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毛主席为何批评陆定一：应该多宣传方志敏，少宣传瞿秋白

1962年初夏，香港皇后大道的旧书摊上悄悄出现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瞿秋白传》。不到两周，中央的情报渠道便把这本书送到了北京西郊某间办公室的案头。几天后，毛主席召见陆定一，说出一句后来频频被引用的话：“宣传口要学会取舍，方志敏可以多讲，瞿秋白还是少讲为好。”一句话，随即在中宣部内部激起不小的涟漪。

先看背景。1949年以后，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塑造新中国的精神丰碑。1950年代前期，瞿秋白的名字在教科书、文艺作品里出现并不算少，尤其《多余的话》被当作“狱中文献”偶尔引用。1959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对文艺导向逐渐收紧，“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成为关键词。与这一基调相比，《多余的话》里略带悲观的自我解剖显得并不合拍，却一直没有被系统归置。香港版本的突然流行，让高层不得不重新考量。

对话发生在中南海勤政殿的西厢房。毛主席翻着那本《瞿秋白传》，不时摇头。“这篇《多余的话》，我真看不下去。”他停了一下，抬头问陆定一，“宣传上究竟要树立什么样的榜样？李秀成还是陈玉成？瞿秋白还是方志敏？”陆定一答得很谨慎：“主席的意见，我们马上研究。”这段简短的交谈，后来在中宣口相当有分量。

方志敏与瞿秋白，两位烈士的牺牲仅隔几个月；前者写下《可爱的中国》，字里行间满是“大地回春”的豪情，后者留下《多余的话》，自嘲“平凡的文人”“懦弱的书生”。同样的铁窗背景，不同的文字气质，影响并不一样。建国之初急需的是昂扬向上的情绪动员，而不是沉郁的个人沉思，这便是毛主席强调“多宣传方志敏”的最直接原因。

再往前追溯，瞿秋白的历史功绩不容否认。1927年至1930年，他主持中央工作，召开“八七会议”，参加莫斯科的六大，还和周恩来一起纠正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可惜在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上，他被米夫、王明挤出核心。1935年9月，福建长汀刑场的枪声结束了他的生命。《多余的话》写于此前的狱中，属于个人绝笔；既无政纲，也无斗争策略，在许多读者看来难免显得消极。毛主席对文章内容不以为然，从宣传策略层面，他更担心悲观文字的扩散削弱大众信心。

方志敏的轨迹同样壮烈。1934年底被俘后，他在囚车里夹带了不止一份手稿。《可爱的中国》通篇昂扬，最后一句“我相信光明必会到来”被许多青年抄在日记本上。1949年以后，这篇文字配合战俘营改造、青年团学习，效果立竿见影，连基层干事都说“读完浑身有劲”。对比之下，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我只要休息，休息，再休息”，显然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氛围相左。

还有一个往往被忽视的细节。1962年正是国民经济困难后调整的关键节点，中央需要重新凝聚信心。在此背景下，任何可能放大悲观心理的作品都会被谨慎对待。换言之，毛主席的批评不仅是个人品味，更是政治判断。可以想象，如果那一年在城市里大规模宣传一个写有“对革命心灰意冷”字句的狱中文稿，对于恢复生产、安定情绪的帮助几乎为零。

“为什么不宣传陈玉成，而宣传李秀成？”毛主席抛出的这个类比，同样指向宣传导向的问题。太平天国后期，李秀成自述中对失败作了沉痛反思，文字别具价值，但如果只强调“自责与懊悔”，就无法塑造革命胜利者的气魄。宣传口需要的，是陈玉成那股“不到长江誓不回”的冲锋姿态。延伸到无产阶级革命史，方志敏显然更接近陈玉成式的形象。

至于《多余的话》真伪问题，在1960年代初还没有最终定论。香港版本的附录声称“全文出自瞿秋白亲笔”，但未附原件。大陆学者遍查福建和南京的旧档，得不到确凿手稿。于是，一边是“真实性存疑但已流行”，一边是“基调消沉且被敌人利用”。在毛主席看来，这已经足够构成“少宣传”的理由。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并未否认瞿秋白的历史贡献。1945年《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就已作出肯定结论，这在1962年并没有被推翻。争议集中在“怎样宣传”而非“是否纪念”。陆定一随后在机关会议上提出：瞿秋白的理论功绩可放在学术研究领域，面向大众媒介则重点推出方志敏、董存瑞、黄继光，这样才能形成统一导向。自此以后，中小学课本里《可爱的中国》篇幅不断增加，《多余的话》淡出视野，直至改革开放后学术界重新关注。

从1962年到1964年，中宣部调整宣传口径，连续举办方志敏事迹展览、出版《可爱的中国》连环画。与此同时，《瞿秋白选集》仍在内部印行，供党史研究者参考。两条渠道并行不悖：对内研究，对外扬正面典型。这种“分类宣传”的做法，后来在其他历史人物的处理上亦屡次出现。

毛主席批评陆定一的那番话，至今仍常被引用。它提醒人们，宣传工作不是简单摆事实、讲故事，而是需要考虑时代所需的精神力量。方志敏象征着无畏和希望，瞿秋白则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革命者在极端处境中的复杂人性。两者并无高下之分，关键在于何时、何地、向谁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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