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元清，鼓吹大汉族主义，不是蠢就是坏

这段时间，网络上出现一股打着“还原历史”旗号、实则鼓吹“大汉族主义”的极端思潮，某些知名的自媒体通过解读经典文学作品“解读野史”，其核心论调是：元朝和清朝不是中国正统王朝，而是“外族殖民统治”；只有汉人建立的政权才算“真正的中国”；今天的中国疆域应仅限于“汉地十八省”。

这种观点看似在“捍卫汉族文化”，实则是在割裂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否定现代国家统一根基，甚至可能为境外势力分裂中国的图谋提供舆论弹药。

否定元清两朝，在面对宋朝和明朝的灭亡，势必要解答两个问题：

1、宋朝和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个政权的灭亡，内因是主要原因，而外因只起到辅助作用。如果只是简单的把宋朝的灭亡归结为蒙古南下，明朝灭亡归结为清朝入关，恐怕禁不起推敲。

这两个王朝的覆灭本质上是其内部政治、经济、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外敌入侵仅是加速崩溃的催化剂。如果仅以蒙古南下或清军入关为表因，显然忽略了政权内部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

南宋灭亡之前的北宋，其政权本身的缺陷就已十分明显。

宋太祖为避免藩镇割据，通过“杯酒释兵权”削弱武将权力，形成“兵将分离”“将不知兵”的军事体制。禁军数量庞大却战斗力低下，面对辽、金等游牧政权时屡战屡败。靖康之变前，金军南下时宋军“饱食终日，战斗力全无”的惨状，正是制度性缺陷的集中爆发。

宋朝虽以“不杀士大夫”自诩，但官僚体系逐渐沦为利益集团。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新旧党争持续数十年，政策反复摇摆，消耗国力。蔡京等权臣贪腐横行，加剧社会不公。

北宋GDP虽占全球60%以上，但财富高度集中于官僚、士绅与商人阶层。农民因土地兼并沦为佃户，赋税负担沉重，北宋末年“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普遍。

为应对边防压力，宋朝长期依赖“岁币”求和，同时滥发纸币（交子）导致恶性通胀。

南宋时期，民间甚至出现“斗米万钱”的惨状。

金国灭辽后，宋朝未能联合女真对抗草原势力，反而因“海上之盟”暴露战略短视。靖康之变时，宋徽宗沉迷艺术、钦宗优柔寡断，直接导致都城沦陷。

而明朝虽有“天子守国门”的美称，却早已在根儿上就烂透了。

明朝中后期，宦官集团（如魏忠贤）与文官集团（东林党、阉党）的斗争白热化，皇权沦为派系博弈工具。崇祯帝虽勤政，但频繁诛杀大臣（如袁崇焕）导致中枢瘫痪，边防将领陷入“自毁长城”的困境。明末崇祯朝，内阁大学士50人更迭，政策缺乏连续性，更是加剧统治危机。

明朝后期，皇庄、勋戚庄田占全国耕地70%，农民失去生存根基。朝廷加派“三饷”（辽饷、剿饷、练饷）使民众负担增加十倍以上，直接引发大规模流民起义。陕北民变（李自成起义）的导火索，正是“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极端反抗诉求。

吴三桂投降清朝并引清军入关，虽加速明朝灭亡，但其背后是明军精锐（如关宁铁骑）早已被消耗殆尽，统治集团丧失抵抗意志的必然结果。

一个政权是否能够存续，往往取决于能否解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宋、明两朝均没有突破封建制度的局限，反而因制度僵化加剧阶级对立。例如，宋朝“不抑兼并”政策虽促进商业繁荣，却使社会矛盾积累至临界点；明朝“重农抑商”与土地私有化的矛盾，则导致经济结构畸形。

另外，宋朝的军事失败源于制度设计缺陷，而非单纯军事技术落后。明朝从万历怠政到崇祯末年的连锁反应，显示政权已丧失自我修复能力。李自成攻陷北京时，京营士兵“衣甲鲜明却闻风而逃”。

从统治阶级最高层来看，宋徽宗沉迷道教、明朝崇祯“君非亡国之君”的自我催眠，更是反映出统治集团对危机的认知偏差与道德上的破产。

2、元清两朝，对于现代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来说，价值和意义有哪些？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其贡献在于打破了“华夷之辨”的传统壁垒，将边疆与中原纳入统一治理框架，为后世“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格局奠定了制度基础。

而清朝是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少数民族（满族）统治时间最长的大一统王朝。其贡献在于巩固了元朝以来的疆域基础，推动了满汉蒙回藏等多民族的深度融合，为现代中国“56个民族一家亲”的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行政制度层面：元清两朝均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将边疆与中原纳入统一治理框架。元朝的行省制、清朝的“满汉复职制”，均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推动了“多元一体”的治理模式形成。

国土疆域层面：元清两朝均将边疆地区（如新疆、西藏、台湾）纳入统一版图，首次实现了“中原+边疆”的完整统治。这种“天下观”的升级，为现代中国“疆域完整”的理念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民族融合层面：元清两朝均推动了各民族的融合，使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等民族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这种“你中有我”的民族融合，使“中华民族”从一个“文化概念”转变为“现实共同体”，为现代中国“56个民族一家亲”的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需要明确的是，作为封建王朝，其历史的局限性和政权的弊端是伴随着王朝兴起和覆灭全过程的。

譬如，在民族压迫方面，元朝的“四等人制”、清朝的“剃发易服”“文字狱”等政策，加剧了民族矛盾，给汉族及其他民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清朝后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进而导致了近代的屈辱历史。元清两朝均为封建王朝，其腐朽的制度（如君主专制、土地兼并）最终导致了王朝的灭亡。

但不能因为元清两朝存在的弊端和实行的某些极端政策，从而否定元清两朝为中国的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元清两朝对于汉族来说虽然是“异族”政权，但均深度融入中华文明体系，通过制度创新、疆域拓展、民族融合等举措，为现代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更是推动了中华民族从“多元”向“一体”的质的飞跃。

汉民族的包容性、融合与文明的感召能力，是其民族强大的根本。

汉民族的包容性，在历史上屡次经受考验，并一次次将危机转化为新生。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入主中原，中原士族“衣冠南渡”，但并未固守旧制，反而在江南吸收吴越文化，催生出六朝风骨；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禁胡服、改汉姓、通婚姻，但同时把鲜卑的尚武精神注入中原，为隋唐盛世奠基；唐代皇室本身就有鲜卑血统，却以“天可汗”身份统领西域，长安城里波斯商贾、粟特僧侣、突厥将领比比皆是，李白出生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却成了“诗仙”——这说明“中国”从来不是种族概念，而是文明共同体。

更重要的是，汉文化本身的广度与深度，使其具备极强的吸纳能力。佛教从印度传来，经魏晋南北朝消化，到唐代已成“禅宗”；琵琶原是西域乐器，经汉人改造，成为“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国乐；辣椒明代才传入，如今川菜、湘菜无辣不欢；玉米、土豆、番薯这些美洲作物，养活了清朝3亿人口，促成“康乾盛世”。

汉文化从不拒绝外来元素，反而将其“中国化”——就像火锅，底料是牛油还是清汤不重要，关键是所有食材都能在里面煮出“中国味”。

那些打着“汉本位”“反清复明”旗号的声音甚嚣尘上，声称元朝、清朝不是中国正统王朝，甚至鼓吹“只有汉族政权才算中国”。

这种观点看似在“捍卫汉族文化”，实则既误解了历史，也低估了汉民族真正的力量——那不是靠排他与封闭维系的“纯血神话”，而是靠包容、融合与文明感召力铸就的“多元一体”格局。

否定元清、鼓吹汉族主义，不仅是对历史的无知，更是对汉民族真正优势的背叛。汉民族的强大，不在“血统纯正”，而在“海纳百川”；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不在“排外自守”，而在“和而不同”。

今天的中国之所以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正是因为历代王朝——无论由哪个民族主导——都选择了融合而非割裂，选择了共建而非征服。从秦汉的“书同文、车同轨”，到元清的“大一统、多民族共治”，中华文明始终在扩容中壮大，在包容中永续。

对当下某些网络极端言论，我们更需清醒：爱国，不是喊“唯我独尊”的口号，而是珍视这份来之不易的多元一体；自信，不是幻想“崖山之后无中国”，而是坚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智慧。

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四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任何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