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DNA研究发现威信瓦石悬棺遗址个体具有北方遗传成分

近日

一项发表于《自然-通讯》的古DNA研究

为沉寂多年的僰人悬棺遗址

注入了新的科学叙事

其中

昭通威信瓦石悬棺遗址的基因遗传密码

向我们讲述了一段

唐代人群流动与民族交融的历史

威信瓦石悬棺 受访者供图

新的研究发现

威信瓦石悬棺遗址中

有来自东北亚、蒙古高原

和黄河流域的遗传成分

威信瓦石悬棺 受访者供图

这项发表于《自然-通讯》的研究

由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牵头

联合复旦大学等多家机构完成

研究团队运用现代技术

成功获取了云南、广西及泰国北部

7处遗址共15具

悬棺人类遗骸的核DNA数据

国际权威期刊《自然·通讯》发表的《通过比较基因组学探索中国僰人

在这项研究中

研究团队在昭通威信

瓦石悬棺遗址的唐代个体遗传数据中

还有新的发现——测年显示

威信瓦石悬棺遗址

早于盐津豆沙关悬棺遗址

处于唐代中后期

个体遗传成分则主要来自

东北亚、蒙古高原地区的古人

以及黄河流域新石器晚期古人

悬棺人群的遗传祖源与悬棺葬习俗传播历史重构

悬棺葬人群与僰人的遗传结构（A. 主成分分析; B. 遗传祖源成分分

微观证据

在针对威信瓦石悬棺遗址的特定分析中，研究团队获得了突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周慧表示：“研究中发现编号为SDSM484、DSM1067的两个个体的遗传成分与盐津豆沙关、威信龙马的遗传成分截然不同，DSM484个体的遗传成分主要是黄河流域的农业人群（农耕族群），DSM1067遗传成分主要来自东北亚的人群，在云南悬棺葬习俗的社群吸收了很多外来个体。”

研究团队首次在同一处悬棺遗址中，发现了具有明确混合南北遗传背景的唐代个体，为当时局部地区的人群流动提供了珍贵的微观证据。

威信瓦石悬棺 受访者供图

威信瓦石悬棺 受访者供图

威信瓦石悬棺 受访者供图

威信龙马悬棺 受访者供图

威信龙马悬棺遗骸头骨 受访者供图

断代与背景

古基因组学分析揭示了更清晰的遗传背景。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张晓明说：“昭通威信县悬棺遗址的两个个体，我们在遗传数据上看到，分别有来自东北亚、蒙古高原地区古人，以及黄河流域新石器晚期古人的遗传成分。测年数据显示，两具遗骨距今约1200年，大概处于唐代中晚期。这样长距离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混合，可能是由盛唐时期的经济、文化、人口的繁荣发展所驱动的。”

威信瓦石悬棺遗址的特异性发现提供了关键线索，精确测年为历史解读提供了时间坐标。这一时间点与唐代中原王朝及云南地方政权南诏时期大致吻合，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以“石门道”（“石门道”由秦代的“五尺道”发展、拓建而来）为代表的西南通道网络十分活跃。

古道脉络

昭通地处滇川黔三省交界，历史上一直是西南地区的交通要冲，其核心通道是秦代开辟的“五尺道”。此道自蜀郡（今成都）南下，经僰道（今四川宜宾），旨在打通前往朱提（今云南昭通）地区的通道，因狭窄险峻、约合秦汉制五尺，故得此名。作为“西南丝绸之路”（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东线干道，这条道路在唐代经过整修、扩建、拓展，被称为“石门道”，是当时沟通中原与西南边疆的重要孔道。

从秦代“五尺道”的初步开辟，到汉代“南夷道”的持续经营，再到唐代“石门道”的系统建设与命名，昭通地区的这条通道经历了不同时期的修缮、拓展与功能升级，但其作为连接中原与云南关键廊道的核心地位始终未曾改变。

社群图景

遗传科学数据与历史交通网络的耦合，增强了相关推论的合理性——历史交通网络为遗传发现提供了地理路径，昭通地区的交通干线为“黄河流域”与“东北亚”相关人群的遗传成分在唐代抵达西南边地，提供了现实可行的交通路径。

周慧说：“研究发现在古代的悬棺人群中，主要遗传成分包括黄河流域的农业人群、东南沿海的农耕人群、东南亚人群。”周慧从研究中推测：“悬棺社群是一个开放包容的社群，当时的昭通，当时的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主动吸收外来的个体。”

这项研究也许在提示我们：悬棺社群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悬棺葬作为一种特定的习俗，其践行者可能具有多元的遗传背景。至少在唐代，昭通的悬棺社群已经具备了高度的开放性和兼容性，能够接受和吸纳来自远方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

宏观背景

威信瓦石悬棺遗址的发现只是该项大型研究的一部分，研究团队对云贵地区及泰国北部多个遗址共15具悬棺遗骸的综合分析表明，悬棺葬习俗的起源与中国东南沿海的新石器时代人群存在较深的遗传关联。这支持了悬棺文化可能发源于中国东南地区，随后沿江河向西、向南扩散的学术观点。

综合多遗址数据的宏观分析揭示了更大的人群流动图景。威信遗址中唐代个体的独特遗传构成，则可视为这一宏大文化传播与人群迁徙浪潮在特定时空、局部地区的一个生动缩影，反映了主流趋势下的局部多样性与复杂性。

深远意义

古DNA研究展示了交叉学科揭示历史的精密力量。威信悬棺遗址的个案表明，古DNA组学研究能够为历史时期的人群流动提供微观的、生物学的科学实证。它将“民族交融”的宏大历史叙事，转化为可观测、可分析的遗传信号。

历史和文化的形成是复杂的，遗传学数据能够支持或印证考古学假说。昭通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市文物局局长余腾松说：“古DNA的结论，与我们多年来在考古现场发现的中原兵器、钱币和生活器具等实物证据完美契合。它们共同描绘出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唐代的昭通，绝非闭塞的边陲，而是串联中原、巴蜀、西南乃至东南亚的‘文化走廊’和民族交融的大熔炉。科学检测的‘人证’与出土文物的‘物证’，让这段历史变得清晰可见。”

从五尺古道回望过去，石门关石阶上的马蹄印痕依旧深刻，不远处唐代袁滋摩崖石刻记述着中原与西南边疆的往来。如今，科学解码的基因证据与斑驳的文献、遗迹相互映照，共同揭示出一幅动态、开放、交融的古代西南社会图景，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增添了坚实而细腻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