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最近吃瓜蒙主非常热，各个群里转了很多她的内容。
她否认元清的正统性，说元朝和清朝不属于中国，这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这是歪曲历史，也存在重大政治错误。
古今对比，无处宣泄，只待明朝酒醒处，繁花铺锦城，真假多少事，云鬓满青丝。
为什么现在的人在怀念明朝呢？
是不是明朝的现实正如那本娱乐化的《明朝那些事儿》说的那样高光亮泽？
晚明、朝鲜、倭寇、李自成、北辽、南明的历史交互缠绕，加上满清对明朝历史的删改和对中华文明的刻意破坏，留给我们当代参考的资料其实非常有限。
要不是晚清学者在日本购得《扬州十日》等满清黑料，近代长期被高压统治的几乎不识字的平民还以为命该如此，更不用说当代接受单一教育的百姓在还珠格格、延禧攻略等华丽的清宫剧熏陶下自我感觉良好。
满清固然可恨，晚明没有那么不堪，但是为什么2亿人口的明帝国在30万建州女真面前不堪一击呢？
这个看似不可能的偶然事件，其实也是历史的必然。
明朝的小冰河严寒导致粮食紧缺、晚明鼠疫大量削弱了人口、万历三大征的空前耗费、东林党争内斗不断、皇族膨胀导致财政不堪重负、南北贫富差距加剧社会撕裂、官员对社会懈怠毫无积极性等等，各种原因集合在一起成为崩塌的合力，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很致命：明代商品经济的兴起，让个人财产在皇权社会患得患失，社会道德严重撕裂，个人大于社稷观念抬头，眼睁睁看着楼塌不心疼。
回顾一下明朝后期的历史，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让劳动力和农产品商品化，江南的手工业制造出现雇佣制，海外贸易带来的大量白银流入，商帮兴起，文学小说娱乐化，新的农作物玉米甘薯带来人口增长。
明朝的商品经济发展导致了私有财产的增加，商贾地位提升、市镇兴起，社会的流动性对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的价值观产生冲击。
我们在很多明末小说中，比如《金瓶梅》、《三言二拍》等里面 看到，个人手工者、商人正在努力挣脱各种政治、宗教、道德和经济的束缚。
明朝统治者把平民束缚在土地上，这种古老的的户籍制度在商品经济的跟前产生了动摇。
这在人类发展的脉络中其实再平常不过，但是在一个思想上依然是儒家礼教为主的东方国家来说，个人意识的兴起就是对皇权家长制社会的严重挑战。
另一方面，明朝的官僚知识分子在商品经济面前变得利益为上，东林党，阉党等等的斗争其实就是利益的分配，这种以利益为重的集团在国家机器灭亡的时候显得冰冷无情（如若阮大铖）。
皇权社会的权利泛滥等不确定性严重威胁个人财产的安全的前提下，文有钱谦益、龚鼎孳，武有洪承畴、吴三桂、尚可喜等等举脚投降，置汉家命运于300年的涅槃之中。
这时候汉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等等高尚的道德标准，只是存在于理论上，这种虚伪的道德其实只是统治者欺骗百姓的稳定社会的把戏。
就算是名流千古的大儒，私底下也不一定能达到所有的道德标准。
因为人的本性就是吃喝玩乐睡得好，超越了这些基本需求的精神标榜往往只是一种追求，就像某米手机大字官宣的“逆光之王”，实际上只是“产品设计目标”一样。
这种伪善特质其实存在于绝大部分人的日常中，无所谓对错，只是一种精神的口号，如果你当真了，那么小丑就是你自己。
明末很多官僚口口声声要保家卫国，宁死不屈，但是满人拿着大刀顶着脑门的时候，一切的口号都变得支离破碎。这也是钱谦益的“水太冷”，龚鼎孳的“妻不允”，吴三桂的“借虏平贼”，洪承畴的“裘暖跪降”之类的借口让后人耻笑的原因。
所以，当今的红楼梦索隐派在抖音大行其道的时候，连《永乐大典》被西方借鉴而成就工业革命的观点都会被惊呼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没有比300年前的明朝官民聪明多少。
明末的经济发展遇上人祸天灾，社会思想无法接纳商品时代的个人自由主义，那么它的灭亡是必然的。
满清入关只是长堤崩溃中的一个浪潮，就如大厦将顷，风过无凭，风其实无关主旨，该倒的还是会倒。
至于满清的思想收缩也很好理解，闭关锁国让百姓在恐惧中安稳于农耕现实，总比自由迁徙的难以管理好得多。
这种不需要生产力革新的社会把中国的思想和经济固定在历史的长廊里，成了西方侵略的布景板，只是这块板破碎的时候联同这个民族的曾经的屈辱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道德观念构成了深刻而复杂的冲击与重塑。这种影响不是简单的“破坏”或“进步”，而是一场涉及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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