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长和政委均被提拔，他与军区司令擦肩当二炮司令，后者任副总长

1967年初，随着运动的深入，地方陷入困境，上级要求部队介入地方工作，大军区、以及省军区野战军等加入地方。不少大军区领导担任一省负责人，也有省军区，还有野战军主官等。

一些军队干部因支左有成绩，在运动中也被提拔起来，例如济南军区下辖67军，军长李水清，政委陈继德。

67军驻守在青岛，青岛的运动走在全省前列，作为副市长的王效禹率先夺取本市党政军大权。李水清对地方不熟悉，可从老首长那里获知，有人认为青岛夺权是对的，也从军区得知；大方向是对的，但军队要支持。这样一来，67军率先支持造反派，而不少群众认为王效禹是错误的，双方展开激烈辩论，有人对部队介入而惋惜。

当时的局面下，有文件下达让67军支持，王效禹是激动的。可夺取青岛的权后，王效禹又率人到山东省委夺权。而青岛地方也因为三结合，形势日渐明朗，革委会逐步成为统管一切的领导机构。《人民日报》宣传报道67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事迹和经验，军区也号召向67军学习。67军成为全国全军支左的一面旗帜，不少单位来学习。

正因为取得如此耀眼的成绩，在1968年1月，军区首长找李水清、陈继德谈话，对他们的职务进行调整，李水清担任军区副司令，分管作战以及军区三支两军工作，陈继德是抗战初参加革命的资历浅一些，被提拔为军区政治部主任。俩人一个成大军区副职，一个成正兵团职，他们的晋升不能不说与支左没有关系。

相比不少地方干部或者军队将领受到冲击，李水清、陈继德在特殊时期越来越被重用。

李水清担任军区副司令2年多，负责支左工作。晚年的他回忆写到，运动时期所有的造反组织，没有哪一派是正确的，无论支持谁，都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左派，不可避免会带来消极后果。认为在1967年率先支持青岛地方，也是在错误的大环境中陷入泥潭，而且一定程度上伤害一些干部，作为曾经的负责人应当也愿意负责任。

不过，这都是在运动结束后，大家思想逐步提升后的认识和反省，可在当时的条件下，是认为执行命令，没有决定不妥。作为分管军区支左负责人，在当时是有所谓成绩在里面的。

1970年，上级让他调去一机部担任部长，目的也是为支左，因为他有经验，在处理山东工作上很平稳，没有出现大乱子。一机部与八机部合并，两个部门都有群众组织，而且谈不拢，工作无法进行，因此需要一位经验丰富的搞大联合，促生产等工作。

尽管，李水清不是地方干部出身，可在主持支左方面军地也没有不同点，想尽办法让两个部群众组织坐下来，上级曾表扬他能压得住阵。

在一机部工作到1975年后，要求离开地方回军队，上级暂时安排到南京军区担任副司令。1977年，南京军区等多个大军区单位换将，原本拟定他为军区司令，因聂凤智身体缘故，被改调为二炮司令，也就是现在火箭军的前身，这位大军区级正职，工作5年后，在1982年响应号召离休。

说到政委陈继德，在特殊时期的职务也很顺。

新中国成立后的他，才从团职升为正师，担任军事教育工作，军政干部学校政委，东北军区政治干部学校副校长、政委。后来提拔为67军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

在特殊时期，被提拔为军区政治部主任没几年，调任总参政治部主任。谁也没想到七十年代初，他从一名政工干部直接转为总参副总长，而且从正兵团职提拔起来的。在特殊时期的提拔显得有些随意。担任副总长不久后，又被调去省军区政委，职务明显是降低，至于什么原因不得而知，总之在特殊时期的职务变化起伏大很常见。后来，他又被提拔为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

在特殊时期，有些将领因运动而受到提拔，也有人因随着运动结束，因一些问题受到影响而默默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