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周恩来

周恩来

周恩来（1898-197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他创建了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人民军队，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时。与朱德一起领导军民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长征途中，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遵义会议后，与毛泽东一道指挥红军完成了伟大的战略转移，取得了长征的胜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参谋长的作用，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在领导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创建人民军队

中国共产党内较早认识到武装斗争重要性的领导人，创建了共产党自己领导的第一支武装，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开创了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1919年回国，在五四运动中成长为天津学生界的领袖，同时与其他进步分子组织了觉悟社。1920年再度出国，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与赵世炎等发起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改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之后曾担任过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

在这期间周恩来认识到军队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在发表于1922年《少年》第六号上的《评胡适的“努力”》这篇文章中，周恩来写道：“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若徒以手枪炸弹罢工罢市来恐吓，则手枪炸弹，他有躲避之法，罢工罢市他更可以军队来压迫。”在当时陈独秀根本不抓军队的情况下，这种建立和掌握军队的重要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这也为周恩来回国领导军事斗争打下了思想基础。

1924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建立广东区委，由周恩来担任委员长，并兼任宣传部部长。周恩来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的时间仅仅三个月，但是这期间他所做的一件工作却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革命军队打下了基础。

1924年11月，在征得孙中山的同意后，周恩来主持组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共产党员徐成章、周士第、廖乾吾分别担任正副队长和党代表，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武装力量。铁甲车队成立后，对援助广东农民运动，镇压反动地主武装，援助省港罢工工人以及在东征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1925年春，周恩来改任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集中力量领导军事工作。在当时，党中央和其他地方的区委，都还没有领导军事工作的部门，所以周恩来实际上是党内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

1925年11月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两广区委以铁甲车队为基础，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在广东建立了独立团，由共产党员叶挺、周士第担任团长和参谋长。叶挺独立团虽然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但刚成立时，全团就有共产党员20人左右，建立了党支部，革除了军阀作风，废止了打骂恶习，培养了官兵一致的新风尚，成为两广区委直接领导下的一支具有很强战斗力的革命力量。在北伐进程中，叶挺独立团骁勇善战，从进入湖南到攻克武昌，一直充当前锋，长驱直入，第四军因而博得了“铁军”的美誉。

后来周恩来还与毛泽东商谈过，要在国民革命军的6个军中，各建立一支像叶挺独立团一样的由中共掌握的部队，作为各军的核心力量，这一设想由于遭到陈独秀的反对而未能付诸实施。到了武汉后，叶挺独立团又加以扩充，后来其主要部分成为南昌起义的中坚力量。

1924年11月，周恩来就任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他上任后，建立起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并且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军校学生的政治教育，建立和健全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扩大了党的影响，军校的政治工作逐步走向正轨，整个学校充满了蓬勃向上的生气。1925年1月，广东革命政府东征讨伐陈炯明。黄埔军校成立教导团第一团和第二团。这支新成立的黄埔军在东征中屡挫强敌，攻城拔寨，为东征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支部队的胜利与周恩来主持下的军校政治工作是分不开的。

在出征前的誓师典礼上，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向校军作了战前动员。东征开始后，政治部就规定：不蛮横无理，拉夫役；付价购物，不用军用票；保障人民。《爱民歌》中还唱道：“扎营不耍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在这样的宣传和实际行动中，军校在人民心目中树立了真正的革命军人的形象，初步建立了新型的军民关系。

周恩来不仅要求政治部制定纪律，严格要求校军，还十分强调对军队进行革命观点的教育，使广大官兵懂得为谁打仗，明确革命任务，了解革命理论。他在东莞商务分会及市民联欢大会上所作的演说中讲道：我们在黄埔军官学校“于军事教育外，授以政治教育，告以中国如何受列强压迫，军阀压迫，以及农工商各力量之痛苦，告以解除压迫与痛苦之途径，要使每个军官每个士兵均能了解此理”，懂得“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是为“解除人民痛苦”，“增加人民幸福”进行革命战争的。

为了真正做到这一点，他认为革命的政治工作必须让官兵及群众了解党（国民党）的理论、主义、政策，要让士兵了解自身生活环境，要让官兵懂得革命的原因等等。周恩来对军队政治工作提出的这些要求，为以后中国共产党创建独立革命武装的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还要求政治部积极向群众展开政治宣传和进行组织工作，他不仅组织了武装的宣传队沿途进行演讲和表演，还召开各界联欢大会向群众宣传革命的主张，开创了政治宣传的新方式。校军所到之处，都帮助当地组织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等，联合各种力量支持东征。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在这次东征中，校军的军队政治工作成绩斐然，像这样有着良好的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的军队，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军队政治工作方面所作的最早的最有成效的尝试。这一传统，对以后中国人民军队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周恩来在领导这项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富有创造性而又周密细致的才能受到了一致的推崇。

1925年10月，周恩来又参与和领导了第二次东征。他担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兼第一师党代表。他在总结第一次东征的政治工作的基础上，亲手组织了一支更加强大的宣传队伍，下设两个支队共163人。他还制定了更加充实的宣传内容，亲自拟订了宣传队的19条宣传口号，并向政治工作人员提出了4点注意事项。

这一次的政治工作比上次东征更加细致，更加注重了士兵的要求，越来越符合实际，作用也越来越大。1925年11月，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周恩来和当时正在广州的毛泽东等主张给予反击。在和陈延年、聂荣臻、黄锦辉等一起讨论时，周恩来分析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完全有能力反击蒋介石。但当时的苏联顾问和中共中央却反对这一正确意见，主张接受蒋介石的条件，把共产党员从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撤出，向蒋介石作出了大的让步，使革命蒙受重大损失。

周恩来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建校、建军的重要思想，为后来中国共产党自己建立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必要的经验。

坚决果断、周密细致地领导上海工人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从“四一二”到“七一五”，周恩来坚决主张反击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的行为，并从5月开始主持中央的军事工作。

1926年12月，周恩来奉命调中共中央工作，担任中央组织部的秘书，并兼任中央军委委员。由于当时中共中央的组织不很完善，兼任组织部主任的陈独秀因病住院，对组织工作基本不过问，因而周恩来实际上是负责整个党的组织工作。周恩来在组织部工作的时间很短，过了两个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准备。由于周恩来在广东的军事斗争经验，被党内认为是富有军事工作领导经验的人，因而又被调去负责这次起义。

上海的工人武装起义共有三次。1926年10月的第一次起义周恩来没有参加。1927年2月的第二次起义，周恩来没有参与领导，只是临时被派去指挥南市区的行动。前两次起义由于准备不足，很快失败了。1927年3月的第三次起义，周恩来是主要领导人之一。

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开始准备与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停止是紧密衔接的。1927年2月23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一、停止今天的暴动。二、经过商界调和由上总（上海总工会）发令复工”。同时也决定：“扩大武装组织，准备暴动。”并且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指导工作，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八人组成，并决定由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五人组成特别军委，以周恩来为书记。以后，又确定周恩来任武装起义总指挥。

周恩来在总结前两次武装起义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在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时候，始终把握以下两个要点：第一，起义前，做好切实周密的准备工作；第二，正确选择起义时机，在条件成熟时坚决果断地发动起义。

在成立特委和军委后的第二天，即2月24日，周恩来参加了上海区委各部书记会议和各区军事专员会议，向他们详细了解情况。在晚上的特委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军事准备工作的五项具体意见，即建立领导机构，加强队伍训练，加强敌军工作，做好武器准备，抓好情报工作。为了落实各项措施，周恩来不仅亲自到重点单位去了解起义准备情况，还亲自作动员工作，并组织了军事训练班，特意从北伐军中调来共产党员、黄埔一期毕业生侯镜如负责工人纠察队的训练工作。

3月初，北伐军分两路进逼上海：一路由西向东，经宜兴取常州，一路从南向北，由嘉兴攻松江。整个局势越来越紧迫，周恩来的军事准备工作也已经做得十分细致。3月20日，北伐军攻克松江，前锋在傍晚推进到上海南郊的龙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条件成熟了。

3月21日，起义开始，周恩来在总指挥部的西厢房里指挥着各处的行动。同时，他还亲自指挥了火车站、东方图书馆等几处的战斗，并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在火车北站的战斗中，因为居民房失火，一部分兵力被调去救火，敌人趁机出击，企图突围，工人纠察队被迫后退。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亲自指挥一支突击队冲上去，会合前线的纠察队猛烈回击，把敌人打回北站，夺回了防御工事。在火力掩护下，救火工作也顺利完成。

经过连续30小时的战斗，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超义。装起义终于取得了胜利。五千多名工人纠察队员，从150杆破旧枪枝和少量手榴弹开始，不断夺取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有计划地扩大胜利成果，终于打败五千反动军警，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上海。这次成功的工人武装起义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抹上了浓重的一笔，同时也是世界工人阶级武装起义史上有数的成功记录之一。作为起义总指挥的周恩来，表现出了其坚决果断、细致周密、从容沉着、指挥若定的军事才能与领导才能。

1927年4月11日深夜到12日凌晨，蒋介石向工人阶级开始下毒手。各处工人纠察队由于缺乏斗争经验，都被国民党给缴了械，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13日，上海总工会会所被封闭。14日下午，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被强行解散，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被迫全部转入地下。这就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四一二政变后，周恩来坚决主张对蒋介石进行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讨伐，起草了致中央的电报，与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尹宽联名发出，这便是《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文。电文强调必须坚决讨伐蒋介石，并且针对陈独秀主张对蒋缓和妥协的右倾主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指出：“再不前进·····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这一电文中表现出周恩来的长远战略眼光，不过可惜的是这一意见后来并未付诸实施。

在周恩来负责中央军事工作期间，曾经尝试过进行最后一次的努力来挽救革命-发动湖南

1927年5月下旬，周恩来到达武汉。在十多天前闭幕的中共五大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会议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在周恩来到武汉后的第十次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上，他转任中央军事部长。随后，他又代理张国焘的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农民暴动，当时，湖南农民运动的力量很强，并且拥有不少自己的武装力量。叶挺的部队击败夏斗寅部后正驻军湘鄂边境，而唐生智主力大多还在河南，没有回师两湖。如果抓住这一良机在群众基础良好的湖南发动暴动，是有成功的可能的。

周恩来提出的报告中指出：现在浏阳、平江一带的农军还有八千支枪，军事部已派了军事干部10人去那里进行组织，计划先取湘潭，集中浏阳、平江，全力攻下反动势力薄弱的城池，而在反动势力较强的地方则以打土豪劣绅为主，在可能范围内成立乡村的临时委员会。但是这一计划最后遭到国际代表反对而流产。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改组，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五人组成临时常委会。经过这次改组，主张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力量在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也为南昌起义的发动开辟了道路。

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革命。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宣告失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毅然作出由周恩来领导发动南昌起义的决定。

在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利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开始了创建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1927年7月间，受中国共产党掌握或影响的部队主要集中于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即叶挺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四军二十五师则是以原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的，深受共产党影响，还有接近共产党的贺龙的第二十军。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汪精卫、张发奎正准备在第二方面军中“清党”，叶挺、贺龙得知这一阴谋后，拒不执行将部队集中到德安的命令，而把部队开到南昌及其附近地区。在革命形势千钧一发的关头，为了保留这仅有的革命力量，中央决定在南昌发动暴动。

7月24日，罗米那兹·加伦、张国焘、周恩来在武汉举行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并根据加伦的提议，规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取得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这样，南昌起义的部署正式确定。

7月27日，周恩来从九江赶到南昌。同一天，前敌委员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周恩来任书记，并决定在30日晚间举行起义。

第二天，周恩来到二十军指挥部去看贺龙，告诉他行动计划。贺龙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完完全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于。”

7月30日早晨，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赶到南昌的张国焘主张一定要得到张发奎同意才能举行起义，这一意见遭到前委的一致反对，周恩来更是气得生平难得拍了桌子，当天的会议没有达成最后的意见。第二天的会议上，张国焘终于放弃了自己的错误主张，表示服从多数。于是，决定在当晚行动。

在起义准备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情况：第一十军第一团一个副营长跑到敌人指挥部告密，这个军的一个士兵发现后立即向贺龙报告，前敌委员会当机立断，决定提前两个小时发动起义。

8月1日凌晨两点，随着南昌城头三响清脆的枪声，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起义开始了。周恩来在起义总指挥部亲自指挥战斗，他指挥沉着、果敢，考虑问题周密、详致。到清晨6时，城内的敌军被全部肃清，共歼敌3000多人，缴枪5000多支，子弹70多万发，还有大炮数门，起义成功了。起义胜利后，选举产生了25人组成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周恩来是其中一员。

8月2日，聂荣臻、周士第率领在马回岭起义的第四军二十五师两个团3000余人赶到南昌。周恩来见到他们后十分高兴，说：“行动很成功！我原来没想到这样顺利，把二十五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再加上临时参加的蔡廷错部第十一军第十师，起义军的兵力达到两万余人。

8月3日开始，起义军按照原定计划，分批撤离南昌，南下广东。起义军的南下路线走的是周恩来所主张的由赣东经寻乌直取东江的路线，因为赣东敌人力量较弱，东江又是广东农民运动发达的地区，在这一地区能较快地取得当地群众的支持，起义军沿着这条路线踏上了南征的道路。

8月4日，蔡廷错部第十师突然脱离起义部队．一下子拉走将近四分之一的兵力。并且由于反动派的造谣，沿途的居民大多逃散，部队连食物和茶水都难以买到，结果造成大量的非战斗减员。

7日起，起义军陆续到达临川（抚州），这时部队的军饷日益困难。在周恩来等的坚持下，改变了原来派款、提款、借款的办法，实行征发（如征发地主的粮食）、没收（没收豪绅反动派的财产）和对土豪劣绅罚款的新政策，部队的筹饷情况有所好转。

起义军接下来在瑞金和会昌同敌人钱大钧部进行了两场战斗，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取得了胜利，周恩来在战斗中都是在前沿阵地亲自指挥。

8月31日，前委决定改变原来取道寻乌入东江的计划，改由长汀、上杭入东江。之后，起义军攻下长汀，占领三河坝，到了9月24日，占领汕头。起义军进驻汕头后，成立市政府，恢复社会秩序，但此时敌人的重兵已经开始集结到潮汕周围了。由于对敌情的了解有误，在经过几次战斗后，起义军伤亡很大，不得不先后撤离潮州和汕头。

周恩来此时染上了重病，但在10月3日的流沙会议上，他还是作了报告，检讨了失败的原因，并对剩余人员的去向作了安排，准备去海陆丰坚持长期斗争。在离开流沙后，部队在一个三面环山的小盆地里受到陈济棠部的伏击，起义军很快就被冲散。周恩来此时已病得更严重了，常常处于昏迷状态，他在叶挺、聂荣臻和地方党的负责人杨石魂的护送下乘坐小船去了香港，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就这样结束了。

南昌起义，揭开了我党独立组织军队和领导武装斗争的序幕，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揭开了历史上新的一页。

南昌起义的枪声让革命群众在黑暗中看到了新的希望，让他们看到了新的道路。从此以后，无数的革命志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沿着南昌起义的革命道路，历尽艰辛，终于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是在这次起义中诞生的，作为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他创建人民军队的丰功伟绩，载入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辉史册。

二、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和支持毛泽东

在中共六大上，周恩来认识到中国革命有割据的可能，指导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主持起草中央“九月来信”，统一红四军党内思想。

1927年11月，周恩来从九龙回到上海，参加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任中央组织局主任，仍主管军事工作。从1928年1月起，周恩来担负起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当时的中央“左”倾盲动主义占据着统治地位，周恩来感觉到军事冒险行动在当时是危险的，也做了努力去纠正，但仍不能从根本上纠正“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在这一期间，周恩来主张让贺龙回到湘西去，建立工农革命军，开展武装斗争。到3月又前往香港纠正李立三在处理广州起义善后中的“左”的错误。在收到共产国际2月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后，周恩来对国民党统治区秘密工作和红军工作作了新的指导。周恩来的这些工作，为国民革命后在各地重新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党组织，建立并发展中国工农红军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8年6月，中央六大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主题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八七会议以来的党的工作，制定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

在讨论政治报告时，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在这次发言中他特别强调：由于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等原因，证明中国革命有割据的可能。当全党还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的时候，他的这种认识虽还不够明确和系统，但仍是十分可贵的。

在会上周恩来还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关于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在军事报告中他肯定了国民革命时期党在军队政治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但也指出党的军事工作一直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观念，即不明确军事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在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原则下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

同时周恩来专门谈了建立红军的问题。他说：建立红军的原则，一是要把旧军队的雇佣性质加以改变，可先采取志愿兵制；二是军官不一定非工农分子不可，但一定要无产阶级化；三是红军一定要有政治工作。他还指出：红军一定要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否则就“失了红军的阶级基础”。红军要帮助苏维埃政权的发展，要有移动的条件，红军的组织以适合当地需要为原则，红军的军事指挥要有集中的原则。周恩来的这些建军思想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事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分管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此后，周恩来较长时间在上海中央机关参加秘密领导全国革命工作。在这段时间他联系和指导各地区的武装斗争和国党统治区的秘密革命工作，并负责中央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

六大前后，中国农村的革命游击战争处在一个特别艰难的时期。那时国民党的统治暂时稳定，可以集中兵力对红军进行“清剿”。1928年5月，广东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遭到失败。6月，陕西渭华起义中组成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也以失败告终。8月，工农红军第四军在湘南遭受八月兵败。这时的红军处在了一个异常艰难的时刻。

在这种情况下，六大强调了建立工农红军的重要性，肯定了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的存在和发展。但是他的观念仍是强调要以城市为中心，对农村斗争和武装割据的作用估计不足，对农村游击战的指导也有失误。共产国际当时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容易被敌人消灭，并且会妨害老百姓利益，并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提出调朱德、毛泽东去学习。

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让周恩来在1929年2月7日起草了给红四军的指示信，这封信通称为“中央二月来信”。信中要求红四军实行分散，并要求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到中共中央工作。这一指示从整体上说是错误的，但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到了5月，中央的认识也已改变，调朱毛出来的事，也就作罢。

红军这种困难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客观局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以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为起点，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又开始了无休止的混战。许多原来“会剿”工农红军的部队纷纷调往军阀混战的战场，工农红军的压力顿然减少，这也就给了红军以较大的发展机会。

此时的周恩来作为党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和军事工作的负责人，为联系和指导各地的武装斗争作了巨大努力。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事部委派徐向前，邓小平、张云逸分别到鄂东北和广西工作。1929年3月19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了给贺龙和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信中强调在农村中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农村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性。“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故你们此时主要的任务，还在游击区域之扩大，群众发动之广大，决不应超越了主观的力量，而立刻企图占领中心工商业的城市。”他指出发动游击战争应该是在农村阶级矛盾与斗争更激烈的地方，党与群众的组织有相当基础的地方，以及给养丰富、地势险峻的地方为宜。

1929年9月，周恩来在上海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情况的汇报。在与陈毅多次谈话的基础上，他宣布了中央关于朱德、毛泽东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仍任前委书记的决定。陈毅按照周恩来谈话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经周恩来审定后，带回红四军。周恩来又嘱托：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这封信便是9月28日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这封信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果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信中还谈到了红军的任务与前途、红军的发展方向和战略、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和训练、红军的给养和经济问题、红军的当前行动等问题，并强调了加强党对红军领导的问题。

这封指示信在10月20日由陈毅送达红四军前委。12月底，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召开。根据中央9月来信的精神，红四军不仅胜利地渡过了危机，并且进一步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九月来信对统一红四军党内的思想、开好古田会议是起到了巨大作用的。

在周恩来主持中央军事工作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即六大后到立三路线前，他筹划和主持建立了红军、苏区与中央的联系交通网；开办了军事训练班，训练和派遣一批批骨干支援各个苏区和红军或从事兵运工作；总结和交流各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的经验。指导红军的斗争和建设。红军和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并在周恩来主持下建立了统一的红军战斗序列。到1930年3日，红军已有第一军到第十三军共13个军，62730人，28982支枪，建立了湘赣、赣南、左右江等15块农村革命根据地。

1930年9月30日，在六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作了《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和结论。提出“今天来讨论红军，根本任务就是要解决如何使红军成为工农民主专政的主要力量的问题”。要求密切红军中上下级之间的同志关系，废除“官”与“兵”的称呼，“一律用“红色指挥员”、“红色战斗员＇来代替”。游击队和游击战术绝对不能取消，但要有现代化战术的充分准备，并建立集中指挥，建立总司令部。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周恩来当选政治局委员，并在随后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常委。30日，中央又决定周恩来兼任中央军委书记，负责红军和苏区的指导工作。

1931年3月2日，也就是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围剿”前将近一个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央给一、三集团军总前委等的信。信中根据中央掌握的谍报材料，通报了第二次“围剿”的几个特点。周恩来在发信前，又添写了重要的一段：“在战略上，当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击溃敌人的主力。当着敌人大举包围，我们必须利用敌人的弱点，击溃敌人的一方。如能诱敌深入，聚而歼灭他，这也是可采用的战略。”这些战略上的重要思想对根据地的反“围剿”是有着一定的指导作用的。对于赣东北、湘鄂西、鄂豫皖等根据地红军的军事行动，周恩来也给予了许多具体指示。

赣东北根据地在方志敏等领导下蓬勃发展，打破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正准备对付第二次“围剿”。周恩来在2月19日起草的《给赣东北特委的指示信》中，要求面对着优势敌人的红军，在农民游击战争的配合下，用各种方法“来疲敝与涣散敌人的战斗力，在适当的力量对比上，击破敌人的一方，给敌人以各个击破，这样来冲破敌人的“围剿”＇。

贺龙领导下的湘鄂西根据地，在敌人的“围剿”下，丧失了大片土地，形势严峻。周恩来在3月10日起草的《给湘鄂西特委信》中，批评了那种“只凭脱离群众的单纯的军事行动企图取得大城市及至最大城市”的错误观念，要求他们树立“巩固苏区、建立根据地与改造红军的根本认识”。“在湘鄂西要特别注意的是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要能在配合群众的斗争、利用敌人的弱点的条件下，击破这一线敌人的一方”，“各个击破敌人”。“只有使红军真正成为接近群众、发动群众的阶级军队，使红军真正成为实现土地政权、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军队，则红军才能得到广大群众坚固的拥护。”

关于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周恩来强调鄂豫皖特区必须在巩固的基础之上再向外发展，扩大苏区，并用“可以与次要的敌人结暂时军事联盟，打击主要的敌人”。

从1930年冬至1932年春，各革命根据地军民不畏强敌，团结奋斗，在大约一年半的战斗中，不仅重创了敌人，更发展了自己，农村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这一切都与周恩来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1931年周恩来到达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同毛泽东、朱德等对红军进行了改编和训练，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灵活机动，沉着冷静，同朱德一起领导红军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抵达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一天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此时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已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不仅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还争取了1.7万名敌人在宁都起义，这两个胜利使得中央苏区迅速扩大，赣南和闽西这两个革命根据地已连成一片，土地革命进行得红红火火，红军也得到发展壮大。不过，当时中央苏区形势尽管较好，但问题仍然很多，最重要的仍是军事问题。

当时，由博古负责的临时中央推行的是一条比李立三更“左”的错误路线，一味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就要求工农红军将“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周恩来在同毛泽东交换意见后，根据对实际情况的估计，致电临时中央，表示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复电表示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毛泽东对此仍不同意。周恩来和苏区中央局多数领导人则认为赣州是可以打下来的，2月3日，围攻赣州的战役打响。由于对敌情判断有误，守敌有1.8万余人，是原来估计的一倍，而攻城的红军才1.4万余人。加上赣州又易守难攻，在战斗了33天后，红军撤出战斗，战役失败。

在随后的漳州战役中，周恩来坐镇长汀，组织兵力，筹集给养，保障了前线需要，为攻克漳州作出了重要贡献。

8月初，红一方面军和苏区中央局在兴国附近的竹坝分别召开会议。这两个会议决定：一、红军主力北上消灭乐安、宜黄、永丰之敌；二、对红军进行整编。同时也决定在前方组织军事最高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以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处理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

在取得乐安、宜黄战役的胜利后，红军本想乘胜攻取南城。8月24日，周恩来随军抵达南城近郊。发现敌军已准备充分，加之工事坚固，红军主动撤至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寻找战机。

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顽固地要求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威胁南昌。于是，以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为一方，以前线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另一方，双方在作战方针上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红军时期的周恩来。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双方以电报的方式对作战方针继续进行争论。周、毛、朱、王继续坚持应机动灵活，抓住敌人弱点，以求各个击破。临时中央、苏区中央局仍坚持要一方面军与鄂豫皖、湘鄂西红军相呼应，与正面敌人作战。矛盾在这样的争论中没有调和反而更加尖锐，直接的后果就是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1932年10月上旬召开，史称宁都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的大多数人批评前方军事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他们要求把毛泽东召回后方负责政府工作，前方由周恩来负总责。周恩来在口头上承认了前方军事领导人的错误，但并不同意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他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但由于中央局对毛泽东的不信任，毛泽东还是回到了后方。10月26日，临时中央宣布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宁都会议后，朱德、周恩来随军从广昌出发，赴前线指挥作战。在短时期内，他们连克7城，扩大苏区地域数百里，建立了闽赣省，并使闳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2年12月30日，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何应钦下达了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计划。在这次“围剿”中，国民党共出动了50万人的兵力，分三路进犯苏区，企图一举歼灭我约4万人的红军主力部队。

对这次反“围剿”作战，周恩来和朱德仍然坚持毛泽东在前三次反“围剿”中运用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但此时红一方面军尚在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的错误命令下，攻打敌人重兵设防的城市南丰。周恩来数次电请中央改变这一决定，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寸步不让，并且命令周恩来等“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

1933年2月7日，周恩来不得不向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攻击南丰的军事部署。但他声明：“上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敌情地形有变尚须活用。”如强袭不成，“便须转移地区，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解决。”同一天，周恩来再次电请苏区中央局对此行动加以考虑，但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执意不理。周恩来、朱德只好在12日对南丰发起全线进攻。对于红军的强攻，敌中路军总指挥陈诚一面命令守军据城坚守，一面急调3个纵队增援，三路包夹，企图将红军主力合围于南丰城下，一举歼灭。

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周恩来、朱德当机立断，不待请示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立刻改变原有军事部署。13日晚，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说明南丰工事险要，我军强攻未克，伤亡较大，而敌援军将至。因而“我们遂改强袭南丰为佯攻，决心先消灭增援队”。从14日起，他们留下少量部队继续佯攻，并以一部兵力伪装主力，向东面的黎川方向转移，将敌第二、第三两个纵队向这一方向吸引，而将主力秘密撤至南丰西南的东韶、洛口、吴村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这一决策彻底地改变了整个战局的发展。

2月27日拂晓，敌军由于受红军佯动的迷惑，加上高山大雾和群众封锁消息，始终没有察觉红军主力所在，放心大胆东进。下午，敌军两个师进至黄陂圩、登仙桥附近地区时，周恩来等指挥我军主力出其不意发起猛攻。经过两天激战，几乎全歼这两个师，敌师长李明、陈时骥都成了俘虏，红军取得了第一回合的重大胜利。

敌遭到打击以后，将原来三路分进的战斗队形改为两个纵队前后重叠配置，实施中间突击。周恩来这次又以一个军吸引敌前纵队冒然突进，使敌前后两纵队距离拉大。敌人不知是计，再次落入圈套。3月21日，当敌前纵队已到达甘竹，后纵队尚在草台岗，相距达数十公里之时，早已埋伏在此的红军，突然向敌猛攻，经过一天白刃相接的肉搏战，歼敌一个多师，残敌则狼狈逃回宜黄地区，已进至前方的三个师则仓皇逃回临川，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

在这次反“围剿”中，周恩来、朱德首次创造了大规模的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宝贵经验，他们根据敌情的变化灵活用兵，用佯攻或伪装主力转移来迷惑并调动敌人，将大兵团兵力秘密集结，选择有利时机与地形，出其不意攻其一部，以迅速歼敌，这种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胜利，是红军不曾有过的。

1933年5月，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继续在前方指挥作战。但随着9月份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抵达中央苏区，他就一个人独揽了军事大权。这样，周恩来虽在前线，但对重大军事行动已丧失了指挥权，只能提出建议，而这些建议往往又不被采纳。如周恩来主张支持李济深、陈铭枢的福建省人民政府，但未被采纳。1934年1月4日，周恩来等从前方返回瑞金，2月3日，他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副主席，这以后，他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实际上被剥夺。

在中央苏区这两年多的时间中，周恩来先后担任过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一直强调红军的正规化和高度集中化，并且对作战方针和红军建设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

周恩来对集中优势兵力的原则作了解释：“我们要用少数的兵力放在次等方向，去抓住多数的敌军，以便抽出多数的兵力，在主要的突击方向，有把握地去消灭敌军。”

周恩来十分重视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在出席1934年2月的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时，他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对加强红军政治思想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还要求红军严格遵守纪律，“让群众认识真正是他们自己的军队”。他还对方面军进行了集中的训练和改编，以提高其战斗力。他对各苏区的电台工作也很重视，要求重视电台工作人员，以保证联系的通畅，加强红军的统一指挥。

周恩来重新掌握部队的实际指挥权，开始实行战略性转移。历经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中国革命实现了伟大的转折。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1934年10月，红军不得不走上漫长的长征路。1934年春，中央就有了转移的思想，随着反“围剿”的失利，这一思想成为现实。为了准备出发，中央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这个三人团主要负责转移的军事方面的准备，总共开过两次会。实际工作中，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作为三人团的一员只是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并不能参与决定所有的事情，事情的决定权在博古和李德手中。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开始长征。长征开始后，李德、博古由冒险主义、保守主义一变而为逃跑主义，继续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

当时摆在红军前面的有四道封锁线，面对敌人的重重围堵，李德、博古“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广大红军指战员“在广西会县以南湘江东岸同敌人激战达一星期，竟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但湘江一役“是离开中央根据地打得最激烈也是受损失最大的一仗。这时，红军由江西出发时的8.6万余人，经过一路上的各种减员，过了湘江，已不足4万人。”在湘江战役中，周恩来一直坚持在湘江东岸的渡口，指挥部队抢渡，他焦急地询问毛泽东渡江没有，当他看到毛泽东大步走来时，立刻迎上去，请他迅速渡江。毛泽东说：咱们一起过江。周恩来说：你先过，我还要在后面交代任务。

渡过湘江后，红军终于跳出了敌人的重围，但其处境仍然相当危险。蒋介石已经看清了红军的战略意图，在通往湘鄂西的通路上布下了重兵，设下了一个口袋，企图在这里围歼红军的主力。如果仍按照原定的行军计划，红军前往湘鄂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话，那无异于带领中央红军全部主力往敌人预先张好的口袋里钻，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这一关键时刻，博古、李德因为军事的失利，既感到责任重大，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而广大红军指战员则对前途充满了迷茫，不知这种打败仗的日子还会持续多久，可以说，当时整个红军处在一种彷徨的境地。面对这支处于不利境地而全军上下又情绪低落的部队，当时能处理一切问题的领导核心和最高权力机构“三人团”中，只有周恩来一人在积极工作，维持局面，担负起了部队的实际指挥。

1934年12月12日，在中央红军攻占湖南通道县后，中央军委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支持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和二、六军团会合，西进贵州的建议，虽然会上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建议，“但仍然未能说服李德等人”。所以中央军委未作出正式决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仍未放弃，但是，行动的路线已经变化，会议决定了红军向贵州前进，相机进占黎平。这是一个重点转折的开始。

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克黎平。17、18日，周恩来在此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讨论红军今后战略方向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对李德“发脾气了”，说李德很主观，坚持死打硬拼，什么人的话都听不进。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泽东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循红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这一决定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避免了红军覆灭的危险，并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这一次会议也是周恩来与李德等人决裂的开始，表现为他在军事上已不再听从李德的瞎指挥，而是开始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他这时对毛泽东的支持，对重新确立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关系极大。

黎平会议后，红军迅速前进到瓮安县猴场，准备渡乌江向遵义进发，但此时博古、李德竟提出不过乌江，而要求部队回头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召开会议。会上，周恩来与大多数与会者一致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主张，重申黎平会议的决定，提出了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从组织上改变了李德一个人独掌军权的情况，也意味着“处理一切”的“三人团”已名存实亡，猴场会议标志着周恩来与李德等人的彻底决裂。

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王稼祥同毛泽东商议后由他出面提议，并得到洛甫、周恩来、朱德等支持而召开的。周恩来是这次会议的筹备者和组织者，他不仅从思想、组织等大的方面认真安排，连具体的事务也亲自过问，表明了他对这次会议的重视与关注。

在会上，博古作了主报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两人都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作了分析。周恩来与博古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推诿为客观上敌人的强大不同，他从主观上作了检查，他指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周恩来的自我批评给予了毛泽东的发言以有力地支持，也对李德与博古产生了分化作用，促使了“三人团”的解体。李德是“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博古却受到周恩来这种态度的一定影响，不得不承认在个别战略和战术决策上有错误。

在博古与周恩来的报告后，张闻天根据他和毛泽东、王稼祥共同草拟的提纲作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毛泽东也作了长篇发言。周恩来在此后再次发言，他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表示完全同意毛、洛、王提出的提纲和意见，并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这一倡议得到与会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虽然在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上仍确定以周恩来为首，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此后的军事行动，周恩来却处处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可以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确立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是和周恩来分不开的。在会议结束后，为了更好地指挥作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小组”，负责指挥红军行动。

在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这一中国革命转折点的全过程中，每一环节都与周恩来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一过程，也是周恩来从在思想上与毛泽东趋于一致到对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理解加深和主动接受的过程，也是两人开始更好合作的过程。

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挥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关键性的胜利。1935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一、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会师。在26日举行的两河口会议上，周恩来首先作报告，阐述了在松潘、理县、茂州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去的理由，指出要实现这一战略方针，部队一定得高度机动，意志必须得坚决统一。

在毛泽东、张国焘、朱德等相继发言后，周恩来作了结论，指出红军要转入反攻，建立根据地，赤化川甘陕。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批评了张国焘向川康边退却的错误主张，确定了“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周恩来的报告和会议决定为实现我党我军北上抗日和领导全国抗日运动的伟大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

6月29日，中央为团结张国焘共同执行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任军委副主席，但张国焘自恃兵力雄厚，对此仍不满意，提出要解决“组织问题”，并通过陈昌浩提出由他任军委主席，并要有“独断决行”的权力，为顾全大局，周恩来提出把他担任的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焘。于是在7月18日的芦花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并为中革军委的总负责者，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但在张未熟悉工作前，暂由周帮助。这样，既照顾了张国焘的要求，军权又没让他全抓去，同时这也说明了周恩来的大度，为了党的利益不计较个人得失。

张国焘在其欲望未得到全部满足后，实行拖延战术，殆误战机，松潘战役的部署也不得不放弃。在随后的两个月中，张国焘对中央作出的正确决定都持反对意见，一心南下，并在9月9日电令陈昌浩，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中央得到叶剑英密报后，周恩来与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紧急磋商，确定中共中央和红一、红三军立即北上，周恩来率后梯队殿后。9月12日，政治局在俄界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并决定以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为“五人团”，负责处理一切重大军事行动。

会后，红军一举突破腊子口天险，10月19日，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大转移宣告结束。在这场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中，周恩来凭借长期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清醒的头脑，以及在党内的威望和影响，为长征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最高统帅部的好参谋长

周恩来积极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了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从1937年与国民党谈判到帮助阎锡山进行山西抗战，从1938年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到1943年重回延安，周恩来一直与国民党打交道。

在陕甘根据地的局面初步稳定下来后，中共中央就在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所阐述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既说明在抗日前提下，有必要和有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分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也着重说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和必须掌握领导权。会议上，党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者的工作。

共产党与国民党军队将领的接触是从东北军开始的。通过先期的联系与接触后，周恩来于1936年4月9日在延安城内一座教堂中与张学良会谈。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意见。双方还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项。中共中央委派刘鼎作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在西安进行工作，并由周恩来统一主持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突然爆发，这次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为了促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实行抗日救国而发动的。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前并未听闻这件事。事变一发生，张学良立刻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当天深夜，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17日晚，周恩来乘坐张学良的专机抵达西安。当晚，周恩来与张学良一直谈话到深夜。张学良的主张是，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周恩来对张学良的看法明确表示同意，并向他分析了对蒋介石的不同处置方法可能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如果说服蒋介石抗日，就能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杀了蒋介石，可能合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周恩来提出这样明确的意见，加强了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

周恩来与张学良见面当天就一起商定了五项条件，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8日，周恩来拜会了杨虎城。在杨虎城对蒋介石能否抗日心存疑虑的情况下，周恩来进行了解释，两人就这一问题也达成了一致。

周恩来除了与张学良和杨虎城会谈之外，对于东北军、十七路军其他高级将领、中下级军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中一些有不同意见的朋友，周恩来也做了不少的工作，一一清除他们思想上的障碍，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创造条件。

南京方面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正式派出谈判代表宋子文、宋美龄等赴西安谈判。23日，双方开始正式谈判。蒋方代表宋子文，西安方面张学良、杨虎城作为代表，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谈判。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12月21日的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并进行同南京方面谈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的谈判，双方达成了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六项条件。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

12月25日下午3点多钟，张学良在连周恩来也没有通知的情况下，秘密陪同蒋介石夫妇及宋子文等赶赴机场，并亲自陪同蒋介石坐飞机离开西安抵洛阳。当周恩来得到消息赶赴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周恩来后来曾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26日，张学良陪蒋介石抵达南京，一到南京，蒋介石就扣留了张学良，消息一传开，西安的整个形势就变得动荡不安了。东北军一下子没有了领袖，主张主和的元老派与激进的少壮派的矛盾日益加深。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一直同各方面广泛接触，宣传一定要坚持和平，并多次与激进的少壮派谈话，但少壮派一直不放弃以武力营救张学良的想法。当他们得知1月31日的最高级会议主张和平解决时，就认为是王以哲、何柱国等元老派破坏的结果。于是在2月2日上午一批少壮派军人闯入王以哲住宅，枪杀了王以哲，内战的危险重又出现。

在王以哲被害后1小时，周恩来即赶往他家吊唁，以实际行动解除了一些人对共产党的误会。接下来周恩来又把少壮派主要人物孙铭久、应德田、苗剑秋送到云阳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使得要替王以哲报仇的人失去了目标，从而避免了东北军内部的一场自相残杀。但不管周恩来如何努力，东北军的裂痕已无法弥补，在“二二事件”后，东北军人心涣散，更有高级将领发生分化，2月8日，中央军和平进入西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开始了国共合作的新时期。周恩来在这一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临危不惧、沉着机智、力挽狂澜，显示了一个伟大政治家与战略家的雄才大略。

从1937年2月开始，周恩来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4地，同国民党进行了5次谈判，历时7个月，谈判的对手从最初的顾祝同一直到蒋介石本人。在历经道道波折后，终于扫清重重障碍，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谈判的最后成功是在1937年8月的国防会议上。8月10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在这次谈判中，周恩来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与蒋介石达成了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长江南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协议。周恩来7月所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也于9月22日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同时，蒋介石发表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实现，全民族抗战出现了新局面。周恩来负责的这5次谈判，正确把握了局势，恰当处理了两党关系中许多长期积存下来的复杂问题，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扫清了道路。

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9月初，周恩来前往山西，并在山西工作近3个月。

周恩来一到山西便向阎锡山分析抗战形势，说明日本军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敌人会一天天弱下去，我们会一天天强大起来，鼓励阎锡山坚持抗战。

周恩来针对阎锡山搞的阵地防御战，提议不要单纯死守雁门关，而应主动出击，实行侧击和伏·击来破坏日军的进攻计划，阎锡山对此表示满意。

1937年9月平型关一役，是中国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周恩来对平型关战役的策划和发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战前，他和朱德同阎锡山研究平型关战役的计划，决定用运动战来配合阎锡山所拟的平型关作战计划，结果证明这一计划是很成功的。

平型关战役后，山西战局重心转到了忻口会战上。在会战前，周恩来多次向阎锡山、卫立煌等建议，不要一味侧重于正面堵击与阵地战，而应加强侧面部署和后方打击，在运动中寻找战机，但他的这些建议并没有完全被采纳。在接下来的忻口会战中，国共两党军队配合较好，取得了一些小战役的胜利，但仍不能扭转整个会战的失败。10月31日，阎锡山下令放弃忻口。11月8日，太原失陷。周恩来一直到11月5日，他才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最后一批人员撤出太原。

在这期间，周恩来还对华北的敌后游击战的全面展开作出了重要贡献。10月，他在原有游击队的基础上，武装民众，组织游击队，后来他征得阎锡山同意又发枪四千支来武装民众开展游击战。10月25日，周恩来向中央提出了“必须发展绥远游击战争”的战略性建议，中央旋即采纳了这一建议太原失守后，临汾成为山西抗战的政治中心。11月16日，周恩来在临汾发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的著名讲演，继续强调发展华北游击战争的意义，强调以游击战争为主体，坚持华北的持久抗战，影响和推动全国抗战的开展。在此之后，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游击战争猛烈地发展起来了，周恩来在后来同刘少奇一起提出迅速扩大人民军队的主张。

11月25日，周恩来和彭德怀回延安参加十二月会议。会后，他赴武汉去领导长江局的工作和与国民党谈判。作为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主要负责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1938年3月，经过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他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向民众宣传抗日救国的精神和中国共产党抗战、团结、进步的主张，对动员全民族参加抗日战争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1938年8月28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撤销了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周恩来为书记，10月1日周恩来没等会议闭幕就赶回了武汉。10月7日至9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目前抗战形势》的长篇文章，深刻阐述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光辉思想。这篇文章后来还印成小册子大量发行，使许多人从惶惑中看清前途，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10月25日，周恩来撤离武汉。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到达新四军军部安徽泾县云岭，向新四军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对新四军今后的活动方针，周恩来反复研究后概括为三句话：“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这一方针是符合新四军实际情况的战略方针，从而为皖南事变中的惨重损失埋下了根子。

1941年1月4日，皖南事变爆发。身在重庆的周恩来得知情况后立即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分别提出抗议。周恩来在得知国民党反诬新四军“叛变”后，为《新华日报》写下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这题词一下揭穿了皖南事变的实质，表达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最强烈的抗议，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1943年8月，周恩来回到延安。1945年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做了《论统一战线》的报告。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陪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与国民党达成了“双十协定”，后又达成停战协定。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11月周恩来回延安。1947年3月开始与毛泽东一道转战陕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在考虑中国的未来走向。中国共产党力图避免内战，并且试图通过和平的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并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这也是经历了八年抗战的中国人民的普遍愿望。蒋介石则一心想着把中国领到他独裁的道路上去。但抗战刚结束，蒋介石立即发动内战的时机还不成熟，其部队的大部分还在大西南，无法迅速开赴华东、华北和东北；全国人民和美、苏、英三国也不赞成内战，因而蒋介石发动内战就需要一段缓冲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向延安连发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去共商国是。蒋介石的算盘是这样打的：如果毛泽东不来，就可以宣传是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把内战的责任就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来了，就利用“和平谈判”的幌子来派兵遣将，部署内战。

8月28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经过43天艰苦的谈判，10月10日这天下午，《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签署。尽管双方并没有就解决中共军队问题和解决解放区政权问题达成一致，但协定的作用是很明显的。“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未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

10月11日，毛泽东飞返延安，周恩来留在重庆继续谈判。1946年1月，国共两党达成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10日，周恩来参加有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会上，关于军事问题，周恩来主张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要同时实行，不能认为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经过多次讨论后，决定由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组成军事三人小组以商定中共军队的整编办法并进行整编，同时按照国民党政府军令部的计划整编国民党军队。

31日晚，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大会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等五项决议。政协会议的重要性表现在：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成了许多人衡量是非的重要尺度，谁坚持政协路线，谁就深得人心；谁破坏政协决议，谁就不得人心。

2月25日下午，周恩来同张群、马歇尔一起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这就是通称的“整军方案”。按照这一方案，中共部队在18个月内编成10个师，为国民党部队的1／5。对于整军方案，周恩来后来指出“在整军方案中，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与蒋军的平等地位。抗战八年，蒋以他的统帅地位来压我们，但在谈判过程中，马歇尔来后，为了讨好我们，在地位上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与蒋军的平等地位。结果蒋成了一方面的统帅，而不是另一方面的统帅”。在整军方案签字后，在全国范围内，内战的炮火确实停息了一段时间。

由于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转移到了南京。5月3日，周恩来、邓颖超、陆定一、廖承志等飞抵南京。

5月22日，我东北民主联军撤出长春，23日，国民党军队进占长春。在强占长春后，国民党在谈判中提出种种苛求，企图压迫共产党屈服，或是造成分裂，而把内战的责任推给共产党，周恩来对于国民党的无理要求进行了坚决的反击。但蒋介石的要求越来越苛刻，并在东北和中原挑起战事，国共和谈已无法再继续进行下去。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这次全面进攻首先是在中原解放区打响的，蒋介石其实早就想发动全面内战，只是一直在苦等时机。

在1946年初，蒋介石就开始部署“围歼”我中原解放区。4月间，“围歼”部署基本就绪，包围我中原解放区的兵力达到30万人。4月底，国民党决定5月4日至9日向中原解放区发起总攻。周恩来获悉确切情报后，当即在重庆向国民党代表徐永昌提出质问和抗议，并且公开予以揭露和谴责。5月3日，周恩来从重庆飞抵南京，再次强调“首先协议停止中原内战，以免牵动全局，发展成为全国内战。”

在周恩来的坚决要求下，5月8日，他与国民党代表王天鸣、美方代表白鲁德到达宣化店进行实地视察。白天，他与美蒋代表进行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晚上，他同李先念等人彻夜研究和部署突围方案。他在了解了具体情况后，对我军突围的战略行动、突围时间、路线都作了具体部署。这时，蒋介石又计划于7月1日发动总攻。6月26日，经中央批准，我中原部队按照既定方案果断地分路突围。7月1日前，我军主力全部跳出包围圈，创造了以6万人的兵力冲破敌人30万大军重围的战略大转移奇迹。11月，周恩来回到延安。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集中34个旅23万人，从南、西、北三面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16日，中央军委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兵力不过才2.6万余人。为了拖住胡宗南的这支精锐部队以减少其他解放区的压力，中央在十倍于我的敌人面前，决定暂时撤离延安。撤离延安是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的。周恩来对撤离疏散作了很周密的工作，他说道：“要不是有条延河，胡宗南连口水也休想喝上。”3月18日，周恩来和毛泽东等人离开了延安，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

4月13日，中央机关来到王家湾，在这里待了57天。在这里，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协助他指挥着陕北战场和全国战场。在王家湾成立的一个军事组，有五六个参谋主管作战方面的工作，直接受周恩来指挥。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挥下，全国各个战场，都相继取得了重大胜利。继青化砭大捷后，西北野战兵团在羊马河又全歼胡宗南一个旅。5月4日，在蟠龙镇，又全歼整编第一六七旅七千人，活捉旅长李昆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狠狠打击了胡宗南的气焰，大大鼓舞了西北人民的信心。

在山东战场，华东野战军在孟良崮全歼国民党王牌部队整编第七十四师，击毙师长张灵甫，迫使进犯军全线溃退。

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各个战场也捷报频传。5月9日，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电，要求全党全军首先要面向蒋管区，把战争引向更远的敌后，同时加强解放区土改后的生产、节约、支前，消灭党内、政权内、军队内的无政府状态和无纪律现象，这一电文是我军转为战略反攻的思想动员。

在离开王家湾后，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中央纵队经历了转战陕北中最艰难的一段旅程，他们经常与敌军咫尺相隔地周旋。危急时，甚至望得见敌人烧起的火堆，听得见敌人骑兵的马嘶，四个半连的中央警卫部队抗击着数万敌军的追踪。

1947年6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带领中央纵队在躲过了敌人的几次追击后，来到了靖边小河村。7月21日至23日，中央军委前委扩大会在此召开，总结解放战争第一年度的作战情况，制定第二年度的作战方针。

在会上，周恩来在第一年作战总结（草案）中指出，我军经第一年内线作战，共歼敌120万，已完成战略防御任务，粉碎了敌人的战略进攻。据此，解放战争第二年的作战任务应是：举行战略反攻，将战争引向敌占区，这一战略方针得到了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会后，他又根据会议讨论情况，对总结进行了精心修改，最后经毛泽东审定后，正式下发各战区执行。同时，他还协助毛泽东决定和部署了刘伯承和邓小平、陈毅和粟裕、陈赓和谢富治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实施外线作战的战略决策。9月，“中央突破、两翼牵制、三军挺进、互为犄角”的战略态势，就在我军的大举反击中开始形成了。

8月30日，中央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理总参谋长工作。

1948年1月，周恩来在米脂县杨家沟举行的一月会议上，指出我们要“三五年消灭蒋介石，全国胜利”。“我们的办法，是一点两面战术，大胆地派部队从中间切断敌人，另以主力包围其突出之部予以歼灭。再者，敌人兵力一集结，其他地方就空了，我就可以收复地方，大搞土改。”2、3月间，西北战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西北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关于转入外线作战的指示，在宜川战役中歼灭胡宗南部3万人，整个战局得到扭转。4月20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

从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中共中央转战陕北一年零五天。在这短短的一年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从重点防御转为全面进攻，战局变化之迅速，大大出乎人们意料。料。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在西柏坡这一小小的村庄里，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千军万马战斗在东北、华北和华东战场上，为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突出的功勋。

1948年4月23日，周恩来和任弼时等率领中央机关来到西柏坡，同原在这里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

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在城南庄召开书记处会议，决定先集中兵力尽可能多地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然后再南渡长江，这一决策是以后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详细报告了第三军事计划的要点。他说：要“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战争负担加在敌人身上。“应准备若干次决定性的大的会战。”“今后仍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则可能增加。”“攻坚与野战互相结合。攻坚敌必增援，造成野战的机会。”他还强调了战役的协同性和战争的计划性。

对于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军事组织逐渐走向正规化、集中化。”人民解放军要“统一建制”。今后部队不得擅自增编，番号要全国统一排列起来，还必须建立若干正规制度。要朝建立特种部队的方向努力，特别是要建立炮兵，同时还要建立地方武装，精简后方机关。这一系列的论断，为解放军后来的正规化建设奠定了基础。11月，他为中央军委制定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规定全军进行整编，实行统一的编制和番号，以适应战争的发展，使我军向正规化方向大大前进了一步。

在此前后，他还为中央起草指示和批准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特种兵部队，为把我军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作出了开创性的努力。他还主持了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的制定工作，后来以中央军委命令予以颁布。

九月政治局会议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便相继发动了。在三大战役中，毛泽东是主要的决策者，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并具体组织实施。

辽沈战役中，林彪对打锦州产生了动摇。10月2日，周恩来代表周恩来签署作战命令。中央军委致电林彪、罗荣桓，“你们应靠自己的力量对付津榆段可能增加或山海关北援之敌，而关键则是迅速攻克锦州，望努力争取十天内外打下该城。”15日，锦州解放。

辽沈战役将近尾声时，蒋介石组织了一支快速部队，准备突袭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石家庄地区。10月24日，敌军由涿县南犯，这一紧急情况立即为我方地下工作者获悉，华北局城工部马上报告中央。当时我解放区腹心空虚，周恩来即与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联系，紧急命令军区所属三纵、七纵以最快速度，日夜兼程，赶到保定、石家庄沿线布防，正面阻击敌人，同时又部署保石沿线十几个县的地方武装做好一切准备，破坏敌人各交通要点以阻袭敌人。由于周恩来及时而又周密的布置，我军在地方武装和民兵的配合下迅速粉碎了敌人的偷袭阴谋，保障了我统帅部的安全。

在平津战役前夕，为了早日夺取太原并使傅作义集团抑留于平津地区，11月9日周恩来电令华北第二兵团准备由曲阳西进，协同华北第一兵团争取于12月15日前攻克太原，然后北返，会同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夺取平津。同时命令第三兵团停止执行攻打归绥（呼和浩特）的计划，以免傅作义部西退。这一系列指示，对抑留傅军主力于平津地区，从而取得平津战役的胜利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三大战役我军共歼敌155万人，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基本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得到解放。在三大战役中，周恩来除了协助毛泽东作战外，还承担了人民解放军的后勤供应的组织领导。他从兵员补充到武器弹药的生产和配备，从财政经费到物资供给，逐一作出细致的安排，在实践中逐步健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后勤供应体系。

在解放战争期间，周恩来长期以来一手建立的军事统一战线对战局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拥有兵权的原西北军将领中，除去冯治安、刘汝明、孙连仲诸人外，几乎都走上了起义或投诚的道路。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中，经我方人员反复争取，敌军吴化文部约3万人阵前起义，大大加快了济南战役的进程。淮海战役中，我军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部起义，为我军迅速切断黄百韬兵团退路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这些阵前起义的“飞将军”都是周恩来和董必武在龙潭虎穴中埋下的一支奇兵，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一时期，周恩来的军事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他于1948年春写的《军事原则》的提纲之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对毛泽东提出的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作了深入浅出、简洁透彻的概括，指出了各条原则的基本精神。第一条是“避强就弱”；第二条是“先面后点”；第三条是“歼敌为主，略地次之”；第四条是“一点两面的包围战，歼灭性打击。劣势中的优势，转入全体优势”；第五条是“无准备、无把握不打”；第六条是“勇敢牺牲，不怕疲劳”；第七条是“运动战与阵地战”；第八条是“区别攻城战的各种情况”；第九条是“主要补充在前线”；第十条是“间隙休整不要长”。

他同时指出，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的重要方法，除了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还应增加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内线与外线配合、节省人力、物力及弹药等五原则。此外，周恩来还预测了敌人可能采取的十个方面的对策。这篇提纲在随后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在和平谈判、统一战线、策反、战略方针的制定与战役计划的实施等多个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为新中国的成立所做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为了国家的安全，为改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发展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建立现代化的人民军队，呕心沥血，功勋卓著。

新中国建立初期，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主持着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战争爆发初，周恩来便预计到朝鲜战争将是一场持久复杂的战争，7月7日，周恩来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召开军委讨论保卫国防会议。当时，中国东北地区只有第四十二军在北满从事生产建设，兵力十分空虚，应付突发性事件的能力有限。因此，这次会议着重研究如何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迅速加强东北边防。朱德、林彪、聂荣臻、罗荣桓、谭政、萧劲光、萧华、滕代远、李克农、杨立三等都参加了会议。会上，周恩来传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成立东北边防军的决定，初步商定了边防军所辖部队、人数、指挥机构、人选、部署调整、车运计划、后勤保障、集结时间等。

7月10日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草案）。毛泽东批示照准。《决定》的主要内容是将作为军委战略预备队的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军、原在北满的第四十二军、炮兵、工兵、骑兵等特种部队若干师、团也分别开往边防地区组成东北边防军，以粟裕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以第五十兵团部为基础，组成新的兵团部，统辖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军，以邓华为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决定》还对后勤保障等作出了详细规定。这次调动涉及的范围较大，动用的兵力很多，其目的是能够应付突发性事件，做到有备无患。

8月26日，周恩来召开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的会议，参加的有朱德、林彪、聂荣臻、罗荣桓、萧劲光、萧华、杨立三等21人。周恩来在报告中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指出朝鲜已成为目前世界斗争的焦点，至少是东方斗争的焦点。指出，对朝鲜战争要有足够的准备，可能会长期化，但也要看到美国的弱点，只要我们做好准备就能战胜敌人，部队也要有长远规划。

对东北边防军，周恩来要求他们主要做好两项准备工作：一项是训练，一项是补充。9月3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向他们报告了近日拟定的《关于加强边防军的计划》。《计划》中准备将东北边防军兵力逐渐增加到11个军36个师，分为第一、二、三线部队，连同特种兵部队、后勤部队共约70万兵力。《计划》还对兵员补充、步兵师武器调整、弹药补充、炮兵增强、战车组织、空军、后方勤务等项事宜作出详细的部署。毛泽东当天指示：“同意。”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急剧变化，并开始威胁到中国安全。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在9月30日严正指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3日，周恩来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转告美国政府，美军不能越过“三八线”，否则中国不能坐视不顾。但美国军政首脑对来自中国的信息和警告，听而不闻，不屑一顾。10月7日，美军越过“三八线”北进。10月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居仁堂军委作战室主持会议，到会的有朱德、陈云、彭德怀、林彪、高岗、聂荣臻、杨尚昆等人。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出兵朝鲜的决定，然后就出兵的准备事项、出兵后美国可能同我国进入战争状态、台湾国民党军队的动作和我们的对策措施等，作了讨论和部署。

10月8日，周恩来赴苏联与斯大林会谈，向苏联陈述中国出兵的决策，并商请苏联出动空军支援和供应武器。在会谈后，斯大林答应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武器，还要计利息。尽管如此，但苏联提供的武器对志愿军作战还是起到了不少作用。

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周恩来从志愿军的编组、装备、兵员补充，一直到军工生产、交通运输和后勤保障以及作战指挥等等，全都亲自过向，亲自组织，夜以继日，整个战争的组织工作一直进行得有条不紊。

1951年7月，美国被迫同意停战谈判。周恩来亲自掌握战局发展和谈判的进行，采取边打边谈，以打为主，以打促谈的总得认判。同，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达成了停战协定。战争的胜利不仅保卫了全球，还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新中国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筹建了空军、海军和陆军的技术兵种，实现了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战略转变。

1949年11月空军正式组建。1950年4月，海军组建。同年8月至1951年3月，炮兵、装甲兵、防空兵和工程兵的领导机关也先后建立。在短时间内建立起这样多的军兵种及领导机关，确定体制编制以及人员、物资的调配，这样的工作是极其繁重的。对于这一切，周恩来都亲自过问，有时还参与具体组织实施，表明了周恩来对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的极度重视。

为实现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周恩来十分重视军队院校建设。1950年7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研究了军队学校的建设问题。会议决定全军创办一所综合性的陆军大学（后根据刘伯承的建议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10月23日，刘伯承奉命入京主持军事学院的筹建工作。在刘伯承到京后，周恩来3次接见他，明确指出军事学院的办校方针、课程安排、教学方法等。1951年1月，南京军事学院正式成立。在全军第一次院校会议后，根据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增建院校方案，到1957年，全军院校逐步形成了具有初、中、高相衔接、诸军兵种院校齐全完整的培训军官体系，对促进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为了改善我军的武器装备，发展国防尖端事业，周恩来为此也倾尽心血。1951年初，周恩来就任中央兵工委员会主任，积极组织武器生产与研制工作，迅速建立起了中国自制陆军武器弹药及空海军弹药的基础。1954年9月后，周恩来不再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但仍一如既往地关心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

1956年4月，周恩来召开专门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并亲自牵头负责筹备。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导弹研究设计院、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电子元件和器件研究设计院、航空研究设计院、舰船研究设计院以及其他武器装备的研究设计机构相继成立，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

1960年，针对苏联的背信弃义，周恩来又亲自主持重新制定了中国从1963年至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的10年规划，部署了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1962年周恩来又就任研究、试验导弹和核武器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主任，直接领导了原子弹、氢弹和导弹的研制工作。1964年10月16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周恩来在17日以国务院总理的名义郑重声明：“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声明，庄严地宣告了中国关于核武器问题的原则立场。

1964年10月16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剧组人员时高兴地宣布：“今日北京时间十五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

正是由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国在发展国防尖端技术和改进常规武器技术方面取得了

炸成功了！”重大成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中国的国防安全，周恩来为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纵观周恩来半个多世纪的光辉历程，他是中国共产党内从事军事工作最早、时间最长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他在创建人民军队、组织指挥历次革命战争、领导中国的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周恩来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他的军事著作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