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

在他留给我的一堆遗物中，竟没有一件新衣服!其中一件是补丁摞补丁，已经看不清原来布料颜色的毛巾睡衣，年岁恐怕与我1952年出生的小妹妹一样大；其中有一套伯伯经常穿的西装，后来我才知道，这套西装与我几乎同岁，是抗战以后，伯伯去敌占区工作时做的。

建国后，他人胖了，不能穿了，却不让做新衣服，让工作人员拿着这套衣服去布店配布料，然后，用新料做西装的前片，用旧料打翻做了后片，于是，伯伯就算做了一件新西装。

师傅的手艺很好，但是，新旧布料难免有色差，如果仔细看，伯伯这套西服，前片的颜色略深，后片的颜色略浅!伯伯刚去世的那年，我心里压抑时，常捧出伯伯补丁累累的睡衣和那套拼成的西装抚摸着，仿佛就与无处可寻却又无处不在的伯伯对上了话。

伯伯身为一国总理，尚且如此节省克己地生活，我们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呢?

这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伯伯、七妈经常对我们说的一些话：我们参加革命，是随时准备牺牲的，必要时，是不能考虑个人安危的。

我们这几十年的革命，牺牲了多少优秀的同志，是那些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他们英雄的壮举，用他们宝贵的鲜血和生命，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和安宁。

他们的光辉形象在人民革命的历史中熠熠生辉，永不磨灭!伯伯和七妈经常讲：我们能活到今天，只是革命队伍中的幸存者，我们要时刻想到他们。这样我们还有什么权利考虑个人的得失呢?有什么权利不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全身心地为人民服务呢?

为纪念伯伯的百年诞辰，由我们亲属和伯伯身边的工作人员发起拍摄了一部大型艺术专题片《百年恩来》。

为了加强编导力量，剧组从八一电影制片厂请来一位十分擅长拍摄专题片、在国际上也拿过大奖的著名导演李娴娟，听说她原本手头片约有好几个，只要愿意出马，片酬十分优厚。

可她一听说拍《百年恩来》,连片酬多少都没问，立即投人剧本的研究和分镜头本的编写。我与她不认识，却也奇怪，不知为什么,总有点一见如故的感觉。

那天午饭后，剧组的几位编剧、顾问一块聊天，有人问及李导，为何高报酬不去到这来?

李娴娟眼里闪烁着泪光，很真诚动情地说：

“说实话，我是为自己来的，是为我自己还一个多年的心愿。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曾在紫光阁与总理跳过一次舞，平时我跳得挺好，可等我排队轮上与总理跳舞时，心里像揣了一寞小兔，老踩总理的脚，只跳了一会儿，我脸涨得通红，再没勇气跳下去了，跟总理说了声对不起，赶快逃下舞场。 我躲进一个灯影里，真想大哭一场。我垂头丧气，沮丧极了，不断在心里责骂自己没出息，太无能，多不容易有一次与总理跳舞的机会，却这样大煞风景!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小同志，我请你跳舞。’我抬头一看，是周总理站在面前!可能是因为放松了，这次我与总理跳得十分流畅，再没踩总理的脚，总理还夸我：‘小同志，我知道你是会跳好的!'……”

“那一夜，我第一次失眠了，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尊重人格：一个大国的总理，却想到爱护一个普通人的自尊和自信，不让一个年轻人带着自责和遗憾离开，这是一种多么真诚宽厚的胸怀。

“秉德，你给你爸爸妈妈带个信，下星期天，让他们一起来吃饭，我再和他们谈谈我的心里话。其实，我让你爸爸退休还有一层想法，”伯伯的面部表情变得激动起来，“我们原本兄弟三人，你二伯伯早逝，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你奶奶去世那年，我9岁，你二伯8岁，你爸爸只有3岁，你奶奶临去世前，握着我的手，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叮嘱我：你的两个弟弟还小，答应妈妈，一定好好照顾他们……我当时泪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拼命点头。我答应你奶奶的话，我从来也没有忘记。你奶奶去世后，我突然感到自己长大了，还想到了中国的一句古话‘长兄为父’。当时父亲在外谋生，颐不上我们，我就承担起了对两个弟弟的抚养责任。我们相依为命两年，直到我去东北。如今，我自己选定了这条路，就只能向前，不能退却，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你爸爸不同，他身体不好，早点退休，也能平安地度过下半生，也算我对你奶奶的承诺有个交代。”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当时张老先生回忆说：“1919年初，恩来在日本要回国前，我们几个同学为他饯行，事前准备好了笔墨纸张，席后互相提笔留言，这时恩来想起他1917年9月在天津登轮前往日本时做的一首七言诗，题写下来赠送给我。"

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的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工作。……

最后他(眼中含着泪)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10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道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更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与会的人为他真挚的父子之情面鼓掌，也为他们父子团聚而鼓掌。

董必武含泪仰天长叹，与大家商量说：恩来对父亲一向很孝敬，他乂极重感情，如让他现在知道老人病故，精神受刺激，对养病不利。于是大家一致同意，暂时不告诉他父亲去世的消息，等他出院后再说。老人家的灵柩暂停在红岩沟内，待恩来回来再出殡。

要瞒住细心的伯伯真不容易，爷爷去世的消息只瞒了三天，当伯伯在医院知道自己的父亲已经去世三日，顿时惊得脸色苍白，术后虚弱的病体不支，一下跌坐在地上泪如雨下，恸哭不已，决定立即出院。

然后，他是在大家的搀扶下回到办事处的，他泪流满面，完全不能控制自己悲痛欲绝的心情，大声责问办事处处长钱之光，为什么不通知他!钱之光不敢回答。伯伯转而向七妈大发雷霆：

“老爷子过世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你跟我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我?”责问得七妈直掉眼泪，无言以对。

这一夜，谁劝也不行，伯伯执意单独坐在灵堂，为父亲守灵，直到东方欲晓，鸡叫天明……

据说，伯伯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唯一一位为自己父亲去世而登报发布“讣告”的人。

到了1974年4月底，我大弟秉钓到北京出差，抽空去西花厅看望两位老人家，兼钧见到伯伯穿着那件补丁摞补丁的睡袍，不像平时衣着整齐、忙于公务，而是有空与他坐下来谈天。

这时的秉钧哪里知道伯伯已经得了不治之症，被医生们要求得有些许的休息，不!只是些许的不那么特别忙而已。

使秉钧感到意外的是，在这次谈话中，伯伯竟主动谈了自己对父亲的思念之情，他说：“我对你爷爷是很同情的。他本事不大，为人老实，一生的月工资没有超过30块钱。但是他一辈子没做过一件坏事，而旦他还掩护过我。”

我们这个落后的中国社会，反映到党内，反映到革命团体里，正确的意见常常不容易被大家立刻认识。这样就要等特，说服，就要经过痛苦的过程。

反复琢磨后，我才能真正明白伯伯许多违心之举，正是基于他对中国国情的透彻了解：对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家，要改变面貌，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有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我们热爱我们的祖国，就要连他的缺点也得承认，接受痛苦的转变过程。

“1—5月，根据有关记录统计，周恩来在五个月共计一百三十九天的实际工作量为：每日工作十二到十四小时有九天，十四到十八小时有七十四天，十九至二十三小时有三十八天，连续工作二十四小时有五天，只有十三天的工作量在十二小时以内。此外，从3月中旬到5月底的两个半月内，除日常工作外，周恩来共计参加中央各种会议二十一次，外事活动五十四次，其他会议和谈话五十七次。”

他当时对医生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连平时最关心我伯伯身体情况的叶剑英元帅，也只是再三叮嘱随同我伯伯前往的医护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一定要保证周总理安全回来。

确实，他在“完成历史任务”和“延长自己生命”这两个无法两全的问题上，选择了前者。

如果他有一点点自私，他只要完全放开工作，以他的医疗条件，延长自己的生命，并不是一件办不到的事!

1975年12月底，伯伯生命最后的活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年谱》有着详尽的记录，也成了我永远的纪念：

得知给自己理发多年的北京饭店职工朱殿华几次捎信请求来给理发后，嘱托身边工作人员：朱师傅给我理发二十儿年了，看我现在病成这个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了，谢谢他了!

在病重期间，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刻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

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共做大小手术十三次，约四十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只要身体尚能支持，仍继续坚持工作。

除了批阅、处理一些文件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一百六十一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五十五次，接见外宾六十三批，在接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于七次，在医院召开会议二于次，出医院开会二十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七次。

来源：摘自图书《我的伯父周恩来》，作者周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