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近代文艺评论家桑克提斯曾把《十日谈》和但丁的《神曲》两相对照,将其形容为“人曲”。这一点也许今天看起来不足为奇,但放在当时的语境中就具有真正的开创意义了。因为在此之前,无论是《荷马史诗》还是《神曲》,虚构艺术表现的对象,还是以神话故事为主。《十日谈》的一百个故事,除了极少数略微涉及神灵鬼魂,绝大部分都植根于现实。对于日常生活的饱含热情的描绘,正是《十日谈》最迷人的特质。小说中塑造的人物既有国王、贵族和神职人员,也有大量新涌现的商人、银行家、高利贷者,更有形形色色的贩夫走卒。以这样大规模的全景展现当下的日常生活,这在欧洲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薄伽丘自己的虚构之外,这部小说也融汇了不少从其他地方收集来的素材。其中既有真实的历史事件、口口相传的中世纪传说,也有很多东方民间故事,特别是来自阿拉伯、印度和中国的故事,我们可以在《一千零一夜》《七哲人书》以及《马可·波罗游记》里找到这些故事的雏形。不过,薄伽丘并没有简单地照搬这些故事,而是把它们移植到当下的时空,以他的视角做了较大幅度的改写和更新。因此,我们在最终的文本中并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割裂与违和。在薄伽丘笔下,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熔于一炉,遥远的传奇轶闻被处理得如同街谈巷议般自然而切近,甚至在同一个故事里也会借用两个以上来自不同背景的故事原型,将其巧妙糅合。古往今来,故事就是通过这样的传承和创新焕发出越来越迷人的魅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叙事观念是具有先锋性的。
说到这里,就自然引出了下面一个重要问题:《十日谈》为什么在小说发展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第一个原因就得接着上面的话题讲,因为经过《十日谈》的再创作和二次传播,这些被注入新生命的故事被更为广泛地化用到之后的虚构艺术中,这些文本对于此后的文学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比如说,有证据表明,莎士比亚的名剧《皆大欢喜》跌宕起伏的情节线受到了《十日谈》第三天第九个故事的直接影响,莫里哀的戏剧《马里斯学院》则从第三天的第三个故事改编,而“英国文学之父”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无论是叙事框架、情节设定、现实主义的倾向以及对于多元文化的态度,乃至其中的至少五个具体的故事,都深受《十日谈》的影响。 事实上,从十八世纪晚期到十九世纪,《十日谈》在英语诗人中的受关注程度明显增强,来自《十日谈》的那些充满思辨意味的故事,都曾被济慈、雪莱、丁尼生等人引用。此外,像《十日谈》这样将短故事融进大框架,里外两层都展开各自的情节线的方法在小说史上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时至今日,“十日谈”早已成为一个典故、一个代名词、一种组织文本的方式和结构,以“十日谈”命名的专栏或者文章合集不胜枚举。
除此之外,《十日谈》至少在以下这两个方面对小说技术的发展厥功甚伟:其一,反讽是薄伽丘运用得出神入化的修辞手法,这不仅让最终呈现的文本妙趣横生,而且为后来的小说家找到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观察视角和叙述口吻。在长歌当哭、浪漫想象之外,薄伽丘引导人们沉浸于当下的时空,在笑声中思索人生,在讽刺中化解矛盾,这种方法即便不是薄伽丘的独家发明,也是在他笔下得到空前放大的。其二,薄伽丘用一百个故事示范了如何在短小精悍的篇幅里蕴藏丰富的社会信息,完成过目难忘的人物塑造。如果要追溯短篇小说的写作传统,《十日谈》是不可能被忽略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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