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始末：三青团半年征兵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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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府从1936年名义上开始实行征兵制。

但抗战初期的大部分兵员仍由募集而来，他们由于多年的训练而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到1943年，抗战已经六年，原来训练有素的兵员，多已伤亡殆尽。而靠抽拉壮丁等办法由农村强制征集来的新兵，由于部队腐败，待遇恶劣，缺乏训练，造成大量逃亡，战斗力不断下降。

当时的兵役法规定，凡是在学青年，可以缓征缓召。加上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受到“好男不当兵”的传统思想影响，很少参军服兵役，这也影响到了部队的素质，并导致了兵源的匮乏。为了挽救上述危机，达到重新建军的目的，必须提高军队的素质，发挥高度的战斗精神，同时需要改革征兵制度，发动知识青年从军。

1943年3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新的兵役法，要求征召学生服役，并规定学生服役期间，仍予保留学籍。同年召开的三青团一全大会通过了《发展团务十年计划总纲案》，其中规定：“鼓励团员及青年踊跃接受军训及服兵役，以促成建军之完成。”经过一番宣传鼓动，“在三十二年下季，（学生从军）事实上已形成一触即发之态势”。

学生从军运动是从大后方四川省发起的。1943年11月，军政部命令四川各县市立即输送大批兵员补充中国驻印度远征军。当时负责征兵事务的四川省军管区参谋长、三青团四川支团干事徐思平，考虑到此次征兵任务数量大，时间紧迫，而远征军对兵员的素质要求较高，各方面的待遇也较好，应以发动知识青年志愿从军为主，才能顺利完成任务。

徐氏借出巡川北各师管区的机会，沿途召集各地士绅机关法团及中学以上学生，广为宣传号召。绵阳中学学生邱永森等15人首先响应，申请志愿服兵役；东北大学男女学生多人也群起响应，申请报名人伍，“此实为学生从军之嚆矢”。三台县趁机扩展学生从军运动的成果，获得“县机关法团部队一致之赞助，及民众热烈之反响，益要各校当局之努力，学生志气之旺盛，此热潮遂逐日高涨，全县每一角落，均为此紧张严肃之气氛所激荡”。

该县率先成立了远征军新兵大队，录取学生及公教人员共213名，由各方热烈欢送入营。当时寓居三台的国民参政员、著名史学家萧一山，闻讯后特电召其毕业于北平大学，是年4月新自敌后北平冒险归来之长子萧树勋报名从军，勉励其及时报国，开全国名人送子从军之先例，获得各方称誉。

为了扩大学生从军运动的影响和规模，徐思平等人又赴成都讲演，约集新闻界作扩大宣传，四川舆论界反映强烈，一致赞助宣扬，形成宣传学生从军的高潮。成都市集中了全市30余所中学的学生，观看有关电影，散发宣传资料，并由四川省党政军团负责人分别讲演，号召响应从军运动，收到很大效果。

尤其是四川、光华、燕京、华西、金陵、齐鲁等大学校长，积极协助，鼓励大学生志愿从军，上述大学均有学生报名入伍，尤以川大、光华两校报名人数为最多，给社会以巨大影响。使学生从军运动，在四川普遍发展，形成持续升温的状态。

四川三台后来被视作此次学生从军运动的策源地，四川支团也将三台首倡学生从军列为自己的功劳之一。

该支团部在工作报告中指出：

三青团对学生从军运动非常重视，予以大力推动提倡，并加以积极指导。

中央团部称：“本团鉴于近年来青年意志消沉，社会风气，渐趋堕落，爰于去年十一月，发动青年从军运动，藉以提高士气，转移风气。”

为了使学生从军运动取得较好效果，中央团部一方面通令各级团部，积极推动；另一方面与军政部兵役署会商，颁布《学生志愿从军服役办法》，并随时指示各项注意事项。学生从军运动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民党最高当局的重视，蒋介石特地为此给中央团部下达手谕，要求将青年从军运动列为1944年度各级团队的主要考绩，并责成三民主义青年团主持学生从军运动，使三青团正式成为推动该项运动的主角。

1944年1月，中央团部奉命约集教育、军训、政治、军政各部及其他有关单位协商，决定在中央成立学生从军指导委员会，指定张治中、陈立夫、程泽润三人为常务委员，康泽为主任秘书；在各省也分别成立学生从军指导委员会，由各省主席为主任委员，省军管区参谋长、教育厅厅长及三青团支团部干事长为常务委员；志愿从军学生由军政部分省设立教导团，统一编训；教导团设立政治部，政工干部人选由政治部副部长袁守谦、中央团部组织处长康泽会商提出；重庆附近各学校学生从军运动，由教育部、三青团会同积极发动，以期成为各地表率。

学生从军运动发起之后，四川各地学生闻风响应，积极报名。

据统计，四川省22个师管区，志愿报名从军学生及公教人员达到27129人，此外尚有重庆市报名者达6772人，其成绩为全国之冠。四川支团所属各级团队为推动学生从军，不遗余力，如永川分团为响应从军运动，干事长张洪昭亲送胞弟三人从军；泸县分团为扩大成果，组成15个宣传队分赴各中学及乡镇进行宣传和登记。

据中央团部统计，截至1944年2月底，各地团队所策动学生从军人数，总计为1724人，其中男团员498人，女团员18人，其余尚未报告者亦将近2000人。为了接纳从军学生，军政部在重庆和成都两地，分别设立了从军学生教导第一、第二团。中央团部为了解学生在营受训情况，特在教导团内设立了党团活动小组，并调派人员充当政工干部，负责充军学生的政治工作。

在这次从军运动的青年学生中，有部分大学生后来参加了驻印缅的中国远征军，为印缅战区的对日作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1943年11月到1944年春，学生从军运动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由三台一隅普及四川全省，又由四川一省扩大到陕、甘、湘、鄂、赣、粤、滇、黔、桂等省，“风动全国，形成狂潮”。

由此可以看出，抗战时期，在大后方青年学生中间蕴藏着强烈的爱国热情，遇到一定条件就会猛烈爆发出来，形成一种巨大的力量，并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支持。学生从军运动不仅有助于部队素质的提高，而且对于提高士气，振作精神，转移社会风气，都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这正是萎靡不振的国民党政权所需要利用的。

事后运动发起者徐思平曾上书蒋介石，吹嘘发动学生志愿从军行之有效，可以普遍推广云云。所以当时有人认为，“此次学生从军运动，代表中国青年运动一个质的转变”，“实为翌年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前奏”。

1944年下半年，日军趁势由湖南向广西和贵州进犯，长驱直入，占领独山，逼近贵阳，陪都重庆岌岌可危。国民党军队接连失利，一溃千里，使国统区的危机达于顶点。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当局也深感问题严重，为了应付这一“非常局面”，急于寻找对策，企图挽救危局。而此前在四川等地发动的学生从军运动，积累了若干经验，也给国民党当局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1944年8月20日，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在南郑上书蒋介石，指出“自豫战惨败，衡阳陷落之后，全国人心，似颇动摇，依赖盟军之心理更炽”；“目前各部队内容空虚，官兵战斗意志消沉”，提出“目前应争取时间，集中全国之人力物力，作最后之努力，以求发挥最高之战果”，建议“饬令党团，尽量选征党员团员，或另编劲旅，建立生力军，或补充各部队，提高士兵素质”。

蒋介石对此项建议非常重视，立即指示中央党部和中央团部会同研究具体实施办法，并要求于十日内具复候核。

10月初，陈诚又向蒋介石分析了组织党员团员志愿从军的利弊：

主张尽快付诸实施。经过一番考虑后，蒋介石决定采纳陈诚等人的建议，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并给吴铁城、张治中下达手令：“中央党部及中央团部应发动一党员团员从军运动，第一期运动以十万人为目标，期于三个月内征集之。由各级党部团部负责推进。”

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中央于同年10月11日至14日，在重庆召集中央有关各部会及各省市政府、党部各级工作人员暨教育界人士共150余人，举行“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会议”。

先后召开大会三次，分组讨论会二次，对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办法、编练办法、干部选拔及各级从军指导征集机构，都作了详细的研讨。

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全国知识青年从军指导委员会，在地方和学校成立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预定在三个月内征集10万人，党团各负责征集5万，编为10个师，分区集训。

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会议通过了《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编练计划纲要》、《全国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办法》、《知识青年从军优待办法》等议案。

宣布成立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选聘何应钦、吴铁城、陈果夫、张治中、白崇禧、陈立夫、康泽等9人为常务委员，由康泽任秘书长。

又成立了全国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征集委员会，蒋介石指定吴铁城、陈立夫、朱家骅、何应钦、张治中等5人为常务委员，以吴铁城为主任委员，康泽为主任秘书，负责主持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在征集办法中提出：“为提高国军素质，增强反攻力量，争取最后胜利，贯彻抗战目的起见，特征集知识青年编组远征军。”并规定：“知识青年（男性）年满十八岁至届满三十五岁者，依法缓征缓召及应征服役者，均得志愿参加。”

在优待办法中规定：学生从军者可保留其学籍，公教人员从军者可保留其职务，退伍后可回原机关服务或回原学校就读，并给予升迁、留学等优先权利；从军青年家属可享受各种优待。

10月24日，蒋介石发表《告知识青年从军书》，宣布“中央为使知识青年们得有效忠报国的机会，已经决定第一次号召知识青年十万人从军”。

蒋介石告全国青年书发表之后，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绣、交通大学校长吴保丰、复旦大学校长章益、重庆大学校长张洪宪、东北大学校长臧启方、朝阳学院院长孙晓楼、乡村建设育才院院长晏阳初等25所大专院校校长联名致电答复蒋介石，拥护其《告知识青年从军书》，表示要克尽职责，指导青年踊跃应征，以雪国耻。次日，国民党中央通令全国各省市县，普遍成立各级征集委员会，从11月11日起开始办理申请登记。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在国统区正式开始。

国民党党部方面由于自身组织老化、人员年龄偏大，对发动青年从军运动视为畏途，态度频为消极。

同时党方对于蒋介石在从军运动中倚重三青团的态度也表示不满：

因此他们对青年从军的热情表示极大的顾虑，认为“青年情绪对现状不满者亦大有人在”，许多从军青年“虽有不满而反欲积极从军，将来有实力在手，以抗此政治”，并危言耸听地扬言，要国民党政府吸取清政府创建新军，最后为新军覆没的教训，反映了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对青年从军运动所抱有的恐惧心理。

为了迅速贯彻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会议的精神，中央团部随即召开了各支团干事长会议，由书记长张治中报告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之意义及经过情况，并讨论如何推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会议通过了《各级团部征集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实施办法草案》，提出“全国应征之知识青年十万人，由党团各征集一半。在征集期间，各级党部团部，应不分畛域，通力合作，期能各尽其责，顺利达成任务”。并将三青团负责征集的5万人名额，根据各支团所属团员人数、各省人口、教育程度等情况，按一定比例分配给各个支团，作为必须完成的任务指标，要求“各级团部，尤须切实负责推行”。

中央团部还派出重要干部赴四川、湖南、广东等地，指导、推动当地的从军运动；并指示各级团部，今后训练、宣传等工作，均应以配合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实施为中心内容。

各地征集委员会所发动的宣传工作，重点在于学校青年和职业青年。学校宣传的主要任务是讲解从军意义，启发报国良知与鼓舞从军热情。

在重庆，市政府、市党部与重庆支团部通力合作，邀请该市党政军团负责人和社会名流，分赴全市及川东区各公私立中等以上学校，普遍举行讲演大会，深入宣传青年从军的意义；还约请该市各学校当局、各报馆记者举行谈话会，发动各界热烈赞助，一致动员。宣传动员的结果，使重庆从军青年中，中学青年占了70%以上。

对于散布在各机关团体及不同职业部门中的青年，重庆市征集委员会特联合市党部、支团部，举行了三次宣传大会，约请党团要人、社会名流出席讲演，并由从军青年之代表报告其志愿与感想，据说“到会人士莫不动容”，颇受感动。此外重庆各大报纸，每日都大量登载有关青年从军的消息，也起到了宣传的作用。当从军青年来渝集中时，征集委员会发动人员张贴标语，燃放鞭炮，组织市民夹道观看，举行联欢大会，予以迎接和欢送。据说“是种欢迎与欢送，一面在鼓励从军青年投效情绪，同时还发生很大的社会宣传效用”。

为了表示以身作则，带头示范，蒋介石还令其子蒋经国、蒋纬国参军入伍。

他说：“大家都知道，我有两个儿子，大的今年三十五岁，小的今年二十九岁，我现在都叫他们同时参加远征军服役。”

在蒋介石的带领下，国民党党政要人纷纷宣布送子女报名参军。书记长张治中特电召其在美国求学之子回国从军。侍从室主任陈布雷送其侄儿陈迨入伍，并写信勉励他：“你是我家第一个请缨的志愿兵，门楣有光，我祖我父亦将含笑。长风万里，壮哉此行，炼得好身手，学得好技术，报效国家，复仇雪耻。我以满腔热烈的情绪，希望你奏凯归来。”

在此影响下，中央团部参加从军报名者达170人，占全体工作人员的三分之二；中央干校研究部第一期297名学员中，有212人报名志愿从军；专科以上学校分团报名从军者更高达7905人。如此多的干部团员报名从军，几乎使高校团队组织为之一空：“本团学校团务干部及优秀团员，大都率先应征，虽于从军运动中发挥团的号召力不少，但学校团务之推进则因干部空虚颇受影响。”

国民党、三青团为了推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花了很大力量去宣传鼓动，制定许多优待措施去吸引青年，虽然也起了一些作用。

但对广大青年发生最大刺激作用的，仍然是当时危急的形势：寇深祸亟，陪都危在旦夕，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于是许多青年激于爱国义愤，以极大的热情，纷纷投笔从戎，报名志愿从军，在国统区各大城市中，风起云涌，形成了一个知识青年从军的热潮。报名从军的青年人数，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超过了原定10万人的指标。

据后来官方统计，“知识青年从军号召的数目是十万人。报名应征的有十二万人。至本年四月底止，因战事关系及交通运输关系，实际报到入营的有八万六千人。后来又因为一部分分发驻印军及其他部队，现在确数为七万六千人，编成九个师”。

据三青团统计，由各级团部发动报名从军的知识青年将近10万人。中央团部报告称：“许多在职务上不能离开的干部，许多在家庭中为独子的团员，更有一部分超龄的，都纷纷请求从军；虽经其上级一再的劝止，仍不能打消他们的决意。所以，在不久的期间，各级团部报告应征的人数，共达九万三千零八十五人，超过本团与党各认五万人的配额，几达一倍。”

有的研究者认为，青年从军运动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动员如此之多知识青年参军入伍，“可归功于三青团的组织运作成功”，其中实际负责主持征集工作的康泽出力尤多。

三青团超额完成了发动知识青年从军的任务，各级团部都为此付出了极大努力，并将此视为自己的功劳而加以大肆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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