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之旅 | 镜头与笔尖之间：在景观社会中重建文化记忆

小说的成功，并不在于能阻止如潮的游客在武康大楼前举起手机，而在于在镜头与建筑之间，植入了一段令人回味的历史氤氲与文化记忆。

原文 ：《流量吞噬中的文学打捞》

作者 |上海外国语大学 孙璐

图片 |网络

武康大楼的街角，如今已成为上海一道独特的都市景观。在那栋历经了近一个世纪风霜的建筑面前，源源不断地汇聚着来自天南海北的图像“朝圣者”，他们以大楼经典的弧形转角为背景，不知疲倦地在取景框中寻找完美的构图。在混杂着新煮咖啡的醇郁和时髦过客的香水的空气中，悬浮着一种由各种扭捏造型与频繁快门声织就的焦躁感，让人不禁生发出一种莫名的恍惚：当一座建筑被如此热烈地“看见”时，当它的影像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社交资本、被无数次分享与点赞时，它本身蕴藏的故事是否还会有人在意？它所见证的历史是否正在以同样的速度悄然流逝？

对文化失忆的优雅抵抗

这个萦绕于众多文化观察者心头的疑问，几乎精准地印证了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半个多世纪前对于“景观社会”的预言。在《景观社会》一书中，德波曾颇具洞见地指出：景观已成为当前“现实社会非现实的核心”，它并非简单的影像堆积，而是通过影像将人与人连接起来，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同时，新闻、广告、娱乐等视觉化内容构建了人们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其所指向的展示性目标和异化性需要成为人之存在的新型确证。德波大概不会料到，自己那套略显晦涩的理论，会在多年后的上海街角被演绎得如此直白与生动。在社交媒体的流量算法与无穷无尽的影像复制下，武康大楼成为一个被抽干了内在生命的美学空壳、一个悬浮于真实时空之外的消费符号。人们无需了解这栋大楼的过往，甚至无需知晓这座建筑的名字，只需要通过一次完美的拍摄、一个恰到好处的滤镜、一次成功的“打卡”定位发布，便与它、与世界建立了某种连接。人们对视觉影像的饥渴感，远远超过了对历史真相的探求欲；对出片率和点赞量的狂热，远远大过了对文化记忆的共情。

正是在这股近乎轻浮的时代风尚里，资深媒体人高渊的长篇小说《诺曼底公寓》（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仿佛一场清醒而执拗的逆行。它的问世，并非为了给这股“追星”热潮再添一把薪柴，为这座“网红”地标再镀一层文学的金粉，而是实现了一种对影像社交的祛魅、对文化失忆的优雅抵抗。凭借文学的独特表达，它试图去除涂抹在武康大楼表面的喧哗浮色，重新握住历史的缰绳；它试图为这座几乎被掏空精神内核的建筑重新注入时间的重量与人性的温度。

“祛魅”的野心

小说的“祛魅”野心，从它的命名便可见一斑。高渊毅然抛弃了“武康大楼”这个如今被流量定义和过度消费的名字，选取了其在1953年之前的原名、那个镌刻着战火与离乱的称谓“诺曼底公寓”。这看似简单的文字置换，实则是一种为建筑寻根正名的宣告，以纠偏的姿态拒绝与当下的消费逻辑同流合污。随即，小说牵引我们的视线由外及内，将我们仰望的游客视角切换为沉浸的住户日常。高渊没有花费太多笔墨去复刻那副我们早已烂熟于心的外观，而是带领我们走进那扇沉重的旋转门，将叙事空间锚定于公寓内部。在这里，我们所经验的，不再是冰冷的建筑几何学，而是它作为一个生命有机体的呼吸与搏动。随着公寓内部交织的生存挣扎与死亡阴影一一展露，我们目睹的是光鲜与窘迫的奇妙共存：在它那优雅的外表之下，潜藏着惊心动魄的秘密和不为人知的辛酸，包裹着来自不同国度租客们的无尽乡愁与相互慰藉。

小说的魅力，正在于用具体的人间烟火为建筑赋予了质感，用欲望、恐惧、哀伤、温情等种种复杂而鲜活的情感为建筑注入了生机与灵性，以此颠覆外部世界中只剩下视觉的贫瘠感知。由此，武康大楼不再是一个被观看的景观，而成为一个值得被探寻的历史容器。当战争的风云变幻折射于电梯升降间邻里关系的微妙变化，当国族的跌宕命运浓缩于一户人家的仓皇搬离，宏大的时代风暴便不再是报纸头条抽象的标题，而是具象化为渐趋凝重的眼神、令人窒息的寂静，渗透于可触可感的生活日常。建筑本身坚固而静默的存在，与其中每个人脆弱而流徙的命运，形成一种震撼人心的张力，使历史的冷暖与人性的光暗以一种不加滤镜的真实状态呈现在读者面前。

穿透“网红”景观的虚浮

倘若将《诺曼底公寓》置于更广阔的文学版图中，不难发现“上海叙事”中有关历史描摹的风格变迁，其所映照出的是记忆书写在不同时代呈现的不同样态。同样是聚焦上海的公寓生活，张爱玲笔下的公寓是演绎人物内心的舞台，历史则是窗外遥远而压抑的背景音。她用更加向内的笔触描绘各色人物如何用尽力气经营爱欲情仇，袒露出的是人性的幽微和情感的算计，将一股末世的苍凉注入琐碎的日常。在她的笔下，历史虽是弥漫在空气中的重负，但记忆尚是活生生的、温热的。到了金宇澄的《繁花》，记忆的形态已发生了显著变化，它不再是亲历的创痛，更像是一种充满乡愁的考古，已然带有几分挽歌的调性。当一个时代的肌理与方言生态逐渐远去，金宇澄试图用沪语的活色生香，去复活海派市井的“不响”，去追认那些正在消逝的、属于市民阶层的生存智慧与情义网络。而高渊的写作，更像是一次“临危受命”的紧急行动，它所面对的敌人，不再是时间的自然流逝与记忆的逐渐模糊，而是景观社会导致的真空联结，是影像浪潮下的淹没性遗忘。此时，文学所能发挥的效力，或许无法再依靠对氛围的追忆、或对腔调的复刻，而需“呈堂证供”式的考据与还原。

《诺曼底公寓》正是试图凭借这种更具新闻眼、更富历史感的“硬核”叙事，穿透“网红”景观的虚浮。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曾提出著名的“记忆之场”理论，以此区别于传统社会中的“记忆环境”。所谓“记忆环境”，是记忆与历史本质同一，故而是自然传承、无需言说与重构的真实环境；“记忆之场”，则是“记忆环境”瓦解后，被现代社会有意建造出来、用以维系过去的仪式性场所。循此而观，张爱玲讲述的记忆尚属前者，金宇澄的《繁花》创造了一座属于语言的“记忆之场”，高渊的《诺曼底公寓》则是一次更为悲壮的尝试：以一座文学的“记忆之场”，去抢救一个即将被景观吞噬、被影像掏空的“记忆之场”，它所对抗的不仅是遗忘本身，更是被流量精心炮制、伪装成记忆的消费符号。

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怀疑，这场抵抗文化失忆、拒绝景观消费的文学努力，最终是否也会沦为景观的一部分？这样一部旨在以真实对抗虚空、进而为历史招魂、为奇观祛魅的严肃作品，其自身是否也难逃被文化商业和消费主义系统收编、并最终成为“网红”的新流量筹码？当小说的封面和武康大楼的照片一并出现在社交媒体上，未来的游客或许只是多了一句打卡时的谈资：“哇哦，这就是那本小说描写的地方！”由此，深刻的文学反思降维成更具“文化深度”的消费套餐和社交资本。这并非杞人忧天，因为在一个事事被影像、人人皆媒介的时代，每一次有意识的反抗都有可能为它所反抗的对象提供新的养料。

但这并不意味着抵抗的无意义，因为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文化姿态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小说的价值，在于提醒我们存在另一种景观“观看”方式的同时，也让我们有机会重新思考，在我们与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之间，除了拍摄与被拍摄，是否还有其他更深入、更坚实的联结途径。小说的成功，并不在于能阻止如潮的游客在武康大楼前举起手机，而在于在镜头与建筑之间，植入了一段令人回味的历史氤氲与文化记忆。

作为读者和这个时代的亲历者，我们同样需要直面问题的勇气：当一个又一个历史空间被社交传媒改造为消费景观，当我们的记忆越来越多地被流量塑造、被算法规训，我们该如何安放自己与过去的关系？在每一次快门闪光、每一次社交媒体分享之后，我们同样需要沉静与耐心，去触碰砖瓦深处的无声故事，去打捞被景观社会遮蔽的历史文脉。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79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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