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当一些法学专家拿着西方法条当“万能钥匙”，用抽象的“程序正义”解构中国治理现实，用所谓“国际接轨”淡化民族情感与历史传承时，我们必须清醒：中国法治绝不是西方法治的“复制粘贴版”，更不能让脱离国情的学术空谈，成为侵蚀民族团结、动摇治理根基的隐患。
这些法学专家的核心问题，在于陷入了“西方法治至上”的迷思，既无视中华法系数千年的成熟积淀，也漠视中国当下的治理需求。就像某法学学者热议的“治安违法记录封存”，片面套用德国“去标签化”理论，却对我国吸毒复吸率超80%的严峻现实、缉毒民警用生命筑牢的安全防线视而不见，甚至抛出“每年800万人受罚未来恐无人能考公”的荒谬结论——混淆“案件量”与“违法人数”的基本逻辑，本质是用书本理论否定基层治理的实践智慧。再看“穿和服是否违法”的争议，将特殊场景下的民族情感诉求，简单归为“言论自由”，全然忘记和服在南京、苏州等历史地标前承载的民族记忆，这种“只谈权利不谈责任，只讲法理不讲情理”的论调，恰恰暴露了其法治观的狭隘与冰冷。
更讽刺的是，这些专家动辄标榜“法治精神”，却对中华法系的璀璨遗产视而不见。中华法系并非“人治”的代名词，《唐律疏议》“一准乎礼”的礼法合治理念，兼顾了法律约束与道德教化；商鞅“观俗立法”、张居正“法令必行”的实践智慧，强调的正是法律与国情民俗的深度适配；从汉代“春秋决狱”的情理兼顾，到明清“乡约制度”的基层治理，中华法系早已形成“家国一体、情理法融合”的独特基因，这与中国注重社会秩序、民族团结的文化传统高度契合，至今仍是法治建设的宝贵财富。而部分法学专家却将这些传统弃如敝屣，盲目追捧西方法治模式，甚至以“现代化”为名，试图割裂中国法治与本土文化、历史记忆的联系，这种“削足适履”的学术倾向，本质是对中国法治根基的解构。
中国法治的进步，从来不是对西方的盲目借鉴，而是“融古汇今、博稽中外”的智慧结晶。晚清沈家本修律时，既参考西方法典体系，更坚守中华传统“仁政”理念；如今的民法典，既吸纳国外民事立法的合理成分，更将“诚信”“邻里互助”等中华传统美德纳入其中。法学专家作为法治建设的参与者、推动者，本该立足中国国情，深挖本土法律文化的时代价值，而不是成为西方法治的“传声筒”。
警惕部分法学专家的错误导向，不是否定学术自由，而是捍卫法治的本土根基；反对盲目照搬西方法治，不是拒绝进步，而是要让法治真正契合中国实际、维护民族利益、凝聚社会共识。法学研究若脱离了历史文化的土壤、忽视了公共利益与民族情感，再“高深”的理论也只是空中楼阁。唯有扎根中华法系的深厚底蕴，结合当代中国的治理需求，才能构建出真正有生命力、有凝聚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才是法学专家应有的担当与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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