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卡车发动时的轰鸣，像一头被惹怒的钢铁野兽，几乎要吞没这黄土坡上的一切声音。
她就是在这震耳欲聋的嘈杂里，突然挤开人群，冲到我的面前。那张揉得发皱的纸条，带着她手心的汗和一丝决绝的温度，被猛地塞进我上衣的口袋。
“谢谢你。”她的声音压得极低，像风中摇曳的火苗，微弱却执拗，“回城后，去这个村里的红星公社找我爹，他叫丁卫国，兴许能帮上你。”
她没给我任何追问的机会，说完便毅然转身，像一片被风卷起的叶子，跳上颠簸的卡车。
车轮卷起漫天黄尘，我攥着口袋里那片薄如蝉翼的希望，心中却只有一片迷惘。
一个普通的村庄，一个陌生的名字，这究竟是绝境中的救赎，还是一句礼貌而空洞的安慰？
01
1974年的夏天，陕北的太阳毒得像一盆泼下来的滚油，把黄土地烤得开了裂。知青点的空气，比这天气还要焦灼。
一个珍贵的回城名额，像一颗投入死水潭的石子，在我们这群远离城市心脏的年轻人中，掀起了滔天巨浪。
所有人心头都有一杆秤。论文化，我是点上唯一的高中毕业生，父亲是大学教授；论劳动，我从不惜力，手上的茧子比窝窝头还硬。可恰恰是“大学教授”这四个字，成了我的原罪，给我全家扣上了一顶沉重的帽子——“臭老九”。
这顶帽子，让我在这片广阔天地里，呼吸都比别人费力。
知青小组长高建民，在决定名额归属的群众大会上，站得笔直，声音洪亮。他通红的脸上泛着激动的油光，手臂有力地挥舞着：“同志们！我们贫下中农的子弟兵，流血流汗建设新农村，为的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把宝贵的回城机会，让给一个‘臭老旧’的儿子，让他回城里去享清福吗？”
他的话像一把淬了毒的刀子，精准地捅在我最痛的地方。
“这是对贫下中农的背叛！这是阶级立场的严重动摇！”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周围那些平日里与我一同劳作、一同说笑的脸庞，此刻都变得陌生而狂热。我站在人群中，像一棵被孤立的、摇摇欲坠的树，百口莫辩。那些解释的话语堵在喉咙里，最终只能和着屈辱，一并咽进肚里。
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氛围里，公社大院的高音喇叭忽然响了起来。是丁秋云的声音，公社广播站的播音员。她的声音一向清冷，像山间清泉，在这燥热的午后有一种奇特的镇静作用。此刻，她正在字正腔圆地播报着学习材料。
突然，广播声中断了。一阵短暂的沙沙声后，是一个年轻邮递员气喘吁吁的声音：“丁秋云同志，加急电报！”
所有人都愣住了，连高建民都暂时停止了他的慷慨陈词。在那个年代，加急电报往往意味着天大的事。我们看见丁秋云从广播室的小窗探出身子，接过那薄薄的一张纸。她当众打开，只看了一眼，原本就没什么血色的脸瞬间煞白如纸。
广播在死寂了几秒后，重新响起。丁秋云继续播报着革命口号，可那清泉般的声音，竟控制不住地带上了一丝无法掩饰的哽咽与颤抖。
第二天，同样的时间，喇叭里传出的却不是学习文件。丁秋云用她那带着一夜未眠的沙哑嗓音，说今天要播读一封听众来信。她没有说寄信人是谁，也没有说收信人是谁。
“……妈知道你在那边苦，可你要照顾好自己。妈这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了，夜里总是咳，一咳就想起你小时候的样子。你爸他……唉，不说他了。你别挂念家里，要听组织的话，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成为一个合格的革命接班人……”
那封信不长，语句朴实得就像村口的老槐树皮。可那字里行间压抑不住的思念和对病痛的无奈，却像无数根细密的针，扎在每个背井离乡的知青心上。高亢的口号听得人热血沸腾，可这封信，却听得好几个女知青都偷偷地转过身，用粗糙的手背去抹眼泪。
我攥紧了口袋里前几天收到的家信，信纸已经被手心的汗浸得发软。上面是我妹妹歪歪扭扭的字迹，她说，爸爸的咳嗽也越来越重了。
02
公社书记站 在正中间，高建民坐在他旁边，像一只要即将捕食的狼，眼神灼灼，充满了战斗的欲望。
“梁文昭同志的劳动表现，大家有目共睹，确实不错。”高建民先是假惺惺地肯定了一句，随即话锋一转，声音陡然拔高，“但是！同志们，我们选拔回城青年，首要看的是什么？是政治思想！是阶级成分！”
他把那本红色的语录本“啪”地一声拍在地上：“梁文昭的父亲，是还在接受劳动人民再教育的大学教授，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能把宝贵的名额，交给一个思想上可能存在问题，家庭背景如此复杂的人吗？我坚决反对！”
“我提议，应该把机会留给我们贫下中农出身的同志，留给那些政治上更可靠的同志！”
他的话掷地有声，在场的几位贫协代表立刻点头附和。气氛压抑得像暴雨前的天空，每一秒都像在被拉长。我低着头，看着自己那双因常年劳作而粗糙变形的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指甲深深地嵌进掌心的肉里，传来一阵尖锐的疼痛。
我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感。我想到了我那同样病弱的父亲，一个教了一辈子书，清高又迂腐的老知识分子，如今却要在扫厕所时被人指着鼻子骂。一种强烈的共情，让我心如刀绞。
书记清了清嗓子，所有人都知道，他要宣布最终的决定了。我几乎能预见到结果，那扇回城的大门，正在我面前缓缓关上。
“我……”
就在公社书记开口的一瞬间，我猛地站了起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
我深吸了一口气，压下胸口翻涌的情绪，用一种连自己都感到意外的平静语气说：“书记，各位代表，我请求组织，把这个回城名额，让给丁秋云同志。”
整个环境陷入了一片死寂。
我能感觉到高建民错愕的目光，他张着嘴，仿佛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
我继续说道，声音不大，但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朵里：“昨天广播里的那封信，我相信大家都听到了。丁秋云同志的母亲病重，她的家庭比我更需要她。我们革命队伍，不能让自己的同志流血流汗又流泪。她需要回到亲人身边，照顾她的母亲。”
我没有提自己的父亲，也没有为自己的家庭成分辩解半句。在那一刻，所有的委屈和不甘，都被一种更深沉的情感所取代。或许是因为那封信，或许是因为丁秋云播报时那无法控制的哽咽，我觉得她比我更需要这个机会。
这番话说完，满座皆惊。
高建民脸上的错愕迅速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毫不掩饰的、胜利者的笑容。他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主动缴械投降的傻瓜。公社书记的脸上也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这无疑是解决眼下这个烫手山芋的最好方式。
一直默默坐在角落里的丁秋云，此刻缓缓抬起了头。她的目光越过众人，直直地落在我身上。那眼神极其复杂，有震惊，有感激，甚至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难以言说的悲哀。
她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她没有推辞，只是默默地、深深地低下了头，肩膀微微地颤抖着。
这个无声的决定，就这样被定了下来。
03
丁秋云走的那天，天阴沉沉的，黄土坡上的风刮得人格外冷。
送行的场面很冷清，没有敲锣打鼓，甚至没有几个人来。这在知青点是不寻常的，每一次有人离开，都像是节日。但这一次，气氛却格外诡异。
我远远地站着，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为她高兴，却又为自己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失落。她好像刻意在躲着我，从收拾行李到等待卡车，始终没有看过我一眼，更没有走过来说一句谢谢。
这让我心里那点残存的“自我感动”显得尤为可笑。也许在她看来，我的“高风亮节”只是一种愚蠢的冲动，甚至是别有用心的施舍。
来接她的军绿色解放卡车停在公社大院门口，司机是个不耐烦的中年男人，一个劲地按着喇叭。高建民正满脸堆笑地跟司机说着什么，好像这个名额是他争取来的一样。
丁秋云提着一个简单的帆布包，最后回头看了一眼广播室那小小的窗口，眼神里充满了留恋。
她要上车了。我攥了攥拳，准备转身离开。我不想让她看到我脸上可能流露出的任何情绪，那会让我显得更加狼狈。
就在此时，卡车发动了，引擎发出一阵巨大的轰鸣，黑色的浓烟从排气管里喷涌而出。
“等等！”
一声清脆的喊声穿透了引擎的噪音。是丁秋云。
她突然挤开了挡在身前的人，像一只受惊的鹿，飞快地冲到我的面前。周围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
我愣住了。
她不由分说，以一种不容拒绝的力道，抓住了我的手。她将一张被手心汗水浸得有些湿润、揉得发皱的纸条，迅速地塞进我上衣的口袋里。整个动作快得像怕被人看见，充满了某种不祥的紧张感。
她的声音压得极低，几乎被嘈杂的引擎声完全覆盖，但我还是听清了。
“谢谢你。回城后，去这个村里的红星公社找我爹，他叫丁卫国，兴许能帮上你。”
说完，她便毅然转身，用尽全身力气跳上了颠簸的卡车。她没有再回头，娇小的身影很快被高高的车厢挡板吞没。
卡车怒吼着绝尘而去，留下漫天黄沙和一脸错愕的我。
我下意识地伸进口袋，指尖触碰到了那张薄薄的纸条。我把它拿出来，小心翼翼地展开。上面用钢笔写着一个地址，字迹清秀而急促：“XX省XX县红星公社三队，丁卫国。”
“红星公社”……这个名字在当时太普通了，几乎每个县都有那么几个。而让她去一个陌生的村里找她的爹，一个听起来像是普通农民的人，这能帮上我什么？
帮我开一张“贫下中农”的证明？还是帮我写一封推荐信？
一股被敷衍的失落感涌上心头。这听起来，更像是一句走投无路之下，为了表达谢意而许下的客套安慰，而非一个真心实意的承诺。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将那张轻飘飘的纸条重新折好，放回口袋。它那么轻，却又仿佛有千斤重，压得我心中充满了无尽的困惑与茫然。
04
我的善举，并没有换来哪怕一丝善报。
高建民似乎把我这次的“退让”视作了软弱可欺的证明。他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对我展开了变本加厉的打压。
第二天出工，分派农活的时候，他把所有人都分派完了，才慢悠悠地走到我面前，用手里记工分的本子敲了敲我的肩膀。
“梁文昭同志，”他故意拉长了声音，让所有人的目光都聚过来，“看你思想境界高，觉悟也高，挑水的活儿就交给你了。咱们知青点的水缸，可不能空。”
挑水是公认的苦差，来回几里山路，全是崎岖的土坡。但这不是关键。
另一个知青小声提醒：“组长，那两只好的水桶昨天不是让二队的借走了还没还吗？就剩下那对漏的了。”
“漏的？”高建民眼睛一瞪，“漏的就不能用了？我看是某些人的思想漏了！有困难要克服，没有条件要创造条件！梁文昭同志，你不会连这点革命困难都怕了吧？”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走向墙角那对桶底已经渗出水渍的破旧木桶。我能感觉到背后射来的无数道目光，有看好戏的，有幸灾乐祸的，还有一丝转瞬即逝的同情。
我挑起水桶，空桶的重量就让我肩膀一沉。可以预见，等装满了水，那一路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水会顺着裂缝洒掉，那意味着我要比别人多跑好几趟，才能完成同样的任务。
果然，从河边回来的路上，清凉的河水不断地从桶底渗出，浸湿了我的裤腿，在干燥的黄土路上留下一串断断续续的、嘲讽般的水印。等我气喘吁吁地把水挑回知青点，倒进水缸时，两桶水只剩下了一桶多一点。
高建民就靠在门框上，抱着胳膊，冷冷地看着我。
“梁文昭，你这劳动效率不行啊。是身体不行，还是心里不乐意啊？”
我放下扁担，胸口剧烈地起伏，汗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睛里，一阵刺痛。
“桶是漏的。”我平静地回答。
“哦？桶是漏的，”他学着我的语气，阴阳怪气地重复了一遍，“那丁秋云同志家里的困难，是不是也是‘漏’的？你补得上吗？我看你就是同情心泛滥，阶级立场模糊！”
他又开始上纲上线了。这是他最擅长的武器。
我不再说话，转身又挑起空桶。在他咄咄逼人的言语攻击下，任何辩解都是苍白的。沉默，是我唯一的铠甲。
几天后，队里收割麦子，一把锋利的镰刀突然找不到了。在那个年代，农具是集体财产，丢失是大事。高建民立刻停止了所有人的工作，把大家召集到田埂上开现场会。
“同志们！我们正在热火朝天地支援三夏，却有人在这个时候搞破坏！一把镰刀不见了，这不是小事，这说明我们队伍里，有人的思想出了问题！”他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缓缓扫过每一个人，最后，定格在我的脸上。
“今天上午，是谁最后一个用这片地的工具的？”
一个叫李娟的女知青怯生生地举起手：“是我……但是我用完就放回原处了。”
高建民立刻追问：“你放回去之后，谁离工具最近？”
李娟的脸涨得通红，她看了一眼我，又迅速低下头，声音细若蚊鸣：“……好像是梁文昭同志，他刚才在那边歇脚喝水。”
所有人的目光“唰”地一下又集中到了我身上。
“梁文昭！”高建民厉声喝道，“你有什么要说的？”
“我没拿。”我的声音干涩。
“没拿？它自己长腿跑了？”高建民冷笑一声，“我看你是对组织给你安排的劳动任务有抵触情绪，故意藏匿工具，破坏我们集体生产！走，都跟我去知青点，搜！我就不信，找不出来！”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回到宿舍。高建民一马当先，直奔我的铺位。他粗暴地掀开我那床破旧的被褥，在我的枕头下翻找着。
然后，他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从我堆在床头的几本旧书底下，拿出了一样东西。
正是那把丢失的镰刀。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血一下子冲上了头顶。这是栽赃，赤裸裸的栽赃。我喝水的地方离工具点有几十米远，我根本没有回去过。
“人赃并获！你还有什么话说！”高建民举着镰刀，像举着一面胜利的旗帜。
“不是我放的！”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陷进肉里。
“不是你，难道是镰刀自己跑到你书里去的？梁文昭，我早就看你思想有问题！读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书，现在还学会偷盗集体财产了！这件事，我必须向公社汇报！你，今天下午就在这儿写一份深刻的自我检查！”
周围的知青窃窃私语，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一句话。他们看我的眼神，已经从单纯的疏远，变成了鄙夷和戒备。我像一个被贴上了“危险”标签的孤岛，彻底与所有人隔绝。
日子在无尽的劳作和压抑中一天天过去，回城的希望，被彻底磨灭了。
那之后，我的信件也成了被特殊关照的对象。每次邮递员送信来，高建民都会第一个接过去，把我的信单独抽出来，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甚至对着太阳光照，仿佛想看穿信封里面写了什么。
“梁文昭，又是你家来的信啊，”他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信轻飘飘地扔给我，“家里成分那么复杂，可得好好跟组织汇报思想动态，别让外面那些不好的风气吹到我们革命队伍里来。”
那封信被他捏过的地方，仿佛还残留着他指尖的油腻和轻蔑，让我感到一阵生理性的恶心。我拿回信，一言不发地走开，把所有的屈辱都吞进肚子里。
我像一头被孤立出狼群的狼，独自在荒原上舔舐着伤口。
直到深秋，一封从老家辗转寄来的信，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信是邻居代写的，上面说，我父亲的肺病急剧恶化，已经咳得直不起腰了，医院下了几次病危通知。信的末尾，是妹妹用铅笔画上的一个哭泣的脸。
我握着那封信，蹲在光秃秃的田埂上，看着西边血红的落日，第一次感觉到了什么是绝望。我仿佛能看到父亲那张苍白而清瘦的脸，听到他压抑而痛苦的咳嗽声。我被这片广袤而贫瘠的黄土地牢牢地困死了，像一只被蛛网缠住的飞虫，无论如何挣扎，都逃不出去。
寒冷的冬夜，我缩在冰冷的土炕上，借着窗外惨白的月光，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无意间，我摸到了上衣口袋里那张早已被汗水浸透、又被体温烘干了无数次的纸条。
上面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
“红星公社，丁卫国……”
一个疯狂的念头，像一棵从绝壁缝隙里钻出来的野草，在我心中滋生、蔓延。
与其在这里坐以待毙，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离我而去，不如去赌这最后一次。哪怕这只是一句空洞的安慰，哪怕这注定是一趟徒劳的旅程，我也要去试一试。
第二天，我用身上仅有的一点积蓄，跟公社请了一个长假，理由是回家探亲。高建民一脸嘲讽地批准了，他大概觉得我撑不了多久就会灰溜溜地回来。
我踏上了去往那个偏远“红星公社”的火车。
几十个小时的硬座，车厢里混杂着汗臭、烟味和方便面的味道。几经周折，当我终于根据地址找到那个叫“红星公社三队”的村庄时，我的心凉到了底。
这是一个比我们知青点还要破败、还要偏僻的山村。土坯墙摇摇欲坠，村道泥泞不堪，几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在村口玩着泥巴，看到我这个陌生人，立刻躲到了大人身后。
我怀着最后一丝希望，向村民打听“丁卫国”这个人。可一听到这个名字，那些原本还算和善的村民，脸上立刻露出了警惕又畏惧的神情，连连摆手，说不认识，然后匆匆走开。
我的心，一点点地沉了下去。
我被彻底愚弄了。我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腿，走到村口一口枯井旁，颓然坐下。冷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我准备在这里歇歇脚，然后就买票返程，回去接受我那被注定了的命运。
就在这时，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从村里传来。村里的民兵队长，一个满脸横肉的壮汉，带着两个年轻人气势汹汹地围了上来。
“你是什么人？来我们村干什么？”为首的男人声音冰冷，眼神像在审视一个阶级敌人。
我连忙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皱巴巴的纸条，递了过去，想解释我的来意：“同志，我找人。我找丁卫国。”
民兵队长一把夺过纸条，看了一眼上面的字，脸色瞬间大变。
“你找丁卫国干什么？”他的声音变得冰冷刺骨。
我连忙解释：“我是丁秋云同志的朋友，她让我来找她父亲……”
两个年轻人立刻扑了上来，用粗糙的麻绳将我反绑起来。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从未想过，那张代表着最后一丝希望的纸条，竟然成了一张将我彻底拖入深渊的罗网。
“丁秋云？”民兵队长冷笑一声，眼神变得更加凶狠，仿佛抓到了什么重要的把柄，“好啊，原来是同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