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我叫林伟,一个从北方小城考进省厅的普通公务员。
在这座等级分明的办公大楼里,我没有背景,唯一的生存法则是埋头做事,坚信忍耐是金。
我的顶头上司赵鹏处长,似乎格外“器重”我。
他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栽培”我——每次汇报工作,都必须在他门外站足半小时。
这成了我屈辱的日常,面对他享受权力的快感,我选择了逆来顺受。
直到他即将提拔副厅,迎来决定命运的政审。
当他满面春风地迎向带队的考察组长时,却在得知对方身份的那一刻,脸色煞白。
他终于要明白,那无数个半小时的代价,究竟有多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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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墙上那面巨大的石英钟,是我和赵鹏处长之间无形的战场。秒针“滴答”一声,就像一把小锤,不轻不重地敲在我的神经上。
我叫林伟,三十出头,手里捏着一份刚打印出来、还带着余温的汇报材料,站在我们综合处处长赵鹏那扇厚重的红木门外。
这扇门仿佛有一种魔力,能隔绝一切声音,也能放大一切焦虑。我已经站了二十二分钟,手表上的分针慢得像是在泥潭里爬。
里面很安静,安静得让人心里发毛。我几乎能清晰地勾勒出里面的场景:赵鹏正舒舒服服地靠在他那张宽大的真皮老板椅上,可能正眯着眼刷手机看新闻,也可能只是单纯地闭目养神,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他一定很享受这种感觉——门外,他最不待见的下属,正像个等待传唤的犯人一样,焦急、忐忑,却又不敢发出半点声响。
这半小时的等待,是我向他汇报工作前的固定“仪式”。风雨无阻,雷打不动。
我是从北方一个四线工业小城考出来的,父母都是国营工厂的普通工人,一辈子勤勤恳恳,没跟人红过脸,也没占过谁的便宜。我是他们这辈子最大的骄傲,是那个破旧家属院里飞出的第一只“金凤凰”。他们省吃俭用,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供我读完大学,又支持我“二战”考公,最终挤进了省厅这个无数人向往的地方。
所以,我比任何人都珍惜这份工作。我知道自己没背景、没人脉,唯一的资本就是踏实肯干。刚进单位那会儿,我像一块海绵,疯狂吸收着一切业务知识。
我写的材料,因为逻辑清晰、文笔扎实,好几次都被办公厅的大笔杆子夸奖,甚至有一次还被主管副厅长在会议上点了名。
或许,就是从那时候起,我这块“好钢”,在赵鹏眼里就成了需要“好好锻造锻造”的顽铁。他不喜欢这种不受他掌控的“优秀”。
我永远记得我第一次被“晾”的那个下午。当时我刚进处里不到半年,一份关于精准扶贫的民生项目数据出了点小纰漏,需要马上向赵鹏汇报修改,因为第二天一早厅长就要用。我怀着无比忐忑的心情,第一次敲响了他办公室的门。
“进。”声音冷冷的。
我推门进去,他正低头看着一份文件,头也没抬,只是用下巴指了指门口的地面,说:“文件放那儿,你在外面等着。”
我当时就愣住了,拿着文件不知所措。我以为“外面”是指他办公室里靠墙的沙发,可他随即不耐烦地瞥了我一眼,那眼神分明在说“门外面”。我脸上一阵火辣,默默地把文件放在他指定的门内地垫上,然后退了出去,轻轻带上了门。
那天,我就在走廊里站着。期间,处里负责后勤的小李进去送茶叶,一分钟就出来了;隔壁科室的老王进去签字,三分钟也出来了,还跟我点了点头。
只有我,像一尊尴尬的雕塑,在人来人往的走廊里,站了足足四十分钟。我的腿从麻到木,最后几乎失去了知觉。
最后,门开了,赵鹏拿着那份文件走出来,看都没看我一眼,直接走向洗手间,路过我身边时,像一阵风似的飘过一句话:“行了,我知道了,你可以回去了。”
从那天起,我就明白了,这半小时的等待,不是因为他忙,而是他为我量身定做的一道“紧箍咒”。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道紧箍咒越念越紧。我成了办公室里一个奇特的存在。别的同事向赵鹏汇报工作,都是算着他心情好的时候去,或者让他的亲信李然先进去探探路。只有我,是那个永远被“挂”在门外的人。
有一次处室聚餐,大家喝得都有点多。赵鹏红着脸,端着酒杯,一把揽住我的肩膀,对着新来的两个实习生大声说:“你们啊,要多向小林学习!你看小林,有韧性,能吃苦,是块好钢!”
周围的同事立刻跟着附和:“是啊是啊,林哥是我们处的顶梁柱!”
赵鹏满意地笑了笑,享受着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他顿了顿,话锋突然一转,那双因为酒精而显得有些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戏谑的光,他加重了语气,一字一顿地说:“就是呢,火候还差了那么一点点,得多在炉子里好好锻造锻造。小林,你说是不是啊?”
哄笑声四起。那笑声像无数根细小的针,扎在我的自尊上。我能怎么办?我只能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端起面前的酒杯,仰头一饮而尽,然后用一种近乎卑微的语气说:“谢谢处长栽培,我一定努力,不辜负您的期望。”
坐下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老油条王哥,趁着众人喧闹,用胳膊肘轻轻碰了碰我,压低声音说:“小林,别往心里去。赵处这是在‘磨’你呢。他觉得你翅膀有点硬了,想敲打敲打你,让你知道谁是老大。忍忍就过去了。”
王哥的话像一颗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了千层浪。原来,这不仅仅是他根深蒂固的官僚作风,更是针对我个人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打压。他要磨掉我的棱角,磨掉我的锐气,让我变成一个和他那些亲信一样,只会点头哈腰、唯唯诺诺的工具人。
我看着满桌的觥筹交错,看着赵鹏那张志得意满的脸,第一次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寒意。我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为了那套压得我喘不过气的房贷,为了父母在亲戚邻里间的颜面,我只能选择忍。
“滴答……滴答……”
墙上的石英钟还在不紧不慢地走着。三十分钟,不多不少,门“咔哒”一声开了。
“进来吧。”赵鹏的声音里听不出一丝情绪。
我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衣服,推门走了进去。
02
我们的处室,是一个小小的生态系统,完美复刻了权力场里所有的生存法则。赵鹏就是这个生态系统顶端的掠食者,而我们其他人,则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最得意的,莫过于赵鹏的亲信,小我两岁的李然。李然名校毕业,人长得精神,嘴巴像抹了蜜。他的业务能力嘛,实在不敢恭维,一份简单的会议纪要都能写得前言不搭后语。但他有一样本事无人能及——伺候领导。
赵鹏喜欢喝哪种茶叶,水温要多少度;中午想吃哪家饭馆的菜,哪个菜要少盐哪个菜要多辣;甚至赵鹏家孩子开家长会,都是李然跑前跑后去安排。
他进赵鹏的办公室,从来不需要敲门,更不用说等待。他就像赵鹏的一条外置神经,总能第一时间感知到领导的需求。
李然对我,总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同情。他会在茶水间碰到我时,“好心”地提点我:“林哥,你这人就是太实诚了。下次找处长前,你先微信问问我啊,我帮你看看处长这会儿心情好不好,有没有空。你老这么在门口站着,多尴尬啊。”
我只是笑笑,说声“好”。我心里明白,他不是真的同情我,他只是在炫耀他的特殊地位,享受这种能“指点”我的优越感。
处里还有个快退休的老科员王哥,就是聚餐时点醒我的那位。他是典型的老好人,见谁都笑呵呵的,对处里这些明争暗斗看得门儿清,但从不参与,也从不站队。他就像一棵老榕树,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壤里,看着一茬又一茬的年轻人来来去去。
每次我被“罚站”的时候,如果他正好路过,总会不动声色地给我递过来一杯水,或者用眼神示意我别太较真。他的同情是真诚的,但也仅限于此。多一句话,他绝不会说。他代表了这栋大楼里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看破不说破,明哲保身。
在无数个半小时的等待中,我并没有像赵鹏希望的那样,被磨掉意志,变得怨天尤人。相反,我把这段屈辱的时间,变成了一种独特的修行。
我开始利用这段时间观察。我观察走廊里来来往往的人,哪个厅领导的秘书步履匆匆,一定是又有急事;哪个处室的人垂头丧气,八成是刚被领导批评了。我听各个办公室门缝里传出的零星对话,拼凑出整个机关的动态信息。我还帮着打扫卫生的阿姨搭把手,听她聊聊各个楼层的八卦。
更重要的是,我把我们处档案室里那些积了灰的旧文件翻了个底朝天。每一项业务的来龙去脉,每一次政策的演变过程,每一个项目的历史遗留问题,我都梳理得清清楚楚。赵鹏或许希望我在这半小时里感到的是煎熬,可他不知道,这段时间让我意外地成了我们处里的“活字典”和“信息中转站”。
渐渐地,同事们有事找不到相关资料,或者忘了某个文件的具体编号,都会习惯性地跑到赵鹏办公室门口,问那个正在“罚站”的我。“林哥,去年那个关于XX的红头文件在哪儿?”,“小林,三年前那个项目的负责人是谁来着?”我总能第一时间给出准确的答案。我成了办公室里一个沉默却又不可或缺的存在,像个嵌入墙体的多功能插座,不起眼,但谁都可能需要用一下。
当然,这种“不可或缺”并不能改变我的处境,反而可能加剧了赵鹏对我的打压。
那年,厅里有个非常重要的项目评比,关系到处室的年度考核和奖金。赵鹏把最核心的材料撰写工作交给了我。我熬了两个星期的夜,查阅了大量资料,做了详尽的数据分析,最终拿出的方案逻辑严谨,论证充分,所有人都觉得十拿九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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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在最终向评委会汇报的前一天,赵鹏把我叫到办公室,第一次没有让我等待。他笑眯眯地对我说:“小林啊,这次材料你写得不错,辛苦了。不过呢,汇报这种事,也要给年轻人锻炼的机会。明天,让李然主讲,你在旁边做个补充就行。”
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我看着旁边站着的,一脸掩饰不住得意的李然,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
汇报会上,果不其然,李然对着我写的稿子都念得磕磕巴巴。评委一提问,他就傻了眼,支支吾吾半天,脸涨得通红,最后只能频频回头向我投来求助的目光。赵鹏坐在下面,脸色也有些难看。我虽然心里憋着一万个不甘,但事关整个处室的荣誉,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接过话筒,条理清晰地回答评委们的每一个问题。
最终,我们的项目凭借那份无懈可击的材料,拿了年度一等奖。
处室的庆功会上,赵鹏举着杯,大声表扬:“这次能拿奖,小李是首功之臣啊!关键时刻能顶上去,有大将之风,进步很快!” 对我,他只字未提。仿佛我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提词器。
那天晚上回家,我破天荒地喝了很多酒,第一次在妻子面前失眠了。我不是嫉妒李然,我是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感和屈辱。我像一头勤勤恳恳耕地的牛,到头来,所有的收成都算在了那只跟在后面捡漏的狐狸身上。
妻子看出了我的失落,她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从背后抱住我,把脸贴在我的背上。过了很久,她才幽幽地说:“老公,要不……咱们不干了行不行?凭你的本事,去哪儿找不到饭吃?何必受这份窝囊气。”
我转过身,看着她哭红的眼睛,心里一阵刺痛。我望着窗外省会城市璀璨的万家灯火,想到老家父母那殷切的眼神,想到银行每月发来的房贷催款短信,我最终还是摇了摇头,声音沙哑地说:“再忍忍吧,等他升了,或者调走了,就好了。”
我的忍耐,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这个家,为了那些爱我的人。我告诉自己,只要工作不出错,他赵鹏,总不能把我怎么样。
03
生活就像一池看似平静的水,但总有一些不经意的石子,会投下改变一切的涟漪。
那是一个典型的夏日午后,天气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办公室里空调的冷风吹得人昏昏欲睡。我像往常一样,拿着一份需要赵鹏审阅签字的紧急文件,站在他办公室的门外,开始了我雷打不动的“半小时罚站”。
走廊的空调似乎坏了,空气黏稠而灼热。我站得有些心烦意乱,衬衫的后背已经被汗浸湿了一片。
就在我盯着墙上时钟,默默计算着时间的时候,走廊那头,一个身影慢慢地移动了过来。那是一位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的老大爷。
他看起来七十多岁了,背有些佝偻,手里紧紧攥着一个褪了色的旧帆布袋,袋子被里面的材料撑得鼓鼓囊囊。他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风霜,也写满了焦急和茫然。
他颤颤巍巍地走到我们处室门口,探头探脑地往里看。正好,李然从里面出来倒水,老大爷赶紧迎上去,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小心翼翼地问:“哎,同志,请问一下,这里是管老干部医疗费用报销的吗?我……我想找赵鹏处长。”
李然正忙着跟别的同事用手机聊天,闻言只是不耐烦地抬了抬眼皮,用下巴指了指走廊尽头的长椅,挥了挥手说:“处长正忙着呢,没空。您去那边椅子上等着吧,等会儿再说。”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进了茶水间,顺手还关上了处室的门。
老大爷被噎了一下,有些无措地站在原地,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没说出口。他看了看赵鹏那扇紧闭的门,又看了看自己手里的帆布袋,最后长长地叹了口气,蹒跚地走到那排冰冷的塑料长椅上坐了下来。
我站在赵鹏的门口,眼角的余光一直追随着这位老大爷。他的神态,他那份想求人又拉不下脸的局促,瞬间让我想起了我远在老家的父亲。
我爸也是这样,一辈子没求过人,到了晚年,为了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得看人脸色,陪着笑脸。一种说不出的酸楚和恻隐之心,像藤蔓一样缠住了我的心脏。
我看了看手表,距离我的“半小时”还有二十分钟。我又看了看那位老大爷,他的脸色在闷热的空气里越来越差,额头上沁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嘴唇也有些发白。他时不时地用手捶着自己的后腰,看起来非常难受。
我不能再这么站着了。
我转身走进处室,给自己倒了一杯水,然后又接了一杯,径直走向那位老大爷。
“大爷,您喝口水吧,这天儿太热了,别中暑了。”我把水杯递到他面前。
老大爷愣了一下,随即感激地接了过去,连声道谢。他喝了几口水,缓了口气,才抬起头看我,浑浊的眼睛里带着一丝希望:“小伙子,你……你知道赵处长什么时候能有空吗?”
“这个不好说,”我实话实说,然后在他身边坐了下来,放低了声音,“大爷,您要办什么事啊?要是不麻烦的话,跟我说说,看我能不能帮您参谋参谋。”
也许是我的态度比较温和,老大爷放下了戒备。他从帆布袋里掏出那沓厚厚的材料,跟我说起了他的情况。
他也是我们省直机关的退休老干部,因为生病住院,产生了一笔不小的特殊医疗费用。因为报销流程比较复杂,中间有个环节出了错,材料被打回来好几次,这笔钱被卡了快半年了。他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每次都被不同科室的人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今天,他好不容易打听到,这事儿最后必须得由我们综合处的赵鹏处长签字确认,才能往下走。
我拿过他那沓被翻得起了毛边的材料,一页一页仔细地看了起来。凭借我利用那无数个“罚站”半小时积累起来的业务知识,我很快就看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其实问题并不大,就是当初填写的一份关键申请表用了旧版的格式,导致系统无法录入,只需要到行政服务中心重新打印一份新版表格,把信息誊写一遍,再附上一份简单的情况说明,说明一下更换表格的原因就可以了。
这对于赵鹏来说,根本就是一句话的事,甚至他只需要让李然跑个腿就能解决。可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却让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炎炎夏日里奔波了半年。
我看着老大爷那双充满期盼又带着一丝绝望的眼睛,又回头看了看赵鹏那扇冷冰冰、紧闭着的大门,心里某个地方像是被针扎了一下。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扶着老大爷的胳膊,让他站起来,用一种不容置疑的温和语气说:“大爷,您别急,也别在这儿等了。我虽然官不大,但这事儿我熟。您跟我来,我带您去一楼的行政服务中心,我认识那儿的同事,咱们先把这个表格重新打印一份填好,那个情况说明,我帮您写。”
老大爷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我:“小伙子,这……这能行吗?不找赵处长行吗?”
“行,您信我。”我拍了拍他的手背,“这事儿根本就不用惊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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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再回办公室,直接用我自己的午休时间,带着老大爷楼上楼下地跑。我帮他在电脑上重新填好了表格,打印出来,又用最简洁的语言帮他写好了一份情况说明。
然后,我把他带到负责具体审核的那个业务科室,直接交给了相熟的同事小张,并叮嘱他尽快录入系统。小张看了看材料,笑着说:“林哥你都亲自来了,没问题,下午就给他办了!”
所有事情办妥,前后不过四十分钟。
老大爷激动得热泪盈眶,他紧紧拉着我的手,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话:“小伙子,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你真是个好人啊!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我得好好谢谢你!”
我笑着抽回手,摇了摇头:“大爷,这都是举手之劳,我们本来就该做的。您快回家休息吧,天太热了。”
我没有告诉他我的名字,也没有提我是哪个处的,只是把他一直送到了机关大院的门口,看着他坐上公交车离开。
等我办完事,满头大汗地回到我们处室门口时,我看了一眼手表,距离我离开,过去了差不多五十分钟。那扇红木门,依然紧闭着。
又过了大概十分钟,门终于开了。赵鹏让我进去,我把那份已经有些褶皱的紧急文件递给他。他拿起笔,龙飞凤舞地签了字,全程依旧没有正眼看我,只是挥了挥手,示意我可以走了。
他和我,我们都不知道,就在这被他无视和挥霍掉的一个小时里,发生了一些事。一些足以改变我们两个人命运的事。
04
帮助老大爷的那件事,对我来说,只是漫长工作生涯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插曲。
生活很快就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仿佛那池静水里的涟漪,只是短暂地荡漾了一下,便又恢复了死寂。
赵鹏对我的态度,依旧如故。那半小时的等待,不多一分,也不少一秒,像上班打卡一样,成了我工作内容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依旧是那个站在门外的、沉默的“活字典”。
大约过了两个月,厅里开始有流言蜚语传开。说是一位主管业务的副厅长即将到站,退居二线,空出来的位置炙手可热。几个实力雄厚的处长都在明里暗里地较劲,而其中呼声最高的,就是我们处长,赵鹏。
他确实有这个资本。四十出头的年纪,正是一个干部年富力强的时候。他的资历够,进机关十几年,从科员干到实权处长。他的业绩也摆在那里——当然,那些厚厚的业绩报告里,有多少页是我熬夜写出来的,只有我自己知道。更重要的是,据说上面有位大领导很欣赏他的“魄力”和“执行力”。
一时间,赵鹏成了厅里的焦点人物。他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即将破茧成蝶的光芒,走路带风,说话的声音都比平时洪亮了三分。他开始频繁地出入各种饭局,在处室会议上也总是有意无意地展望未来,大谈自己对全厅未来几年发展方向的宏伟构想。
他对我的态度,也有了一丝微妙的变化。不再是那种纯粹的、不加掩饰的打压,而是一种“胜利者”即将登顶前,对脚下“手下败将”的宽宏与施舍。他偶尔会在走廊里碰到我时,停下来,重重地拍拍我的肩膀,用一种颇具领导风范的口吻说:“小林啊,好好干!把处里的业务抓牢了。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那语气,仿佛我未来的前途,我的升迁,全在他的一念之间,是他登基后对我这个“忠诚”臣子的封赏。
我对此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有些麻木。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你赶紧升上去吧!只要你升上去了,离开了这个处室,我就解脱了。我的生活就能回归正常,我就不必再忍受那扇红木门和那面石英钟带来的双重折磨。
晚上回家,我和妻子聊起这事。她也满怀期盼地说:“他要是真能升上副厅,肯定就不会再管你们处里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了吧?那你的苦日子,可就算熬到头了!”
是啊,熬到头了。为了能早日“熬到头”,也为了不在这最关键的节骨眼上出任何纰漏,让他找到任何借口来刁难我,我工作得比以前更加卖力,更加小心翼翼。所有需要经过我的手,再交到他那里的文件,我都会反复检查三遍以上,确保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会出错。我的“逆来顺受”,在那段时间里,达到了顶峰。我像一个即将刑满释放的囚犯,无比期待着“典狱长”高升的那一天。
就在这片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中,一个周末,我抽空回了趟老家看望父母。
晚饭后,父亲和我坐在阳台上聊天。他点了一根烟,烟雾缭绕中,他突然感慨地提起了他年轻时的一位工友,我的陈叔。
“唉,说起来,你陈叔家的那个儿子,金山,可真是出息了。”父亲咂了口烟,眼神里满是羡慕,“那孩子,比你大个十来岁,从小就学习好,人也正派。你小时候,他还经常帮你辅导功课呢,你忘了?后来考上了名牌大学,毕业也考进了省城,跟你在一个系统里。听说啊,现在已经是省里的大干部了,具体在哪个单位,咱也不知道。就是……唉,混出名堂了,也不跟我们这些穷亲戚、老邻居来往了。”
父亲的话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我笑着安慰他:“爸,您想多了。大家工作都忙,可能就是没时间联系。省城这么大,平时想见一面也不容易。”
我嘴上这么说,但“陈金山”这个名字,以及父亲那句“从小就正直,有良心”的评价,却像一颗小小的种子,在我心里留下了一道淡淡的印记。
我当然记得那个陈家哥哥,他高大、沉稳,不爱笑,但每次看到我,都会摸摸我的头。只是时隔多年,他的面容早已模糊。
我完全没有把他,和我现在身处的这个压抑、复杂的世界联系在一起。我更不会想到,这颗不经意间埋下的种子,在不久的将来,会以一种我完全无法预料的方式,破土而出,长成一棵能够为我遮风挡雨的参天大树。
05
那一天的到来,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要快。
周一的早晨,阳光明媚,但我们综合处的办公室里,气氛却异常紧张。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了期待、兴奋和不安的味道。上周五下班前,厅办公室正式发了通知:省委组织部和省纪委将联合组成政审考察组,于本周一进驻我们单位,对拟提拔干部赵鹏同志进行提拔前的政治审查。
这基本上就是万里长征的最后一步了。只要这道关口不出大的岔子,赵鹏的副厅长之位,就板上钉钉,稳如泰山。
赵鹏一大早就来了。他穿了一件崭新的、熨烫得没有一丝褶皱的白衬衫,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整个人容光焕发,仿佛已经提前穿上了龙袍。他召集全处开了个只有五分钟的短会,语气是他前所未有的温和,态度是他前所未有的亲切。
“同志们,”他双手撑在会议桌上,身体前倾,目光扫过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省里的考察组要来,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一次检验,更是对我们综合处这几年工作的一次全面检验。等会儿,考察组会找大家进行个别谈话。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本着对组织负责、对同志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评价。”
说到这里,他特意把目光转向我,停顿了两秒,加重了语气:“尤其是小林啊!你作为咱们处的业务骨干,跟我的时间也最长,对处里的情况最了解。在谈话的时候,一定要多说说我们处这几年取得的成绩,多谈谈我的工作作风嘛。组织上对年轻干部的看法,是很重视的。”
他的眼神里,内容复杂极了。既有那种“我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你可别给我掉链子”的警告,又有一种“只要你乖乖听话,等我上去了,自然会提携你”的施舍。
我低下头,轻轻“嗯”了一声。
上午十点整,考察组一行三人,准时出现在我们处室的门口。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身材高大、面容坚毅的中年干部。他大约四十岁左右,穿着一身朴素的深色夹克,表情严肃,不苟言笑,眼神像鹰一样锐利,整个人自带一种让人不敢直视的强大气场。
赵鹏像一只看到了猎物的猎豹,瞬间就从他的老板椅上弹了起来,满面春风地迎了上去。他离着老远就伸出了双手,声音洪亮而热情,整个楼道都能听见:“哎呀!欢迎各位领导莅临我们综合处指导工作!我是赵鹏!这位想必就是带队的陈组长吧?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啊!”
那个被赵鹏称作“陈组长”的干部,脚步微微一顿。他并没有像赵鹏预期的那样,立刻热情地伸出手去握,而是目光如炬地、几乎是审视般地扫视着办公室里的每一个人。李然谄媚的笑,王哥低头看报纸的躲闪,新来实习生的紧张……所有人的表情,都落入了他的眼底。
然后,他的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那个站在办公桌隔断后面,在整个办公室里最不起眼角落里的我。
就在他目光与我对上的那一刹那,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他那张如冰山般严肃的脸庞上,瞬间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惊讶,随即,那份冰冷的、公事公办的严肃,如同春日里的冰雪,迅速融化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温暖,甚至带着一丝欣慰的眼神。他甚至对着我,非常非常轻微地,几乎不为人察觉地,点了一下头。
这个细微到极致的动作,却像一道无声的闪电,瞬间劈中了在场的所有人。
尤其是赵鹏。
他那双热情伸在半空中的手,尴尬地僵住了。他脸上那副堆满的、恰到好处的笑容,瞬间凝固、碎裂。他是个何等精明的人,他立刻顺着陈组长的目光,看到了我——那个永远被他晾在门外,那个被他视若无物,那个他认为可以随意拿捏的小科员,林伟。
赵鹏的脑子里,仿佛有千万台电脑在同时高速运转。
他不明白,这个从省纪委空降下来,手握着他升迁生杀大权的陈组长,为什么会认识林伟?他们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会对他露出那种……那种长辈看晚辈的眼神?
一种不祥的、冰冷的预感,如同深冬的潮水,瞬间从他的脚底板涌了上来,直冲天灵盖。他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
他眼睁睁地看着那位陈组长,收回了投向我的目光,脸上的表情再次恢复了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
陈组长这才伸出手,轻轻地和赵鹏那只已经举得有些酸麻的手握了一下,一触即分。
“赵鹏同志,我们开始吧。”陈组长的声音冷淡而平静,不带一丝一毫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