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创造意义感将成为我们时代的母题丨一周新书推荐

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 张钊涵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生在故宫，长在故宫，工作在故宫——这是共和国公民极为罕见的经历：1952年，从朝鲜战场上归来的北双宝的父亲转业到故宫博物院，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守宫人；13年后，北双宝出生在角楼脚下的故宫博物院职工宿，1980年接班进入故宫工作至今，先后任职于保卫、开放管理、总务三个部门。北双宝在故宫工作43年之久，亲历外国政要访华、《末代皇帝》的拍摄和多起故宫盗窃案，并拍下了大量故宫未开放区域的图片，一并收入本书。

1959年底，末代皇帝溥仪结束了十年的劳动改造后，被特赦回北京，并重新回到故宫参观，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御花园里，我看到那些在阳光下嬉戏的孩子，在茶座上品茗的老人。我嗅到了古柏喷放出来的青春的香气，感到了这里的阳光也比从前明亮了。我相信故宫也获得了新生。”北双宝便是日后出生在阳光下的孩子，这份口述史无意间遍历了溥仪感怀的人生，仍在二十世纪的延长线上。

“过去比现在更接近未来。”革命的世纪远去后，相对主义摧毁了专横的价值权威，使得激进主义失去了存在的根基，转而成为零敲碎打的政治修补术。一切问题似乎都能在现存的社会制度中得以解决，政治冷感当然成为一种时代症候，因而带来一种多元主义的共存幻象。

马克·费舍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未来被取消”的时代。那些曾经被承诺的进步未来——无论是技术乌托邦还是社会变革——都未能实现，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怀旧循环和文化停滞。无法实现的未来成为萦绕不散的幽灵，与短视的政治批判不同，费舍的写作更接近社会批评，并不拘泥晦涩的经典文本，而是将流行文化置于中心，通过逼视人们习焉不察的社会现象和普遍信念，让权力关系裸露出本相。

过去以幽灵的形态存在于现实，失败就具有了以过去的形式呈现的未来性。身处历史断裂的间隙，行动不再与进步的价值相关联，甚至也失去了“虚无”蕴含的沉思和荒诞，而是人体电池一般的循环，就像费舍并未远去的声音所提示的：如何创造意义感将成为我们时代的母题。

《电影院精神》 王小鲁 著
之间·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6-01

在算法和流媒体主导屏幕使用的年代，任何对电影院的书写都不免有顾影自怜的嫌疑，或是近于恋物的怀旧情绪。电影一度是所有艺术中最年轻的，如今却在加速社会中濒临瓦解，王小鲁认为，最好的人文主义电影都已经拍出来了，那些电影叙事中所体现出的深刻人性，以后的导演再难超越。当下的电影市场已经过度饱和，他将其称为“电影完熟时代”。

技术对电影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冲击已经成为显学，融入学院式电影批评的符号游戏之中，作者对电影院的书写并未停留在其物质性，而是以此观照现实生活，试图通过电影行业的疲软映射现代人的普遍困境。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着重书写了疫情后电影行业的迟暮心境，影院依然召唤着身体的在场和重建公共性的想象，这使得本书更像是一部迷影人士的心灵史。

人物传记常见的通病是落入“伟人叙事”的窠臼，人物的复杂性被抹平，沦为浪漫主义的英雄形象。解玺璋恰恰反其道而行，以“关系”为主线，将梁启超一生分为家庭亲属、戊戌政变前、流亡日本时期、欧游前后几个部分，每个部分都由梁启超与相关重要人物的关系构成。梁启超并不热衷于建构宏大的思想体系，而是将思想贯穿于社会行动和公共书写之中，强调行动中遭遇情感的催促，迫使他作出变化。在此意义上，本书的互动视角更像是一座移动的参照系。稀见史料的贯穿描绘了一个更接近历史真相的梁启超。

谈到《指环王》的作者托尔金时，我们会发现某种诡异的错位：其作品畅销全球，却始终被现代主义的文学批评排斥在外，沦为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托尔金被右翼势力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挪用都已是身后之事，大众文化的神坛更愿意选择死者来供奉，从而提供一个安全的道德寓言，本人自然无力回应。

《保卫托尔金》的作者汤姆·希比，曾在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任教，同时拥有学院精英和托尔金粉丝的双重属性。希比指出，托尔金威胁到了高等品位、批评家、教育家和文化人的权威。他与他们一样学识深厚，但属于不同的派别，他不会签署那潜在的英语文学圣殿的条约。“托尔金不愿恪守作为流行垃圾的本分。正是这种结合使得他的作品无法被原谅。”希比的慷慨陈词也提示我们，在进行政治判断之前，需要进行审慎的、细致的历史分析。

“蒙娜·丽莎的微笑举世闻名，但鲜有人知她嫁给了一个奴隶贩子。”文艺复兴塑造了西方文化，但它远比我们许多人意识到的更加陌生和黑暗，弗莱彻刻意将目光从光辉的艺术史中移开，返回战争、权谋与暴力的历史现场，并且将女性、犹太人和普通民众的生活史与达芬奇并置，读者亦可由此管窥历史书写的潮流转向。

本书以1492年为起点——洛伦佐·德·美第奇去世、格拉纳达陷落、犹太人被逐出西班牙——这一事件序列共同指向旧秩序的崩解，展现了意大利半岛如何从一个文化高涨的区域，逐步卷入更广阔的欧洲与世界格局之中，这也是现代世界的零点时刻。《卫报》评论称：“一个关于联盟、背叛、劫掠、围城、饥荒、暗杀和可怕的酷刑的故事……弗莱彻以极高的技巧驾驭了这一困难的地带。她创造了气氛和戏剧性，但仍保持了叙事清晰……一本强有力的书。”

手机玩多了，脑力会不会流失？戒不掉手机，是因为意志力不够吗？屏幕上的蓝光，是不是在影响睡眠？放下手机后，注意力无法集中怎么办？这一连串问题背后的基本困惑在于——手机上瘾，是精神病症还是道德焦虑？本书作者费伊·贝格蒂是英国知名神经科学家，拥有十年相关临床经验，她旗帜鲜明地反对将“手机上瘾”与吸毒和滥用药物相提并论，对手机的长期使用不过是现代人的基本生活方式，这些危言耸听不过是技术恐慌的老调重弹，源于人脑漫长进化过程中的自我保护。

虽然分析了手机上瘾的社会污名，但作者的目的并不在讨好读者，而是期待提供能够即刻用于行动的方法论：人与电子设备的关系是需要长期维护的，极端的戒断不可能也没必要，但不要等着未来出现一个完美的时间点才开始做，尽早行动才能把走神和拖延的习惯甩在身后。

为什么几百年来，我们不断追求平等，而现实却越来越不平等？在《平等悖论》中，谢晶将平等视为一种观念装置，在现实中不断巩固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从国际关系、民族国家到社会组织和个人，都以“平等”为基本价值的宣称，然而优绩主义、内卷焦虑和阶层固化却越发严重。作者采取思想史的方法，对话从卢梭到大卫·格雷伯的理论家，穿梭在不同时空的历史现场之间，试图找出不平等的社会与历史根源。

在本书的叙事中，“平等”不再是一个伟光正的抽象概念，而是一个可供审视和揭批的意识形态外壳，作者的努力便是拨开语词的迷雾，将“平等主义”还原为平等本身。更重要的是，作者并未呼吁不切实际的反叛，而是呼吁改变日常的惯习，把周围的人视作“人”而非“工具”，寻求在难以撼动的结构中辟出一丝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