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媒确认：限日令比限韩令更严格，中国不让韩国组合的日本人演出

韩媒确认：限日令比限韩令更严格，中国不让韩国组合的日本人演出。

高市早苗涉台言论一事已经发生了一个多月，但是她和日本政府依然不撤回言论，也并不道歉，这给中日关系带来了日益紧张的局面。

在此背景下，上个月中方对日本在中国的文化演出进行了限制。取消了几乎所有预定举办的日本艺人在华演唱会和各种演出。

这被日本和分析人士普遍视为是“限日令”，也就是说，这与2015年萨德事件引发中国针对韩国文化明星来华演出的“限韩令”如出一辙。

前言

2025 年下半年，中日关系因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陷入僵局。这位日本首位女性首相在国会答辩中明确宣称 “台湾地区有事等于日本存亡危机”，其言论突破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引发中方强烈抗议。

在外交层面反制的同时，中方在文化领域的限制措施逐步落地，被日媒及分析人士定义为 “限日令”，这一举措与 2016 年萨德事件后针对韩国的 “限韩令” 形成呼应，却在实施力度上呈现出更严格的特征。

不同于正式出台的政策文件，“限日令” 延续了 “限韩令” 的隐性执行模式，通过演出审批环节的管控实现限制目标。

11 月下旬起，日本艺人在华的各类商业演出开始密集取消，从爵士音乐人到流行歌手，从独奏音乐会到团体表演，涉及范围覆盖不同风格与规模的演出活动。

路透社报道显示，北京、上海等多地演出场所接到口头通知，要求暂停受理日本艺人相关演出申请，已审批的项目也被要求重新评估，这一态势迅速引发韩国演艺界的连锁反应。

韩国组合遭遇 “日本成员禁令”

12 月 13 日，韩国多家媒体集中报道了限日令对 K-pop 产业的冲击，核心案例直指包含日本成员的韩国组合。

韩国女子组合 LE SSERAFIM 的遭遇成为舆论焦点，该组合由五名成员组成，其中两名为日本籍艺人，原定于 12 月 14 日在上海举办的首次中国粉丝签名会，在活动前三天突然宣布取消。

主办方发布的公告仅以 “不可抗力” 为由解释原因，未披露具体细节，但韩媒援引行业内部消息称，取消的直接原因是中方相关部门明确要求 “排除日本籍成员方可举办”，而组合所属经纪公司不愿拆分团队，最终选择整体取消活动。

类似事件在短期内密集发生。上周，音乐机构 Incode 娱乐原计划在上海举办的粉丝见面会，因邀请了两名日本艺人担任嘉宾，在活动当天被临时叫停，现场聚集的数百名粉丝仅收到 “活动取消” 的简短通知，未获得更多解释。

另一则案例中，韩国男子组合 Close Your Eyes 在杭州举办的粉丝见面会虽顺利举行，但组合中的日本成员被明确排除在演出名单之外，经纪公司对外解释为 “成员个人行程冲突”，但业内人士向韩媒证实，这是为符合中方演出审批要求作出的妥协。

这些案例凸显了限日令的严格性 —— 不仅针对纯日本艺人的演出，还延伸至跨国组合中的日本籍成员，即便以韩国组合名义申请，也无法规避限制。

韩媒分析指出，这种 “连带限制” 是限日令区别于限韩令的关键特征，后者虽限制韩国艺人大型演出，但未对跨国组合中的非韩籍成员作出明确限制。

限日令的严格性体现在何处

要理解限日令的严格程度，需从执行范围、管控力度、影响层面与限韩令进行客观对比。2016 年萨德事件引发的限韩令，核心是限制韩国主流艺人在华举办大型商业演出、参与综艺节目的录制及商业代言，但其管控存在一定弹性：小型粉丝见面会、非盈利性文化交流等活动仍有审批通过的可能，部分韩国艺人通过网络平台开展活动也未被完全禁止。

限日令则呈现出 “全链条管控” 的特征。首先，限制对象覆盖所有日本籍艺人，无论其所属经纪公司国籍，只要涉及日本艺人参与，无论活动规模大小、是否盈利，均面临审批障碍。

其次，管控延伸至跨国组合，韩国组合中的日本成员成为限制焦点，这在限韩令中并未出现。再者，执行时效更短，限韩令实施初期仍有部分已审批活动正常举办，而限日令则对未举办的活动一律暂停，已审批的项目也被要求重新核查。

从影响范围来看，限韩令主要冲击韩国本土艺人，而限日令则波及依赖跨国成员配置的韩国 K-pop 产业。

韩媒统计显示，当前活跃的韩国一线组合中，约 30% 包含日本籍成员，这些组合原本计划在 2025 年底至 2026 年初在中国开展小型活动，以试探市场反应，如今均因限日令被迫搁置。

韩国文化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中国市场占韩国 K-pop 海外收入的 18%，限日令的实施预计将导致相关产业年损失超 3000 亿韩元。

涉外演出的审批逻辑

中方的限制措施并非无规可依，而是基于现有涉外文化演出管理规定。根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涉外营业性演出需经省级以上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审批，审批过程需 “服从国家外交工作的大局”。

另一项针对涉外文化艺术表演的管理规定也明确，此类活动需 “服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局”，并报相关部门备案或审批。

这些规定为中方的审批管控提供了政策支撑。虽然没有针对日本艺人的专门禁令，但在中日关系紧张的背景下，相关部门通过严格审批标准、延长审批周期等方式，间接实现限制效果。

韩媒注意到，中方并未发布正式的 “限日令” 文件，这种 “隐性管控” 与限韩令的实施模式一致，既符合相关管理规定，又能根据外交局势灵活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11 月下旬，原定在澳门举办的 2025 年韩中日文化部长会议被中方临时推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示，日本领导人的涉台言论 “破坏了中日韩三方合作的基础与氛围”，导致会议举办条件不具备。

这一表态被外界视为中方在文化领域对日本采取反制措施的明确信号，也为限日令的实施提供了清晰的背景注脚。

结语

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限日令与限韩令的实施，反映了文化交流与外交局势的紧密关联。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面前，文化交流往往成为外交反制的重要领域。

对于中国而言，这种限制是维护核心利益的必要手段；对于相关国家的演艺界来说，则需适应外交局势带来的市场波动，调整发展策略。

截至 2025 年 12 月中旬，限日令的影响仍在持续发酵，韩国组合的中国活动审批仍处于严格管控状态。

这场由外交争端引发的文化市场波动，不仅改变了相关产业的发展轨迹，也让人们再次看到，文化交流的顺畅开展离不开稳定的外交环境，而国家核心利益始终是一切对外交往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