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题过词的人47：一纸书赠与一座城

1949年秋的中南海书房，朱光望着案头那幅墨迹未干的行书，思考着如何“将南方工作做好”的嘱托——这是毛泽东刚刚为他写下的赠言。

彼时，开国大典的礼炮声已隐约可闻，这位戴着手铐走完长征的“江南才子”，即将从长春市委书记任上，南下接管广州。而这二十余字的题赠，既是老友的玩笑与期许，更成了他此后十三年主政羊城的“心灯”。

朱光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官员”——他是生于广西博白的文人，20岁加入共产党，曾以“张赤”为笔名写小说、译剧本，连瞿秋白都赞他“笔锋有星火”。1933年他因叛徒出卖入狱，在牢里写下《狱中诗草》，把铁窗的冷硬揉进“明月照丹心”的句子里。1933年，他因批评张国焘而遭诬陷，是被铐着走完长征的。途中却仍在刻标语、绘地图，在篝火旁给战友讲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这位“左手拿枪、右手握笔”的革命者，早把“浪漫”与“坚韧”拧成了自己的底色。

抗战时期，他先后任第八路军总部秘书长兼朱德同志秘书、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宣传部长、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1945年，他主动请缨，他率部支援东北，旋即被任命为嫩江省委副书记、嫩江军区副政委。1946年4月，齐齐哈尔获得解放后，他被任命为齐齐哈尔首任市长。后任齐齐哈尔市委书记、东北局城市工作部秘书长，1949年任长春市委书记。

他与毛主席有着浸着墨香的革命情谊。早在延安窑洞里，朱光就敢从毛泽东手中“夺”走莎士比亚的《奥赛罗》，还振振有词“见面分一半”；毛泽东嗔他“岂有此理”，却又笑着默许——文人的真性情，早让他们跳出了“领袖”与“同志”的身份边界。毛主席曾说：“我和朱光可是相尚以道、文气相投啊！”而今朱光赴任前的这场会面，书房里的书册尚未落满尘埃，笔砚已备好新的牵挂：毛泽东挥毫时，笔锋在“团结”二字处略顿，又在“希望”上轻轻晕开墨色，仿佛要把千言万语都揉进这行云流水的笔画里。

朱光揣着这纸题赠南下，先任广州市军管会委员、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副市长，配合叶帅（兼任广州市市长）的工作。

当时，广州城正裹在硝烟的余味里：残垣断壁间杂着黑市的喧嚣，珠江岸的码头漂着垃圾，连老牌茶楼都关了半扇门。他没有急着烧“三把火”，而是先把那幅题赠挂在办公室的墙上——“同原在南方工作的同志团结在一起”，成了他每天推开窗的第一眼。彼时华南分局的干部多是北方来的“南下大军”，而本地游击队出身的同志熟稔方言民情，朱光索性在会议室摆上粤式茶点，让普通话与粤语在茶烟里慢慢融成同一种节奏：“我们都是给广州‘打扫屋子’的人，不分南北。”1949年12月起任市委代理书记（实际主持党政工作）。

他真的把“做好南方工作”过成了日子。为了清剿匪患，他带着干部睡在码头的草棚里；主持修海珠桥时，踩着泥浆和工人比谁垒的砖更齐；连市民抱怨“如厕难”，他都拿着尺子挨街量公厕的间距。最轰动的是1950年，耗资千万的肥料厂项目失败，朱光竟在《广州日报》登了亲笔道歉信——那笔字和中南海题赠里的“希望”如出一辙，只是少了行书的舒展，多了几分沉实的歉疚。1954年10月起任广州市市长，同时还兼任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副省长，主政广州共11年。1960年10月，朱光从广州离任，到北京任职，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主政多年的广州。

后来广州人念起朱光，总绕不开木棉花。他填的《广州好》里写“落叶开花飞火凤”，其实那火凤就是他自己：戴着镣铐走过长征的人，最懂如何把苦难焐成暖春。而毛泽东那幅题赠，始终挂在他办公室的墙上——墨色渐淡的纸页间，藏着一个时代的默契：领袖的嘱托从不是空泛的口号，而是让“团结”落地成街巷的烟火，让“希望”长成满城的红棉。

多年后有人问起毛主席的那幅字的下落，朱光的后人说，它一直被收在樟木箱里，和《奥赛罗》的剧本叠在一起。墨香与书香缠了半生，恰如那句题赠里的深意：最好的革命，从来是把理想写进烟火人间，让纸上的希望，开成一座城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