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中国公祭日，日本就提“通化事件”，还摆出一副很委屈的样子

每到中国公祭日，缅怀南京大屠杀等惨案中遇难同胞的时候，日本总会不合时宜地跳出来，提所谓的“通化事件”，还摆出一副受了天大冤枉的委屈模样，试图混淆视听、转移焦点。

要弄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得回到1946年的东北。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东北地区留下了大量日本战俘和侨民。根据《波茨坦公告》，日本战俘应接受盟国处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对日本战俘总体采取宽大政策，不仅没有报复性对待，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计划逐步遣返他们回国。但部分日本战犯和残余势力并不甘心失败，加上当时东北局势复杂——苏联红军尚未完全撤离，国民党正全力争夺东北控制权，暗中联络日本残余势力，企图利用他们对抗东北民主联军，这就为“通化事件”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策划“通化事件”的核心人物，是原日本关东军第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他身边还聚集了一批拒不投降的日本军官，另外还有国民党军统特务王惠卿等人参与其中。他们暗中联络通化地区的日本战俘，编造“中共要屠杀日本战俘和侨民”的谣言，煽动大家起来暴动，目标是攻占通化行政公署、公安局、发电站等要害部门，夺取通化的控制权，然后配合国民党军队北上，企图在东北复辟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

暴动的时间被定在1946年2月3日，也就是农历大年初二。之所以选在这一天，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军队会在春节期间放松警惕，容易得手。当时通化的东北民主联军兵力十分有限，主要是一些地方武装和机关警卫部队，而参与暴动的日本战俘有数千人之多，其中不少人还暗藏了武器——有的是投降时偷偷藏匿的，有的是通过国民党特务提供的。

2月3日凌晨，暴动如期发生。日本战俘和被煽动的部分人员，分成多路向通化行政公署、公安局、电报局等目标发起攻击，沿途还杀害了不少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和执勤的解放军战士。当时负责守卫通化行政公署的，是东北民主联军359旅的一个连（359旅原属八路军120师序列，1945年挺进东北后编入辽东军区），加上机关工作人员，总兵力不足300人，但他们凭借有利地形顽强抵抗。在激战中，通化行政公署主任蒋亚泉、公安局局长吕其恩（时任通化地委副书记兼公安局长）等干部身先士卒，带领大家与暴动分子展开殊死搏斗，不少战士为了保护群众和机关安全壮烈牺牲。

由于暴动分子人数众多，局势一度十分危急。关键时刻，东北民主联军驻通化的部队紧急增援，附近的民兵和群众也自发加入战斗，帮助运送弹药、救治伤员。经过一整天的激战，到2月3日傍晚，这场暴动终于被彻底平息。暴动的首要策划者藤田实彦被当场抓获，国民党特务王惠卿也在后续抓捕中落网，参与暴动的首要分子和骨干成员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事实上，当时东北民主联军对日本战俘的政策非常明确：只要遵守纪律、服从管理，就给予人道主义待遇，等待遣返。而“通化事件”的本质，是日本战犯勾结国民党特务发动的武装暴动，是企图颠覆新生民主政权的反革命行为，东北民主联军的镇压完全是正当的自卫行动，目的是保护当地群众和政权安全。

可日本方面却一直歪曲这段历史，把“通化事件”说成是“中共对日本平民的大规模屠杀”，还编造出“数万日本平民遇难”的虚假数据。但史实根本不是这样——参与暴动的主要是拒不投降的日本战俘和特务，东北民主联军在平叛过程中，始终区分战俘、侨民和暴动分子，并没有针对无辜日本平民。当时的通化地方政府档案、东北民主联军的战报，以及不少亲历者的回忆录，都清晰记录了这一点。就连部分日本战俘后来的口述，也承认是被军官煽动参与暴动，并非遭到“屠杀”威胁。

日本之所以总在我国公祭日提这件事，用意非常明显。他们就是想借所谓的“通化事件”制造舆论，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以此转移国际社会对日本侵华历史的关注，淡化南京大屠杀等惨案中日本的战争罪责。可他们忘了，“通化事件”的起因是日本战犯不甘心失败发动的暴动，而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队对无辜中国平民的系统性屠杀，两者有着本质区别——一个是反革命暴动被平息，一个是反人类的侵略罪行，根本没有可比性。

更讽刺的是，日本对于自己的侵略历史始终遮遮掩掩，不仅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还在教科书里篡改历史、美化侵略，甚至祭拜靖国神社里的甲级战犯。而对于“通化事件”这种自己挑起的事端，却反复拿出来炒作，装出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这种双重标准实在令人不齿。

中国设立公祭日，从来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铭记历史、缅怀遇难同胞，为了警示后人珍爱和平。

日本与其在公祭日跳出来混淆视听，不如好好正视自己的侵略历史，向被他们伤害过的各国人民真诚道歉，这才是赢得尊重的正道。否则，再怎么装委屈，也改变不了自己曾经犯下的战争罪行，更骗不了世人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