。

我急得像一只被关在热锅上的蚂蚁,在自己的工位上,毫无意义地来回踱步。

没有那份关键的原始档案,我的报告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本无法下手。

我将这个突发的、几乎无解的困难情况,向高建波进行了汇报。

他听完后,只是习惯性地皱了皱眉头,然后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小林,我相信你的能力和智慧。周五下班之前,我必须在我的办公桌上,看到这份完整的报告。”

他把这个巨大的压力,用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又原封不动地,全部推回到了我的身上。

办公室的同事们,都已经陆续下班了,办公室里渐渐安静下来。

只有我一个人,还像个傻子一样,对着空白的电脑屏幕发呆,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就在我准备彻底放弃,打算明天再想办法托人找李姐的家人要钥匙的时候。

秦振邦慢悠悠地从他那间走廊尽头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

他的手里,依旧拿着他那个标志性的、泡着浓茶的大号白色搪瓷杯,看样子是准备下班回家了。

他从我的工位旁经过,脚步似乎不经意地顿了顿,仿佛是无意中看到了我这张愁眉苦脸的、几乎要哭出来的脸。

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将他平时看报时用来当书签的一枚陈旧的卡片,随手放在了我凌乱的桌角。

然后,他就背着手,迈着他那独特的、不紧不慢的方步,走远了,消失在楼梯的拐角处。

整个过程,我们之间没有一句语言的交流,甚至没有一个眼神的接触,自然得就像风吹过树叶一样。

我疑惑地拿起那枚被他的茶渍染得有些发黄的、散发着淡淡墨香的旧书签。

我发现,那是一张早已废弃的、我们单位图书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使用的图书借阅卡。

卡片已经很旧了,是用那种很硬的卡纸做的,上面的手写人名和借阅记录,都因为岁月的磨砺而变得模糊不清。

我下意识地,将这张看起来毫无价值的卡片翻了过来。

在卡片的背面,用那种很老式的、需要削的铅笔,写着一串几乎快要被磨掉的、淡淡的数字和字母的组合。

看起来,很像是一个档案柜的编号。

我的心里猛地一动,像被电流击中了一样。

一个大胆的、近乎荒谬的念头,在我的脑海中闪电般地划过。

我抱着试一试的、近乎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打开了局里的内部档案管理系统。

这个系统有两个入口,一个是大家常用的、界面现代化的新系统;另一个,是几乎已经没有人再用的、专门存放那些被电子化了的历史文档的旧系统。

我点开了那个界面陈旧、反应迟钝的旧系统入口。

在那个小小的检索框里,我用颤抖的手指,一个一个地,输入了卡片背面那串神秘的编号。

然后,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按下了回车键。

屏幕加载了几秒钟,那几秒钟,对我来说,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然后,一个文件链接,真的从一片空白的页面上,跳了出来!

文件的名字正是:关于“江北滩涂综合治理项目”的历史规划档案(1998年版本)。

就是它!我找到了!

我激动得差点从椅子上叫出声来,心脏因为过度兴奋而剧烈地跳动着。

我迫不及待地点开那个文件链接,一份被扫描得有些模糊、但内容完整的PDF档案,出现在我的眼前。

更让我感到奇怪和震惊的是,在这份PDF档案的最后一个、通常是空白的附件页里,竟然夹着一份同样被扫描了的、盖着鲜红印章的红头文件的会议纪要。

纪要的内容,是关于当年那场名为“江北滩涂综合治理项目”的庞大工程,因为在最后的审查阶段,被发现“关键地质勘探数据存在严重不实”,而在即将动工前,被省里主管领导紧急叫停的内部通报。

在那份措辞严厉的会议纪要的最后,附着一份相关责任人的处分人员名单。

其中,一个因为“工作失职、审核不严”而被记大过的项目负责人,赫然姓高。

03

那个因为“数据不实”而被记大过的、姓高的项目负责人,会是高建波处长吗?

这个可怕的疑问,像一根又尖又硬的鱼刺,狠狠地卡在了我的喉咙里,让我吞咽不下,也吐不出来。

第二天一上班,我找到了一个单独向高建波汇报工作的机会。

我将我“无意中”发现的这份陈旧档案,以及那份关于项目被紧急叫停的会议纪要,以一种非常旁敲侧击的、自以为很聪明的方式,向他进行了汇报。

我特意强调了当年那个失败的项目,和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滨江新城”项目,在地理位置和核心规划思路上,有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高建波非常耐心地听着我的汇报,脸上始终挂着他那标志性的、和煦如春风般的、让人看不出任何破绽的微笑。

等我说完,他只是不紧不慢地端起桌上的茶杯,轻轻地吹了吹漂浮在水面上的茶叶,然后用一种轻描淡写的语气说道:“哦,这件事啊,我好像是有点印象。”

“都是些陈年旧事了,当时的技术条件、政策环境,和现在都完全不同,所以,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

他的语气平静得没有一丝一毫的波澜,仿佛在说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别人的旧闻。

“你不用在这些故纸堆里浪费宝贵的时间了,小林。你的任务,是把精力,全部集中在完成那份重要的补充报告上。”

他用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方式,轻而易举地,就将这个敏感的话题给带过了。

我看着他那张看不出任何真实情绪的脸,心中的疑云却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下午,我将我连夜赶出来的补充报告初稿,恭敬地送到了高建波的办公室。

他在我的对面坐下,从笔筒里拿出一支红色的签字笔,非常仔细地,一页一页地审阅着我的报告,不时地在一些地方做上标记。

当他看到报告中关于项目地质风险评估的那一段时,他那修长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地敲了敲。

“小林啊,你这一段,写得太细了,也太悲观了。”

我有些不解地抬起头:“处长,我觉得这部分非常重要。根据历史档案和我们最新的勘探数据来看,这片冲积平原的土质非常松软,含沙量很高,如果要按照规划建造高层住宅区,就必须进行深度的地质加固,否则在未来,很有可能会出现地面不均匀沉降的风险。”

我在报告里,根据我的专业知识和严谨的计算,对这一潜在的风险进行了重点的、加粗的提示。

并且,我还根据市场行情,匡算出了一笔数额不菲的、专门用于地基加固的专项预算。

高建波听完我的解释,没有直接反驳我,而是站起身,走到他办公室那扇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窗外那片正在施工的、热火朝天的工地。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转过身,走到我的身边,用他那温暖而干燥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小林,你的专业能力,我是非常认可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做工作,尤其是做我们这种政府主导的大型项目,有时候不能只看技术,更要有大局观。”

“大局观?”这个词让我更加困惑了。

“是啊,大局观。”他加重了语气,仿佛在传授什么秘诀,“这个项目,是市里主要领导下了死命令,必须在年内出形象、见成效的重点工程。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个环节,都要为这个最终的总目标服务。”

他指着我报告上那段关于风险提示的文字说:“你写的这些风险,理论上都存在,我承认。但发生的概率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你现在把这笔大额的预算写进报告里,报告交上去,到了发改委、财政局那里,肯定要组织专家进行反复论证,来来回回,要耽误多少宝贵的时间?项目进度一旦被拖慢了,这个责任谁来负?是你还是我?”

“可是,安全问题是第一位的……”我试图做最后的争辩。

他立刻打断了我的话:“安全当然是第一位的,这一点不用你提醒我。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加固的工作,放到后续的施工环节再去重点抓,没必要现在就白纸黑字地写在报告里,写得那么死,等于给自己上了一道枷锁。”

他拿起桌上的那支红笔,在我的报告上,将我耗费了大量心血写出来的那段关于风险提示和预算的部分,用一个巨大的红叉,整个地划掉了。

“你回去,把这一段‘优化处理’一下。记住,我们现在的主要目标,是让这份报告尽快通过市长办公会的审批,让项目尽快地往前走,不要节外生枝。”

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期许和一种不容置疑的压力。

“小林,我知道你是个聪明的年轻人,应该懂得怎么做,才对我们大家都有利。”

我拿着那份被画上了巨大红叉的报告,失魂落魄地走出了高建波的办公室。

我的心里,第一次对他那种近乎完美的、如沐春风般的领导形象,产生了严重的动摇。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简化流程,这几乎是在公然地违背我的专业原则和职业道德。

那一整个晚上,我都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进行着痛苦无比的挣扎。

我的脑海里,有两个小人在打架。

一边,是我的专业良知,它声嘶力竭地告诉我,那些风险是真实存在的,我必须把它清清楚楚地写出来,这是我的责任。

另一边,是那位一直赏识我、提携我的领导,他的话似乎也并非全无道理,在庞大而复杂的体制内,有时候理想化的程序正义,确实需要为冷酷的现实效率让路。

如果我坚持己见,很可能会被视为一个“不懂规矩”“不识大体”的愣头青,从而彻底失去这位前途无量的领导的信任,我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可能因此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

最终,在反复的权衡和自我说服之后,我还是选择了向现实妥协。

我按照他的意思,将那段关键的风险提示,修改成了几句模棱两可、不痛不痒的官样套话。

那笔为了保证绝对安全的、巨额的加固预算,也从我的报告里,被彻底地、无声地抹去了。

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这只是暂时的“优化”,是为了顾全大局,是为了让项目能更快地推进。

我把那份修改过的、我自己都不敢再多看一眼的报告,交到了高建波的手上。

他看了之后,非常满意地笑了。

04

秦振邦半年的挂职期,像指间的流沙,转眼就满了。

他来的时候悄无声息,没有欢迎会;走的时候也同样低调,没有鲜花和掌声。

局里按照惯例,在机关食堂为他办了一场简单的欢送午宴。

宴会上,一把手局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赞扬了秦副局长在挂职期间,为我局带来的“宝贵的省厅经验”和“崇高的个人风范”,尽管在座的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他这半年来,几乎什么都没做。

秦振邦依旧是那副与世无争、昏昏欲睡的样子。

他端起面前的酒杯,用他那略带沙哑的、没什么精神的嗓音,说了几句感谢组织关怀、感谢同事支持的场面话。

然后,他就以自己年纪大了、不胜酒力为由,提前离席了。

整个过程,他甚至没有和我这个他唯一“无意中帮助”过的小科员,有任何一次眼神的交流。

我心中那点因为那枚旧书签而产生的、关于他身份的种种猜测,也渐渐地淡去了。

或许,他真的只是一个即将退休的、与世无争的、碰巧有些见闻的老人吧。

那天下午,我抱着一摞刚刚装订好的、关于“滨江新城”项目的最终版报告,走进了电梯。

我准备将它们送去顶楼的档案室,进行最后的存档封存。

那份被高建波亲手“优化”过的报告,赫然就在那摞文件的最上面。

电梯门即将缓缓关上的一刹那,一只干瘦的、布满了老年斑的手,突然伸了进来,及时地挡住了门边的光感器。

电梯门又重新缓缓地打开了。

走进来的人,是秦振邦。

他的手里,依旧拿着他那个标志性的、泡着浓茶的大号白色搪瓷杯,另一只手,则提着一个看起来很旧的公文包。



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尴尬的安静,我甚至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因为紧张而略显局促的、不均匀的呼吸声。

我出于礼貌,冲他恭敬地点了点头,低声喊了一句:“秦局。”

他只是从鼻子里“嗯”了一声,算是回应,然后就转过身,背对着我,盯着电梯门上不断跳动的红色数字,仿佛在研究什么深奥的数学难题。

他似乎完全没有要和我进行任何交谈的意思。

电梯从一楼,安静地、缓缓地向上攀升。

五楼,六楼,七楼……

就在电梯门“叮咚”一声,在顶楼打开,他即将迈步出去的那一刻。

他突然转过头来,毫无征兆地。

那双总是半眯着、仿佛对周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的浑浊眼睛,此刻却异常地明亮。

像两口深不见底的、幽深的古井,闪烁着一种洞悉一切的、令人心悸的锐利光芒,直直地望进了我的心里。

他盯着我,嘴唇动了动,用一种不大,却异常清晰、一字一顿的声音,对我说道:“小伙子,要当心啊。”

他说完这句话,没有再做任何多余的解释,便迈着他那看似缓慢、实则异常稳健的步伐,走出了电梯,头也不回地消失在走廊的尽头。

只留下我一个人,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呆立在空无一人的电梯里,如坠冰窟。

这句没头没尾的、突如其来的警告,像一把冰冷的、锋利无比的锥子,瞬间刺穿了我所有的平静和侥幸。

当心?

当心什么?当心谁?

是当心一手提拔我的高建波吗?还是当心这个我倾注了全部心血的项目?

那天晚上,我彻底失眠了。

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将这半年来发生的所有让我感到疑惑的细节,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不厌其烦地串联起来。

秦振邦在办公室里偷偷研究的那张奇怪的、标注着红蓝铅笔印记的地质勘探图。

那枚恰到好处地出现在我办公桌上的、引导我找到关键历史档案的神秘旧书签。

那份被高建波轻描淡写地一笑带过的、关于类似项目因为“数据不实”而被紧急叫停的旧会议纪要。

那份被他亲手“优化”掉所有风险提示和关键预算的补充报告。

以及,秦振邦在临走前,那句意味深长的、如同警钟一般在我耳边不断回响的最后警告。

所有的线索,都像一根根看不见的丝线,指向了一个模糊而可怕的方向。

突然,一个一直被我忽略了的、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像一道闪电,猛地划过我混乱的脑海。

秦振邦的办公室!他那些练字的宣纸!

他几乎每天都在练字,那些写满了字的宣纸,有的被他仔细地收起来,有的则被他随意地揉成一团,扔进了脚下的废纸篓里。

一个疯狂的、我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的念头,在我心中破土而出。

我猛地从床上一跃而起,也顾不上换衣服,抓起车钥匙,在深夜里,再次向单位飞驰而去。

我用当初办公室主任给我的备用钥匙,偷偷地打开了已经人去楼空的、秦振邦的那间办公室。

办公室里,他的东西已经基本清空了,显得空空荡荡,只留下那个装了半满的、不起眼的废纸篓。

我蹲下身,像一个寻宝的盗贼,将那个废纸篓里的所有纸团,全都倒在了冰冷的地板上。

我颤抖着手,将那些被揉成一团的、带着墨香的宣纸,一张一张地、小心翼翼地展开,生怕弄坏了什么关键的线索。

大部分的纸上,写的都是一些飘逸潇洒的、我完全看不懂的草书诗词,内容大多是些淡泊名利的田园诗。

就在我快要放弃,以为自己真的是想多了的时候。

在一张被揉得最紧、几乎成了个死疙瘩的宣纸上,我看到了几个用最庄重、最古朴的隶书反复书写的、毫无关联的字。

那几个字,笔力雄健,入木三分,仿佛要将书写者内心所有的、压抑的情绪,全部倾注于笔端。

我起初完全不理解那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它们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

这到底能代表什么?

直到我将这几个看似毫无关联的字,与我那位前途无量、春风得意的顶头上司——高建波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

我悚然一惊!后背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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