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书院门1991》对“废长安”的还原与重写

作者：灞河柳

谈及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中的“长安”或“西安”意象，贾平凹的《废都》是一座无法绕开的、同时也争议巨大的地标。它以弥漫全书的颓废美学、文人狎昵与末世情绪，为这座千年古都涂抹上一层暧昧、沉沦的灰色，仿佛整个城市都沉浸在一场集体性的精神阳痿与感官放纵之中。

然而，当我们将目光从庄之蝶的书斋、唐宛儿的床帏移开，真正踏入康铁岭笔下那石板铺就、人声鼎沸的“书院门1991”时，一种截然不同的现实质感会扑面而来。这里没有知识分子的精神“致幻”，只有生存竞争的你瘦我肥；没有文人相轻的风雅颓废，只有利益交换的分毛必较。

《废都》描绘的是一场乌有的、源自明清文人想象的“伪颓废”，而《书院门1991》则用手术刀般的精准与犀利，解剖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市场经济与权力逻辑的夹击下，古都文化生态真实的溃败与畸变。这后者，才是“长安”在历史转型阵痛期，更为普遍、也更为深刻的“废墟”真相。

一、 从“精神贵族”的幻象到“文化混子”的实相

《废都》的虚假性，首先在于它对知识分子地位与精神状态一厢情愿的拔高与想象。庄之蝶作为西京城的文化名流，被塑造为一个近乎“哲人王”式的存在。他凭借才名与声望，似乎就能超然于世俗规则之上，在女人、名利与文坛地位间游刃有余，甚至以其颓废的生活方式本身，构成一种对时代的消极对抗与精神卓立。这种叙事，其实是作者贾平凹对前现代士大夫“狎妓自赏”、“名士风流”传统的一种拙劣模仿与自我投射。它严重脱离了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境遇。

那时，刚从思想禁锢中走出不久、又立即被抛入商品经济大潮的知识分子群体，普遍经历着“脑体倒挂”的窘迫、价值崩溃的迷茫与“下海”与否的焦虑。他们远远没有获得足以支撑其“颓废”生活的、独立的经济基础与社会权威，尤其后者。体制的余威尚在，市场的铁律已来，知识分子在“官”与“商”的夹缝中，更多是彷徨、萎缩乃至被边缘化，何来庄之蝶那般呼风唤雨、招蜂引蝶的资本与从容？《废都》所营造的，是一个抽离了具体政治经济环境的知识分子幻象，其“废”是自怜自恋的、美学化的，缺乏历史与社会的真实感。

康铁岭的《书院门1991》，则彻底击碎了这层幻象。小说第644页“少林书画研修班”的嘉宾名单，本身就是一幅活生生的“文化江湖”群丑图。在这里，“文化人”的头衔成了最廉价、也最实用的面具：

聚贤堂堂主赵怀仁：赵先生的“堂主”身份与“文化”身份，是他行使街区内部权力、进行利益掌控的合法性外衣。文化，是他统治的工具，不是信仰。

天香居堂主王昕元教授夫妇：打着“周易八卦研究大师”的旗号，干的却是“故弄玄虚”的营生。传统文化中最具玄思色彩的易学，在此沦为招徕顾客、装点门面的噱头。

社会活动家王魁：这个称谓本身充满讽刺，他的本质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书院门闲人。他将暴力与威慑包裹在“社会活动”这层似是而非的文化外衣下。

道士书法大师晏子敬：主角的身份更具典型性。他本是山区小学教师，婚姻失败后，拿了一笔“补偿金”，在“文化人”赵怀仁的“指点”下，上崆峒山进行了一次短暂的、目的明确的“修行镀金”，随即以道士身份还俗，在书院门摆摊卖字。他的“道家”与“书法”，从一开始就是精心策划的、用于市场谋生的“人设”与技能组合。他的挣扎，是求生存的挣扎，与精神贵族的忧郁毫不相干。

长安八怪书画院王大毛、吴三贵等：当工厂的铁饭碗破碎，拿起毛笔，自称“书画家”，便成了他们再就业的无奈选择。艺术，在这里与灵魂无关，与饭碗直接挂钩。

此外，还有“农民”书法家、“名角”兼他人相好、“房东”……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汇聚于“文化”这面大旗之下。这不是一个精英化的文化沙龙，而是一个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文化集市”。所有人的“文化身份”都值得打上一个问号，其背后的动机，首要的是谋生，是混口饭吃，是在旧体制松动、新规则未明的缝隙中，抓住一切可能抓住的稻草。

这种“虚假”，不是道德意义上的简单批判，而是一个时代巨变下，个体为适应生存而进行的本能生存反应。当崇高的精神价值被悬置，实用的交换价值便成为唯一通行的货币。“文化人”这个称谓，在书院门被彻底祛魅，还原为一种职业选择、一种生存策略，甚至是一种欺诈手段。

这与《废都》中那些始终沉浸在自身情绪与欲望中、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知识分子形象，构成了残酷而真实的对照。康铁岭写的是“文化混子”在洪流中的挣扎，而贾平凹写的是“精神贵族”在象牙塔里的意淫。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文化混子？那是因为经历了二十多年、尤其是文革十年的文化断代，真正文化人基本上已经“灭绝”，像庄之蝶那样的“文化大师”几无存在，连作者贾平凹自己不也是个典型的半瓶子农民作家。《废都》与《书院门》孰真孰假，现实才是判官。

二、 艺术作为赤裸的资本工具

在《废都》中，文化（写作、收藏、品鉴）尽管也与名利场纠缠，但多少还保持着某种形而上的、与精神世界关联的体面。庄之蝶的写作困境、对古玩的把玩，仍可被解读为一种精神危机的象征。然而在《书院门1991》里，文化，特别是最直观的书画艺术，其“光晕”（本雅明语）已经彻底消散，已经被异化为赤裸裸的商品和资本增值的工具。整个书院门街区，就是一个庞大的、运转中的书画产销江湖。

“少林书画研修班”本身就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它以“少林”为名，蹭的是武术文化的热度；以“书画研修”为实，搞的是文化生意的聚集。它的“开班典礼”，并非艺术教育的启航，而是一次利益相关者的亮相与权力座次的确认。名誉班长、顾问、监督、教务长……这一套看似正规的班子设置，模仿的是官方或学术机构的架构，但其内核完全是江湖式的利益捆绑与身份确认。这个“班子”的成立，不是为了传承艺术，而是为了更好地“做生意”，是为了给各自的书画销售、人情网络、地盘势力提供一个冠冕堂皇的“平台”和“背书”。

主角晏子敬的轨迹，是艺术彻底工具化的典型缩影。他苦练书法，并非出于“魏晋风骨”或“抒情达意”的传统文人情结，而是明确地作为“谋生技能”。赵怀仁对他的“指点”极具象征意义：不是谈论笔法意境，而是让他去崆峒山“修行”，获取一个“道士”的身份标签。在这里，艺术水准（字不错）需要文化符号（道士身份）的包装，才能实现市场价值（生意行）的最大化。艺术本体价值（美学的、情感的）已让位于其符号交换价值。晏子敬的“修行”是功利的、短暂的，其目的是为了下山后能更好地售卖“道家书法”这一文化商品。他的艺术生产，从动机到过程再到目的，都严格遵循市场的逻辑。

同样，李雯的戏曲演员身份与身体姿色，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当她最初与晏子敬搭伴时，这种资本在书院门的小生态中交换的是情感慰藉与相对稳定的同居关系。然而，当她接触到书院门外更强大的权力与资本世界（雷老板、王处长、徐副厅长）时，她的“文化资本”（戏曲、姿色）便迅速升级为更高级的“性资本”与“社交资本”，用于进行能量巨大的权-钱-色交易，并从中获取数百万的巨额利益。艺术（戏曲表演）在这里，连作为商品直接出售都省略了，直接沦为个人背景的点缀，而其承载的主体（李雯的身体与社交能力）则直接成为了交易的核心。

李雯的成功“转型”与最终计划在书院门买房，标志着在这种游戏中，纯粹的书画经营（晏子敬模式）的收益率，远低于利用文化身份切入权力网络（李雯模式）。书画，乃至一切文化艺术形式，在书院门的世界里，都已丧失了主体性，它们存在的意义，仅仅在于能否以及如何有效地转化为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句流行于九十年代的口号，在书院门得到了最彻底、也最粗鄙的实践。文化是那张可以随意搭建、也可随意拆卸的“台”，真正始终在唱的，只有“经济”这一出戏。当艺术彻底沦为工具，其精神内涵便被抽空，剩下的只有算计与交易。这种工具化带来的“废”，是文化内核的“废墟化”，比《废都》中知识分子个人生活的“颓废”，更具有普遍性和腐蚀性。

三、文化江湖的权力隐秘基因

如果仅仅停留在“文化人虚假”和“文化工具化”的层面，《书院门1991》或许只是一幅生动的市井风俗画。但康铁岭的笔触更深邃之处，在于他敏锐地揭示了驱动这一切表象的底层逻辑：无所不在的权力博弈。

书画艺术，从其诞生之初，就与权力（皇权、贵族权、士大夫权）紧密缠绕，是权力审美、教化与彰显的产物。在1991年的书院门，这种权力的基因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市场经济初期混乱的土壤中，以更原始、更直白、更多样的形态野蛮生长，构成了这个“文化江湖”的真正秩序。

第一层级：街巷的“野生霸权”。 这是书院门内部的微观权力结构。赵怀仁作为“聚贤堂堂主”和“文化霸主”，扮演着街区“教父”或“盟主”的角色。他“有计谋，常指点别人”，这种“指点”绝非无偿的艺术交流，而是势力范围的划分、利益冲突的仲裁、新人准入的审核。他与“社会活动家”王魁（黑社会性质）之间存在着或勾结、或制衡的关系。他们共同维系着书院门地摊、店铺、人情、纠纷的一套“潜规则”。

这种权力不是官方授予，而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于威望、实力、计谋甚至暴力的草莽权威。它取代了部分缺失的正式管理，构成了街区生活的基本框架。晏子敬这样的新人，必须得到赵怀仁们的“指点”与认可，才能在此立足。这种“野生霸权”是权力在最基层、最民间形态的显现，它粗糙而有效，确保了江湖的基本运行秩序。

第二层级：官方的“管理权力”。 以“市管所冯所长”为代表。他是国家行政权力在书院门的直接执行者。然而，这种本应用于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力，在小说中被高度个人化、利益化了。冯所长“为母办丧事、给孩子过满月收礼”，是将公共职位异化为私人敛财的渠道。他的权力虽然级别不高，却直接关系到每个商户的生存（如摊位管理、执照、卫生等）。

赵怀仁的“野生霸权”或许需要敬畏，但冯所长的“管理权力”则必须“打点”。这两种权力在书院门并存、交织，有时合作，有时博弈，共同塑造了商户们“既要拜码头，又要敬衙门”的生存策略。文化市场在这里，绝不是自由公平竞争的乐土，而是被双重权力网络严密覆盖的猎场。

第三层级，也是最具毁灭性的：超越街区的“政商合谋权力”。 这通过李雯的上升轨迹清晰地展现出来。当李雯为了帮助雷老板办理矿产证，与王处长、徐副厅长进行性交易时，故事的空间和权力层级发生了决定性跃迁。书院门内部的“文化-小商业”逻辑，瞬间被一个更庞大、更黑暗的“权-钱-色”交换逻辑所吞噬和碾压。

在这里，李雯所携带的“文化资本”（戏曲演员的容貌、气质、谈吐）被物化为一种高级“礼品”或“贿赂”，用于叩开紧紧封闭的行政审批与资源分配的大门。雷老板的资本，需要通过李雯的身体（性）作为媒介，去购买王处长、徐副厅长手中的审批权力。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书画买卖，而是涉及国家资源（矿产）、巨额利润、行政垄断权力的灰色交易。

李雯从中获利数百万，这笔钱的数量级，彻底碾压了晏子敬们在书院门提笔挥毫、讨价还价所能积累的财富。这一情节冷酷地指出：在九十年代初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法治不健全的背景下，最大的财富增值机会，并不存在于书院门这样看似自由、实则充满初级竞争的市场里，而是存在于权力与资本的直接勾连的阴影地带。李雯最终计划“背离书院门”并在书院门买房，极具象征意义：她利用从书院门起步所获得的文化身份和人际跳板，跃升到了权力与资本的核心圈层，实现了财富的暴增；而她“在书院门买房”的打算，又意味着她要将这套新的逻辑所获取的资本，反过来“投资”或“反哺”到这个她最初出发的、较低层级的文化街区。这预示着，权力与资本的触角，将更深入地改造和掌控像书院门这样的“文化飞地”。

因此，《书院门1991》揭示的“废”，其根源在于权力对文化的全面渗透、征用与奴役。文化（无论是书画、戏曲）彻底沦为权力的玩物与装饰。在街巷层面，它是“野生霸权”确立权威的标签；在管理层面，它是向“管理权力”寻租的润滑剂；在更高的政商层面，它更是被异化为性贿赂的组成部分，服务于赤裸裸的权钱交易。

这幅图景中，没有任何主体是真正独立、自由的。赵怀仁们受制于冯所长们，冯所长们可能又觊觎着王处长们的世界；而看似通过身体实现阶层跨越的李雯，也不过是更强大权力与资本流动中的一个高级媒介与临时载体，其命运同样脆弱不堪。

四、真实的废墟与虚幻的颓废

通过以上三个层面的层层剥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书院门1991》所呈现的“废长安”，与《废都》所想象的“废都”，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废都》的“废”，是一种文人士大夫式的、内倾的、美学化的精神颓废。它假设了一个文化精英依然拥有社会中心地位、并能以私人生活的放纵来表达反抗的虚幻前提。其“废”是结果，是状态，透着自怜与感伤。它是对一种未曾真正存在过的“黄金时代”的哀悼，是对明清小说中“名士风流”的隔代模仿，因其脱离具体的社会经济土壤而显得空洞，是一种“伪颓废”。

而《书院门1991》的“废”，则是一种外部的、结构性的、生存论意义上的文化溃败与尊严沦丧。它展示的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急剧转轨、旧有价值体系崩解、新的规则尚未确立的混沌时期，文化如何从一种精神性的存在，被急速地扯下神坛，抛入野蛮生长的市场与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的搅拌机中，被榨取、被利用、被扭曲。其“废”是过程，是机制，充满了算计与挣扎。

这里的“文化人”不是精神贵族，而是生存的竞技者；文化不是心灵的慰藉，而是谋生的工具、权力的戏服、资本的筹码。这种“废”，是十三朝古都在现代化冲击下，其深厚文化传统在现实功利主义面前的无力与异化，是精神家园在物质欲望面前的失守。

康铁岭以地质学家般的冷静与小说家般的敏锐，为我们钻探出了1991年长安文化地层下的真实样本。这里没有庄之蝶们在象牙塔里的无病呻吟，只有晏子敬们在尘土中的狼狈求生，李雯们在交易中的残酷攀升，赵怀仁们在方寸间的权力操弄。这是一幅“文化沦陷区”的浮世绘，权力是隐形的导演，资本是狂热的演员，而文化，则是那件被众人争相披挂、却又在交易完成时可被随手弃置的、华丽而褴褛的戏服。

因此，《书院门1991》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提供了一部生动真实的“古城创业史”或“文化市场风云录”，更在于它完成了一次对《废都》式文人想象的深刻反思与历史纠偏。它告诉我们，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长安真正的“废墟”，不在文人的床笫与书斋，而在书院门喧闹的市声中，在每一笔真假难辨的书画交易里，在每一次对权力的谄媚与资本的追逐中…～

这座“废长安”，不是沉溺于以往辉煌的颓废梦呓，而是奋力奔向下一个未知时代的、充满泥泞与算计的残酷实景。这，才是转型期中国社会文化境遇中，更为普遍、也更为惊心动魄的“真实的废墟”。

《书院门1991》在结尾让晏子敬投奔灵仙子指向的地方——四川遂宁市清风观，这其实是暗示：部分文人在商海沉浮时，尚存一点良知和心灵。灵仙子和道观是他们良知与心灵的外化，当他们拥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会用文化去追寻良知与心灵。64岁开始创作的康铁岭，正是用古城三部曲对文化、资本、权力进行文学性的反思和追问。

编辑：Z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