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一九九八年，我高考砸了锅，灰溜溜地跑到江城工地搬砖，就为了攒点复读的钱。
可一场特大洪水，把我那点血汗钱冲得一干二净，让我成了个一无所有的灾民。
就在我饿得眼冒金星时，看着一个比我还惨的老人，我鬼使神差地把身上最后一个馒头递了过去。
他没说谢，却塞给我一枚破旧的徽章，撂下一句让我摸不着头脑的话。因为这句疯话，让我成了全村的笑柄，我爹骂我傻，女友家更是以此为由，逼着我们分手。
现实的巴掌把我扇得走投无路，那个荒唐的约定，竟成了我挽回尊严和爱情的唯一赌注。
最终，我揣着这枚不知真假的徽章，站在了那扇威严的朱漆大门前。
01
一九九八年的夏天，就像一口密不透风的铁锅，把整个江城扣得严严实实。太阳跟疯了似的，把工地上的每一寸钢筋都烤得能烫熟鸡蛋。
我叫李伟，那年二十岁，刚经历了人生第一次滑铁卢——高考落榜。
我们家在鄂北的一个小山村，穷得叮当响。我爹常说，我们老李家祖上八代，刨地的姿势都没变过。我是全村那几年唯一一个正儿八经读完高中的，爹妈砸锅卖铁，就盼着我能考出去，跳出这个刨了一辈子土坷垃的命。
可成绩下来的那天，我看着那低得可怜的分数，感觉天都塌了。我把自己关在屋里三天，不吃不喝，我爹就蹲在门口抽了三天的旱烟。最后他踹开门，红着眼珠子吼我：“哭有啥用？是爷们就给老子站起来！书读不成，还能让尿憋死？”
我没脸在家待下去，也不想再花家里的钱复读。于是揣着我妈给的五十块钱，跟着村里的大人，一头扎进了这个叫江城的省内第二大城市。我没技术，没学历，只能在城郊一个新建开发区的工地上当小工。推砖，搬水泥，扛钢筋，什么脏活累活都干。一天下来，浑身上下除了牙是白的，没一处干净地方。汗水混着泥浆，在身上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晚上工棚里那股酸臭味，能把蚊子都熏晕过去。
苦是真苦，但心里有个念想。工头说，好好干，一个月能拿四百多。我想着，干上大半年，就能攒够复读的学费和生活费，还能给家里寄点回去。我把每一分钱都掰成两半花，早上两个馒头，中午和晚上跟着工地吃大锅饭，菜汤拌饭，也能划拉两大碗。我最大的奢侈，就是每个月发了工资，去邮局给我的女朋友小燕写信，信纸都是买最便宜的。
小燕是我高中同学，她没考上大学，在镇上的纺织厂上班。她长得好看，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月牙。她是我那段灰暗日子里唯一的光。她在信里总是鼓励我，说：“伟子，别灰心，你那么聪明，明年一定能考上。我在家等你。”每次读她的信，我都觉得身上的酸痛都轻了几分，连工地的饭菜都香了。
七月的天，说变就变。一开始是下雨，连着下了半个月，没完没了。长江的水位线一天一个样，报纸上、广播里天天都在说防汛的事。我们这些工地上的工人，谁也没当回事。水淹到脚脖子，我们就穿着套鞋干；雨太大，我们就躲在工棚里打牌睡觉，还乐得清闲。没人觉得这水，能把天给翻过来。
直到那天晚上。
雨下得像天漏了，风刮得像鬼哭狼嚎，把工棚的塑料布吹得哗啦啦响，感觉随时都要被掀飞。我们几十号人挤在一个大工棚里，一开始还有人说笑，后来就只剩下死一样的寂静，每个人脸上都写着不安。半夜的时候，不知道谁喊了一嗓子：“水！水进来了！”
我一个激灵坐起来，脚一沾地，冰冷的泥水已经漫过了脚踝。工棚里炸了锅，所有人都在慌乱地收拾东西。我脑子一片空白，只想去拿我那个藏在枕头底下的铁皮盒子，里面是我三个月的血汗钱，一共一千二百三十七块五毛。那是我复读的希望，是我给小燕承诺的底气。
可我还没来得及拿到，工棚的门就被一股巨大的水流冲开了。洪水像一头咆哮的野兽，瞬间灌满了整个工棚。桌子、床板、行李，所有东西都被卷了起来，互相碰撞。我被人流和水流推着往外涌，只来得及从床头的包里胡乱抓出几个用塑料袋包着的馒头，塞进怀里。
等我被冲到外面地势高一点的地方，回头一看，整个工地已经成了一片汪洋，那些我们亲手盖了一半的楼房，像孤岛一样戳在水里。
工友们哭喊着，尖叫着，乱成一团。我的铁皮盒子，我的钱，全完了。那一刻，我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一屁股瘫坐在泥地里，任凭冰冷的雨水砸在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接下来的两天，是我这辈子过得最狼狈的日子。我们这些幸存的工人，跟着逃难的人群，一路从工地转移到了城里临江的大堤上。这里成了临时的避难所，人山人海，帐篷一个挨着一个。穿着各种制服的人在人群里穿梭，喇叭里不停地播放着汛情通报和安抚人心的口号。
可口号填不饱肚子。食物和干净的水变得比金子还珍贵。我怀里那几个馒头，成了我全部的家当。第一天，我啃了一个，又冷又硬，划得嗓子疼。第二天，我又啃了一个。到了第三天下午，我身上只剩下最后一个。塑料袋有点漏水，馒头被泡得有些发黏，但对我来说，这是能让我活到明天见到救援队的唯一希望。
我饿得眼冒金星，浑身发冷，缩在一个背风的角落里，死死地护着怀里那个馒头，抵挡着一阵阵袭来的眩晕。就在我准备拿出馒头，啃上一小口好歹续续命的时候，我注意到了旁边的一个老人。
他比我更早就在这个角落里了，蜷缩着身子，几乎和周围的泥土融为一体。他看起来得有七十多岁了，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虽然湿透了，但还能看出曾经的体面。他的头发很乱，脸上全是泥污，嘴唇干得裂开了一道道血口子，整个人像风中的一片枯叶，不停地发抖。他不像周围的人那样哭喊或者焦急地张望，只是静静地待着，眼神浑浊地看着滔滔江水，仿佛已经认了命。
我看见他的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一下，目光无意识地扫过我护在怀里的手。那一瞬间，我心里“咯噔”一下。我下意识地把馒头又往怀里藏了藏。我告诉自己，李伟，你快饿死了，这是你最后的救命粮，你给了他，你怎么办？你爹妈还在家等你，小燕还在家等你，你不能死。
我扭过头，不敢再看他。可我脑子里，却控制不住地想起了我爷爷。我爷爷去世得早，他活着的时候，最疼我。每次我从学校回家，他都会顫巍巍地从怀里摸出几个捂热的煮鸡蛋塞给我。那个老人的侧影，那瑟缩的样子，像极了我爷爷临走前瘦骨嶙峋的模样。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我转过头，又看了看那个老人。他已经闭上了眼睛，呼吸微弱，似乎随时都会过去。我摸着怀里那个虽然冰冷发黏、但却实实在在的馒头，心里像有两头牛在打架。一边是求生的本能，一边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良心。
最终，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算了，我对自己说，我还年轻，扛得住，大不了一会儿去领救援物资的地方再排一次队，总能有口吃的。可这老人家，看样子是真扛不住了。我一咬牙，从怀里掏出那个最后的馒头，挪到老人身边，递了过去。
“老……老爷子，”我的声音因为饥饿和紧张，有些沙哑，“吃……吃点吧。”
老人缓缓地睁开眼，浑浊的眼睛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手里的馒头，似乎没反应过来。
“吃吧，还算干的。”我改了口，把馒头往他手里塞。
他干裂的手指触碰到我的手，像一段枯树枝，冰冷得没有一丝温度。他没有立刻接，只是看着我，那双眼睛里，浑浊慢慢散去，透出一股异常明亮的光。他足足看了我十几秒，然后才伸出另一只手，用两只手，极其郑重地接过了那个馒头。他没有狼吞虎咽，而是小口小口地、极其珍惜地吃着，仿佛在吃什么山珍海味。
我看着他吃，心里那点不舍和挣扎，不知不觉就烟消云散了，反而升起一种奇怪的踏实感。
老人吃得很慢，半个馒头下肚，他的脸色明显好看了些，呼吸也平稳了。
他没有继续吃，而是小心翼翼地把剩下的半个馒头用塑料袋重新包好，放进了贴身的口袋里。然后，他抬起头，用一种与他此刻外表格格不入的、极具穿透力的眼神看着我。
“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他的声音不再像之前那么嘶哑，虽然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有力道。
“我叫李伟，鄂北山区的。来这儿……打工的。”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工地上？”他问。
“嗯。”
“家里情况怎么样？”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问这么细，但看着他的眼睛，我不知怎么的，就把自己的情况和盘托出了。高考落榜，出来打工想攒钱复读，钱又被水冲走了，等等。我像是在跟家里人唠嗑一样，说得有点絮叨。
他一直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也没有任何表情。等我说完，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又要睡着了。就在这时，他忽然有了动作。他把手伸进自己那件湿透了的中山装内袋里，摸索了半天。那个动作很艰难，他因为虚弱而不断喘息着。最后，他掏出来一个用油布层层包裹的小方块。
他颤抖着手，一层一层地解开油布，整个过程充满了仪式感。油布里面，是一块红色的绒布。当绒布被揭开，一枚古朴的青铜色徽章出现在我眼前。
徽章的样式很简单，像是一枚齿轮中间嵌着一颗五角星，上面还刻着一些模糊的纹路，因为年代久远，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了。
我正看得发愣，老人却抓住了我的手。他的手依旧冰冷，但力气却出奇的大。他把那枚带着他体温的徽章，重重地塞进了我的手心。
“孩子，这个你拿着。”
我吓了一跳，赶紧往回推：“老爷子，这可使不得！我给您馒头不是图您东西，您快收好！”我以为这是他家什么值钱的传家宝，我一个馒头，哪担得起。
“拿着！”他的语气突然变得异常严厉，不容我拒绝。“我陈某人，这辈子不欠人情。尤其不欠救命的恩情。”
他死死攥着我的手，让我动弹不得。然后，他凑近我，压低了声音，一字一句地说道：“孩子，你听清楚了。从今天算起，整整三个月后，你拿着这枚徽章，去省城的省委大院门口。如果有人拦你，你就把这个给他看。记住，是三个月后，一天不能多，一天不能少。”
我被他这番话说得云里雾里，完全摸不着头脑。“去……去省委大院干什么？”
老人深吸了一口气，浑浊的眼睛里闪着一种让我心头发颤的光。他盯着我，用尽全身力气般，说出了那句改变了我一生的话：
“孩子，你的后半生，稳了。”
说完这句话，他仿佛耗尽了所有精力，松开我的手，重新闭上眼睛，靠在墙上，再也不说话了。我愣在原地，手里紧紧攥着那枚冰冷而坚硬的徽章，硌得我手心生疼。我看着老人疲惫的睡颜，又看了看手里这枚看起来一文不值的旧徽章，心里翻江倒海，只有一个念头在盘旋：
这老头，怕不是饿糊涂了吧？省委大院？后半生稳了？这……这不是电影里才有的情节吗？这怎么可能？
02
洪水来得凶，退得也算快。几天后，江城的主要街道露出了水面，到处都是一片狼藉。我们这些外地来的务工人员，成了第一批被遣散回乡的对象。我被塞上一辆开往我们县城的大巴车，身上除了那枚奇怪的徽章和一身泥污，一无所有。
车子摇摇晃晃地往家开，我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象，心里空落落的。家，本来是我最想回的地方，可现在，我却害怕回去。我该怎么跟我爹妈交代？说我辛辛苦苦干了三个月，一分钱没拿回来，还差点把命丢了？
回到村口的时候，天都快黑了。我娘正在门口张望，看见我，先是愣了一下，接着眼泪就下来了，冲过来一把抱住我，拍着我的后背嚎啕大哭：“我的儿啊，你可算回来了！妈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爹闻声从屋里出来，他没哭，只是眼圈红得厉害。他走到我跟前，上下打量了我一遍，确认我胳膊腿都还在，才闷声闷气地说了一句：“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那天晚上，我娘给我下了一大碗面条，卧了两个荷包蛋。我爹坐在桌子对面，一口一口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看不清他的表情。
“钱……都没了？”终究还是我爹先开了口。
我扒拉面条的动作停住了，点了点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嗯，都让水冲走了。”
我娘在一旁“唉”了一声，眼泪又快下来了。我爹狠狠地吸了一口烟，把烟锅在桌腿上磕了磕，烟灰掉了一地。“没了就没了，人没事比啥都强。钱是王八蛋，没了咱再挣。”
话是这么说，可我能感觉到屋子里那股压抑的气氛。一千多块钱，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不是个小数目。那是我爹妈两年都攒不下的钱。
也许是想打破这种沉闷，也许是心里还存着那么一丝荒唐的念想，我鬼使神差地提起了那个老人的事。我从口袋里掏出那枚徽章，放在桌上，把我怎么把最后一个馒头给了老人，老人又怎么给了我这个东西，怎么说了那番奇怪的话，都一五一十地说了。
我说完，屋子里安静得可怕。我娘不哭了，只是愣愣地看着我，眼神里全是担忧，好像在看一个受了太大刺激，脑子不清醒的儿子。
我爹先是拿起那枚徽章，放在昏暗的灯泡底下翻来覆去地看，然后“啪”的一声把徽章扔在桌上，指着我的鼻子就骂开了：“李伟！我看你是读书读傻了！还是让大水把脑子也给泡坏了？啊？！人家给你个破铜烂铁，说几句好听的，你就当真了？一个馒头啊！那会儿能救命的东西，你就换了这么个玩意儿？”
他越说越气，胸口剧烈地起伏着：“还省委大院？你知道那是啥地方不？那是你能去的？我看你就是让人给耍了！你个憨包、傻蛋！”
我被骂得狗血淋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娘赶紧过来拉我爹：“你吼啥！孩子刚回来，你吓着他了！我看伟子就是太善良了……”
“善良？善良能当饭吃？！”我爹一把甩开我娘的手，“我看他就是傻！这事儿，以后不准再提！这破玩意儿，明儿就给我扔了，省得看着心烦！”
那天晚上，我躺在自己熟悉的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我爹的话像一盆冷水，把我心里那点火苗浇得一干二净。是啊，省委大院，那是什么地方？是我这种泥腿子能想的吗？我越想越觉得自己可笑，越想越痛恨自己的“愚蠢”。
一个馒头，在当时能让我多顶一天，说不定就能等到第一批发下来的救援面包，我却用它换来了一个不着边际的梦和一顿臭骂。
第二天，我把这事跟我最好的发小王兵说了。王兵是我们村的，没读多少书，早早就在社会上混，脑子活络。我本以为他会给我出出主意。
谁知道他听完，先是愣了半天，然后捂着肚子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伟子，我的亲哥，你可真行！你是想转运想疯了吧？还省委大院，还后半生稳了……哈哈哈哈，这老头不去说书可惜了！”
他拍着我的肩膀，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也不想想，真要是那么大的官，身边能没人？能落魄到让你一个馒头救命？再说了，真要报答你，当场给你两百块钱不比啥都实在？给你个破牌子，让你三个月后去找？这不就是电视里那些江湖骗子的套路吗？先把你稳住，他自己早跑没影了。”
王兵的话，像一把锥子，句句都扎在我心上。他说的没错，句句在理，把我最后那点幻想也给戳破了。
从那以后，这枚徽章和那个“三个月的约定”，就成了我心里的一个魔障。我没舍得扔掉徽章，偷偷地藏了起来。白天，在家人和朋友面前，我绝口不提这件事，装作已经忘了。我跟着我爹下地干活，或者去镇上打打零工，想尽快把亏掉的钱挣回来。可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那句“你的后半生稳了”就会像魔咒一样在我脑子里回响。
我无数次在夜里把那枚徽章拿出来，在煤油灯下反复地看。它看起来就是一块普通的旧金属，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我开始觉得自己可悲又可笑。我甚至开始怀疑，那天在大堤上发生的一切，是不是因为我饿得太久，产生了幻觉。
这个不靠谱的承诺，没有给我带来希望，反而成了一个时刻提醒我有多傻的标记，一个压在我心头的、沉甸甸的笑话。
03
在家里待了几天，调整好心情后，我最想见的人就是小燕。我想她，想得厉害。在江城那段日子，她的信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现在我回来了，虽然狼狈，但我想亲口告诉她，我还活着。
我换上了自己最干净的一件衬衫，骑着我爹那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一路飞驰到镇上的纺织厂。正是下班的点，女工们叽叽喳喳地从厂门口涌出来，像一群归巢的麻雀。我在人群里一眼就看到了小燕。她穿着蓝色的工服，扎着马尾辫，在傍晚的余晖里，白得发光。
“小燕！”我冲她喊。
她看到我，先是一愣，随即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一路小跑过来：“伟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听人说江城发大水了，给你写信也退回来了，担心死我了！”
她抓着我的胳膊，眼睛里亮晶晶的，全是关切。那一刻，我感觉这段时间受的所有苦和委屈，都值了。
我们沿着镇子的小河边走，我跟她讲了工地的生活，讲了那场吓人的洪水，讲了我怎么死里逃生。她一直安静地听着，听到惊险的地方，会下意识地抓紧我的手。
走着走着，我犹豫了很久，还是没忍住，把那个老人和徽章的事也说了出来。我说得很慢，很小心，尽量让它听起来不那么像天方夜谭。
我说完后，小燕沉默了。她没有像我爹那样发火，也没有像王兵那样嘲笑我。她只是停下脚步，转过身，很认真地看着我。她的眼神很复杂，有心疼，有担忧，还有一丝我读不懂的……不信任。
“伟子，”她轻轻地说，“你受苦了。那个老人……也许只是随口一说，你别太往心里去。”
她的语气很温柔，可这句话，比我爹的怒骂和王兵的嘲笑更让我难受。因为它代表着，连我最亲近的小燕，也觉得这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那次见面后，我明显感觉到了一些变化。以前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现在有时候打电话，她会说着说着就沉默了。我去找她，她也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我不知道的是，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等着我。小燕的父母，镇上小卖部的老板和老板娘，一直就没看上我这个穷小子。他们觉得我除了会读点书，一无是处，配不上他们如花似玉的闺女。以前我好歹在外面打工挣钱，他们虽然不满意，倒也没说什么。现在我不仅钱没了，工作也没了，还灰头土脸地回了村，这让他们更加坚定了要拆散我们的决心。
更要命的是，我那个“徽章奇遇”的故事，不知道怎么就传到了他们耳朵里。也许是小燕无意中说漏了嘴，也许是村里人传的闲话。总之，在他们看来，我李伟不光是穷，脑子还有点问题，开始白日做梦了。
他们开始频繁地给小燕介绍对象。其中最热心的一个，是镇上新开的那个预制板厂老板的儿子，叫赵勇。家里有钱，开了辆崭新的桑塔纳，在九八年的小镇上，这简直就是顶配了。
有一次周末，我骑车去找小燕，刚到她家小卖部门口，就看见那辆黑色的桑塔纳停在门口。赵勇穿着一身名牌，正跟他爸妈有说有笑地搬着礼品。小燕的爹妈笑得合不拢嘴，满脸的谄媚。小燕站在一旁，低着头，一脸的为难。
我当时血一下就冲到了脑子里，把自行车一扔，冲了过去。
“小燕！”我喊了一声。
所有人都朝我看来。小燕的爹看到我，脸上的笑容立刻就没了，换上了一副不耐烦的表情：“你来干什么？”
“我来找小燕。”我盯着他说。
“找她干嘛？没看见我们家有客吗？赶紧走赶紧走，别在这儿碍眼。”她妈也走出来，像赶苍蝇一样冲我挥手。
那个赵勇则用一种居高临下的眼神打量着我，嘴角带着一丝轻蔑的笑意。
小燕急得快哭了，拉着我的胳膊说：“伟子，你先回去，我等下再跟你解释。”
“我不走！”我倔脾气上来了，“小燕是我的女朋友，凭什么让我走！”
“女朋友？”小燕她妈尖着嗓子叫了起来，“谁承认了？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拿什么跟人家赵老板的公子比？你看看你，浑身上下加起来值五十块钱吗？除了会做白日梦，你还会干啥？还拿着个破牌子要去省委大院，你怎么不说到天上去呢？”
这些话像一把把刀子，狠狠地扎在我心上。我气得浑身发抖，却一句话也反驳不出来。因为她说的是事实。我确实穷，确实一无所有。
那天晚上，我跟小燕在小河边大吵了一架。这是我们认识以来，第一次吵得这么凶。
“为什么不告诉我他们给你介绍对象？”我质问她。
“我怎么告诉你？我说了，除了让你更难受，还有什么用？”她哭着说。
“那你就准备跟他好了？”
“我没有！”她冲我喊，“可是伟子，你让我怎么办？我爸妈天天逼我，街坊邻居都在看笑话！你让我怎么跟他们说？说我男朋友要去省城当大官？他们只会觉得我们俩都疯了！”
她哭得喘不过气来，蹲在地上，肩膀一耸一耸的。“伟子，你醒醒吧！我们不能靠一个神话故事过日子！我爸妈说了，要么我跟赵勇处，要么你拿出个正经活法来给我看！一个不知道是真是假的承诺，你怎么就陷进去了？”
“那不是神话！”我红着眼睛吼道，“那个老人，他不是一般人！我相信他！”
“你怎么就那么确定？万一是假的呢？万一你去了，人家把你当骗子轰出来呢？到时候你怎么收场？我们怎么办？”
那场争吵以不欢而散告终。我骑着车，像个孤魂野鬼一样在夜路上狂奔，风刮在脸上，又冷又疼。小燕的话，比她父母的刻薄更伤人，因为它动摇了我最后一点坚持。
几天后，小燕托人给我带了句话。她说，她爸妈下了最后的通牒：那个“三个月的约定”到期那天，就是最后期限。如果我能混出个人样回来，他们就不再管我们。如果我还是灰头土脸、一事无成地回来，那我就必须跟小燕一刀两断，以后老死不相往来。
这个期限，不多不少，正好就是那个老人说好的日期。
我捏着那张传话的纸条，手心全是汗。我被逼上绝路了。去省城，已经不再是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梦，而是为了我的尊严，为了我岌岌可危的爱情。
这一仗，我只能赢，不能输。
04
离那个“三个月之约”只剩下最后五天了。我决定去省城，去赴那个决定我后半生命运的约。
我跟我爹妈说，我要出去找活干。
我爹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他没骂我，只是叹了口气，说：“要去就去吧，大小伙子了，自己的事自己拿主意。在外面，别惹事。”
我娘偷偷塞给我一百块钱，是她攒了很久的私房钱，她红着眼圈叮嘱我：“儿啊，要是……要是不顺，就早点回来，家里总有你一口饭吃。”
我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他们不相信那个老人的话，但他们更心疼我这个被逼到墙角的儿子。他们知道，不让我去撞一次南墙，我这辈子都不会死心。
这点钱不够。我去后院，抓了家里那几只正下蛋的老母鸡，拿到镇上卖了，换了三十多块钱。最后，我找到了王兵。
王兵正在他家新盖的院墙上抹水泥，见我来了，从墙上跳下来，递给我一支烟。
“想通了？真要去？”他问。
我点了点头：“兵子，你得帮我。还差几十块路费和这几天的饭钱，你借我点。等我……等我回来了，加倍还你。”
王兵看着我，沉默了很久。他把我拉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卷被汗浸得有些潮的票子，数出五十块钱塞到我手里。
“伟子，说实话，我不信你说的那些。我觉得这事儿悬。但我们是哥们，你既然认准了，我就不能让你因为几十块钱走不成。”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表情前所未有的严肃，“钱不用还。你去闯，哥们信你这一次。要是不成，就回来，我这工地给你留个位置，咱哥俩一块儿干，不比啥强？”
我捏着那五十块钱，感觉有千斤重。我看着王兵被水泥弄得灰白的手，眼圈一热，重重地点了点头：“谢了，兵子！”
第二天一早，我揣着凑来的一百八十多块钱，背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登上了开往省城的绿皮火车。
车厢里拥挤不堪，空气中混合着汗味、泡面味和劣质烟草的味道。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心里五味杂陈。这是我第一次出那么远的门，不是为了打工，而是为了一个连我自己都说不清的赌注。我把手伸进口袋，紧紧地攥着那枚冰冷的徽章，这是我全部的“赌本”。
火车“哐当哐当”地往前开，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村庄，看着那些熟悉的、贫瘠的土地，心里一遍遍地对自己说：李伟，你不能输。输了，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颠簸，火车终于在第二天凌晨抵达了省城。一走出火车站，我彻底被眼前的景象给震住了。宽阔的马路，川流不息的汽车，还有那些我只在电视里见过的高楼大厦，楼上闪烁的霓虹灯，把整个夜空都照亮了。
这一切的繁华和喧嚣，都让我这个从山村里出来的穷小子感到前所未有的渺小和格格不入。我背着包，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在街上转悠，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我找了个面摊，花两块钱吃了一碗热腾腾的阳春面，然后向老板打听省委大院的位置。老板指了个方向，说：“远着呢，得坐公交车。小伙子，你去那地方干啥？那可不是一般人能进的。”
我没敢说实话，只说是去找个远房亲戚。
按照老板的指点，我坐上公交车，在省城里穿行。下车后，我走了好几条街，终于看到了那个传说中的地方——省委大院。
它比我想象的还要气派，还要威严。高高的灰色围墙，一眼望不到头。门口是两扇紧闭的朱漆大门，门上挂着国徽，显得庄重而肃穆。门口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武警，站得笔直，像两尊雕像，眼神锐利地扫视着每一个过路的人。
那高墙，那大门，那警卫，像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只是在马路对面远远地看着，都感觉两腿发软。我甚至不敢靠得太近，生怕被那锐利的目光刺穿。
我该怎么进去？我就这么走过去，说我跟一个落难老人有个约定？他们会信吗？他们会不会直接把我当成疯子或者骗子抓起来？
距离约定的日子还有两天。我不敢住正规的旅馆，太贵。最后在附近一个犄角旮旯里，找到了一家开在地下室的小旅馆，十块钱一个床位。房间里阴暗潮湿，充满了霉味，但我顾不上这些。
接下来的两天，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煎熬。白天，我就去省委大院门口“踩点”。我躲在马路对面的树荫下，像一个准备作案的小偷，观察着那里的一举一动。我看着一辆辆气派的黑色轿车悄无声息地滑进滑出，看着那些穿着笔挺的中山装或者夹克的干部，拎着公文包，表情严肃地走进大门。
他们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和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再看看自己，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衬衫，脚上一双沾着泥点的解放鞋，脸上写满了局促和不安。我的自信心，在那些黑色轿车和笔挺的身影面前，被一点一点地磨灭了。
到了晚上，我回到那个潮湿的地下室，躺在硬板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我开始疯狂地后悔，后悔自己的冲动。我甚至开始准备失败后的说辞，该怎么回去面对我爹妈失望的眼神，怎么面对王兵的同情，又该怎么面对小燕，和她说那句“我们算了吧”。
每当想到小燕，我的心就像被揪住一样疼。我不能就这么放弃。我把那枚徽章拿出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仿佛要从这块冰冷的金属里汲取一点力量。
最后的赌注，明天就要揭晓了。等待我的，究竟是天大的机遇，还是一个更大的笑话？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无路可退。
05
约定的日子终于到了。
那天早上，我醒得特别早。天还没亮，地下室旅馆里依旧一片黑暗，只有走廊尽头一个昏黄的小灯泡散发着微弱的光。我睁着眼睛，听着身边床位大叔震天的呼噜声，心里却异常的平静，一种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
我爬起来，走到尽头那个只有一个水龙头的公共洗漱间，用冷水狠狠地泼了几把脸，想让自己清醒一点。镜子里映出一张年轻却写满憔悴和紧张的脸，黑眼圈重得像被人打了一拳。
回到床位，我从帆布包里拿出我最干净的一件衣服——那件来时穿的、已经有些褶皱的白衬衫，小心翼翼地换上。然后，我拿出了那枚徽章。我从包里翻出一块擦眼镜的布，把那枚徽章仔仔细细地擦了又擦，直到它在昏暗的光线下，反射出一点点幽暗的青铜色光泽。
我对着镜子，给自己打了半天的气。“李伟，别怕，不就是去问个话吗？是真是假，总得有个结果。大不了就是被赶出来，还能吃了你不成？”我一遍遍地对自己说，声音小得只有自己能听见。
准备好一切，我像一个要去赴死的士兵，走出了那家地下室旅馆，走向那个决定我命运的地方。
上午九点，我站在了省委大院的马路对面。阳光很好，照在朱漆大门上，反射出刺眼的光。门口的武警换了岗，但依旧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纹丝不动。
我不敢过去。我的双脚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我在马路对面来来回回地踱步，手心里的汗把那枚徽死死地攥着。我脑子里一片混乱，一会儿是老人那句“你的后半生稳了”，一会儿是我爹的怒骂，一会儿又是小燕哭泣的脸。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看到有几个穿着朴素、看起来像上访的农民，也被拦在了警戒线外，跟警卫说了几句，就被劝离了。我的心一点点地沉下去。
不行，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我连走过去的勇气都没有了。
我深吸一口气，几乎是闭着眼睛，横穿马路，朝着那个让我恐惧又抱有幻想的大门走去。
“同志，请留步！这里是重要单位，不能靠近！”离大门还有十米远，一个年轻的警卫就伸出手臂，把我拦了下来。他的声音洪亮，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我……我找人。”我的心跳得像打鼓，声音都在发抖。
“找谁？有预约吗？”警卫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在我身上扫来扫去。
“我……我不认识他叫什么，但是……他让我来的。”我语无伦次，感觉自己就像个十足的骗子。
警卫的眉头皱了起来，脸上露出了毫不掩饰的、看骗子一样的厌烦表情。“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让你来的？赶紧离开，别在这儿妨碍公务！”
“不是的，是真的！”我急了，赶紧从口袋里掏出那枚被我手汗浸得温热的徽章，递了过去，“他给了我这个，让我三个月后的今天来找他！”
年轻的警卫只是用眼角的余光瞥了一眼我手里的徽章，连手都懒得伸，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走走走，这里是省委大院，不是你讲故事的地方！每天像你这样编个故事就想来攀关系的人多了去了，我们见得多了！赶紧离开！”
他说着，就上来推我的肩膀，力气很大，我一个趔趄，差点摔倒。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不信可以去问问，三个月前，九八年抗洪的时候，在江城大堤上……”我还想争辩，但嘴巴张了半天，在对方冰冷而轻蔑的眼神下，却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
周围路过的几个行人，都朝我投来异样的目光，那种看傻子、看神经病的眼神，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我的脸涨得通红，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冲到了头顶，恨不得地上有条缝能让我钻进去。
我被推搡到了一边，彻底傻了。
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输了。
我输了。输得一败涂地，输得体无完肤。
原来，这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我就是那个我爹口中的“憨包”，王兵嘴里的“傻蛋”，小燕父母眼里的“白日梦患者”。我为了这个可笑的梦，卖了家里的鸡，借了朋友的钱，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结果就是在这里，被人当成骗子一样羞辱。
我该怎么回去？我还有什么脸面回去？
我仿佛能看到我爹那张失望透顶的脸，听到王兵那惋惜的叹息，想到小燕父母那得意的嘲讽，还有小燕，她会怎么想我？她大概会彻底死心，然后嫁给那个开桑塔纳的赵勇吧。
绝望，彻彻底底的绝望，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捏着那枚徽章，感觉它不再是希望，而是一块烙铁，烙印着我的愚蠢。
我失魂落魄地转过身，准备离开这个让我梦碎的地方，彻底埋葬这个荒唐至极的梦。
就在这时，一辆黑色的奥迪轿车从大院里缓缓地驶了出来，没有加速离开，反而在我身边停了下来。
后排的车窗，悄无声息地摇下。
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面容严肃、看起来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探出头来，似乎是在等人。他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梳着一丝不苟的偏分头，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干练和威严。
他无意中一瞥，目光扫过了我。当他的视线落在我因绝望而无力垂下的手，以及那只手里捏着、还没来得及放回口袋的……那枚青铜色徽章时，他的眼神瞬间凝固了。
他脸上的表情，在短短几秒钟内，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从一开始的平静，到疑惑，到震惊，最后，变成了一种难以置信的激动和狂喜。
他死死地盯着我手里的徽章，仿佛那是什么稀世珍宝。
“停车！”他突然回过头，用一种近乎命令的、厉声的语气对司机喊道。
车子“吱”的一声急刹停住。
没等司机反应过来，那个中年男人已经猛地推开车门，快步走到我面前。
他甚至顾不上整理一下自己略显凌乱的衣角，一把抓住我的手腕，目光灼灼地盯着我手里的徽章，声音因为极度的激动而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
“这东西……你怎么会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