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栾丰实：大汶口文化西进的“桥头堡”如何改写史前历史？

【编者按】

河南省永城市王庄遗址是目前所见大汶口文化分布区最西端的一处高等级聚落，其独特的文化面貌与复杂的葬俗，引发了学界对史前文化传播、社会结构与早期国家形态的新思考。

我们特别邀请山东大学栾丰实教授，从大汶口文化研究的视角，解读王庄遗址的学术意义与其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独特地位。

受访人：

栾丰实，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尤其是大汶口文化与海岱地区史前文明研究，在考古学文化谱系、早期国家形成等领域有深厚积累。

大象新闻记者：王庄遗址地处豫东，离大汶口文化核心区较远，为何认定它属于大汶口文化系统？

栾丰实：判断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归属，要综合聚落、墓葬、器物等多方面特征。王庄遗址最直观的证据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墓葬习俗。这里发现的墓葬头向基本朝东，随葬品丰富，多数使用木质葬具，这些特征与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高度一致，而与中原同期文化明显不同。

二是陶器组合。陶器是考古学文化最敏感的“指纹”。王庄出土的陶器中，约70%以上属于典型的大汶口文化器物，比如陶鬶、背壶等器类，以及青灰陶的质感与制作工艺，都具有鲜明的大汶口风格。尽管也融合了一些其他文化因素，但主体文化属性明确，属于大汶口文化系统。

因此，王庄很可能是大汶口文化在向西扩散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地方类型。

大象新闻记者：在豫东出现如此高规格的大汶口文化聚落，对理解该文化的扩张有什么价值？

栾丰实：意义非常重大。以往我们认为，大汶口文化早期主要分布在山东及周边，西部边界大致在微山湖—运河一线。但到了大汶口文化中期(约公元前3500年之后)，随着社会发展和人口增长，东方族群开始沿淮河向西迁徙，进入豫东、皖北地区。

王庄遗址正是这一“西进运动”的关键实证。它规模大、等级高，从已发现的环壕、高等级墓葬来看，应是一个区域性的中心聚落，甚至可能是一个早期政治实体的“都城”。这说明大汶口文化的西进不是零散的渗透，而是有组织、成体系的拓展，并在新地域建立起符合其传统的统治与文化网络。

大象新闻记者：王庄墓葬中出现的“有意打破”葬俗——即后期墓葬故意挖开早期墓穴，却不破坏原墓主遗骨与随葬品，形成上下叠压的奇特现象。这在大汶口文化中常见吗？

栾丰实：这种葬俗在大汶口文化核心区并不多见，但在少数遗址中有类似发现。比如山东一些大汶口中期墓葬，也曾出现在同一墓坑内分层埋葬的现象，可能与家族合葬或特定仪式有关。

王庄的这种“有意打破”，可能反映了该群体在迁徙到新地域后，既保持东方葬俗传统，又融合当地观念形成的独特仪式行为，是研究文化适应与信仰变迁的重要线索。

大象新闻记者：王庄遗址是否已能称为一个“古国”？

栾丰实：从现有发现看，王庄所代表的社会很可能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

判断标准主要有三：

一、明显的社会分化。墓葬规模悬殊，大墓如M27面积达17平方米，随葬玉器、象牙器等高等级物品，而小墓仅一两件陶器，说明阶层制度已确立。

二、礼制初步形成。玉器、陶器等不仅用于随葬，更具备礼仪功能，如玉钺、成组石圭等，是权力与仪典的物化体现。

三、都邑性中心聚落的出现。遗址面积约63万平方米，设有环壕，应是区域内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

但若要最终确认其为“古国”，还需更多证据：比如大型公共建筑(如宫殿类遗址)、城墙或系统防御设施，以及通过对周边地区的区域系统调查，看看是否形成了“都、邑、聚”三级结构的聚落群。

王庄的发掘才刚开始，未来持续工作，有望为我们揭示一个5000年前、位于文化交汇地带的早期国家面貌。

大象新闻记者：王庄遗址如何体现史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栾丰实：王庄处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东方与中原的文化交汇带上，出土器物鲜明体现出“多元融合”的特征：陶器群中，可见屈家岭文化的瓦足鼎、良渚文化的贯耳壶、仰韶文化的小口尖底瓶改制器等；

玉器中，双联璧带有红山文化风格，锥形器则与良渚玉器相似。

这种融合并非简单复制，而多有本地化改造与创新。例如良渚的“双鼻壶”在此演变为平底贯耳壶，既吸收南方器形，又适应本地陶艺传统。这反映出王庄先民具有开放的文化心态与较强的整合创新能力。

大象新闻记者：您如何总体评价王庄遗址的学术意义？

栾丰实：王庄遗址的发现，改变了我们对大汶口文化西部边界与社会发展水平的认识。它证明在大汶口文化中期，东方族群已深入豫东，建立起具备复杂社会结构的区域政体。

如果后续能厘清其聚落布局、找到高等级建筑、明确聚落等级体系，王庄及周边地区将成为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中的重要区域，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提供又一个关键例证。

目前工作仍在起步，建议持续开展系统发掘与区域调查。坚持十年、二十年，很可能会有更震撼的发现，为我们理解史前中国的文化互动、社会复杂化与国家起源，打开一扇新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