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是否值得悼

对于明朝的批判自明亡之时起便未曾停歇，我也曾撰文多篇加以反思——但需强调：批判不等于厌恶，亦非情绪化的反感，而是基于理解之上的再审视。

然而，在批判过程中，有几种倾向值得警惕：

将文明体的命运简化为道德审判，将制度演化的过程等同于暴政的恒定，或将个体苦难的控诉升格为对整体文明价值的全盘否定。

此类思维虽情感充沛，却易陷入历史决定论的陷阱，遮蔽真实。

1、
回望14世纪那个破碎的东亚，我们方能理解明朝诞生的历史重量。
知乎上一位答主是这样说的：

朱元璋统一中国时，燕云十六州已被北方民族统治430年，中原核心地区失陷241年，云南脱离汉人政权更长达445年。在长期胡风浸染下，北方大片土地荒芜，甘肃人口稀少至无法单独建省，唯山东尚存较多聚居地。汉族社会四分五裂，文化认同几近瓦解。

正是在此背景下，朱元璋通过恢复汉制、融合南北、大规模移民实边、推行改土归流等举措，将一盘散沙的汉人群体重塑为具有共同政治与文化认同的共同体。从这个角度看，明朝重建“天下一家”的成就，不仅未被高估，反而长期被低估。它不只是一个王朝的肇始，更是一次文明的再生。称其“再造华夏”，实不为过。

试想：俄罗斯与乌克兰分离不过三十年，已然兵戎相见；朝鲜半岛分裂数十年，早已形同异国。

而明朝却在百年战乱后，重新整合了横跨万里、族群多元的庞大疆域——这一政治整合的难度与意义，远超后世想象。

2、
朱元璋的“严厉治国”常被斥为残暴，实则是在文明濒临崩溃之际的艰难抉择。元末百年战乱导致人口锐减、社会失序、伦理崩坏。新政权最紧迫的任务，是如何在废墟之上重建一个可治理的国家。
“知丁法”与“路引制”的本质，是试图将人口固定于土地，使身份清晰可查，从而构建一个便于征税、动员与监控的基层秩序。这并非出于对自由的敌视，而是在前现代技术条件下，对“可治理性”（governability）的极致追求。
这套看似僵硬的制度，意外为明代中后期的经济恢复奠定了基础：黄册里甲制度虽严苛，却维系了基层赋役体系近两百年；卫所军户虽艰苦，却在洪武至永乐年间有效保障了边疆安全与内部稳定。换言之，明初的高压政策并非“反社会”，而是在文明存续危机下，以近乎外科手术的方式强行缝合社会裂痕。
更需指出的是，限制人口流动并非明朝独创，而是贯穿帝制中国的基本治理逻辑——从秦汉“编户齐民”、唐代“坊市制度”，到宋代“保甲法”、清代“保甲连坐”，历代王朝无不将人口固定视为农业帝国稳定的前提。
因此，仅以“应给予人民自由”来苛责14世纪的实践者，实是以18世纪启蒙思想（如洛克、卢梭所倡）裁断前现代国家的治理困境。这种“进步主义”的回溯，看似正义，实则空洞，忽略了历史行动者所处的真实约束条件。

3、
张居正改革既非善政，亦非仁政，其核心目标是缓解嘉靖以来日益恶化的财政危机。其关键举措——“一条鞭法”全面推行赋役货币化，强制以白银纳税——虽短期见效，却埋下深远隐患。
明代本土几乎不产银，白银主要依赖海外输入（据估算，16–17世纪流入中国的白银达3–5亿两，九成以上来自美洲与日本）。国家由此丧失货币发行权，经济命脉逐渐落入江南士绅与海商之手。农民以实物生产为主，手中几无白银，只得在收成后低价售粮换银交税，屡遭中间商盘剥，实际负担反增。
明末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早已痛陈此弊。黄宗羲将历代赋役制度之弊概括为“三害”：
积累莫返之害：每次改革皆催生新杂派，赋役层层加码，终至积重难返；
所税非所出之害：田赋征银，而银非农产，商人趁机操纵粮价，农民“丰年犹苦，灾年立毙”；
田土无等第之害：不分土地肥瘠，统一税率，致贫者愈困。
后世史家将第一害称为“黄宗羲定律”。张居正改革虽整饬吏治、清丈田亩、太仓粟支十年、太仆寺银积至四百余万两，短期内显著缓解财政危机，却仍未跳出此一定律——制度修补未能触及根本结构。

4、

“藩王吃垮大明”之说流传甚广。嘉靖四十二年，御史林润上疏称：“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各王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山西、河南二省之粮，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

然而，明朝对宗禄早有应对之策：拖欠、压征、抛荒免征成为常态。

万历十年，怀仁王府六位奉国将军因21年未领禄米，“饥寒迫身，救死无策”。

崇祯七年，庆王方领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的宗禄，拖欠竟达36年。

据黄宇嘉《明代宗禄问题之研究》统计：“明代宗禄数额尽管不小，但由于其总额从未超过明代财政总收入的 10%，故其对明代财政的损害相当有限。”

因此，将明朝财政崩溃主要归咎于宗禄负担，恐有失公允。

5、

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顾炎武主张“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唐甄直斥“凡为帝王者皆贼”——这些石破天惊之论，并非源于对明朝的背叛，恰恰出于对其对明朝的忠诚与痛惜。

然而，他们的方案仍被锁死在儒家框架之内：黄宗羲寄望“学校议政”以限君权，顾炎武试图在郡县制中注入分封精神，却均无法突破“家天下”的根本逻辑。他们看清了病根，却开不出新药方——因为整个文明的知识体系、权力结构与社会想象，皆被帝制模式所固化。

明朝的灭亡，因此不仅是政权更迭，更是帝制文明自我修复能力的最终破产。清朝虽续国祚，却以更严密的文字狱、更僵化的八旗制度、更封闭的对外政策，将文明进一步固化。明末那一线思想曙光，就此湮灭于“康乾盛世”的铁幕之下。

松江士人吴履震（1587–1657）在其《五茸志逸》中怀念元代，表面称“赋税轻”，深层实是对文明自主性丧失的绝望。元代江南虽无科举，却有相对宽松的社会空间；明代虽开科取士，却以严密控制换取上升通道。他选择前者，实是以“少管我”对抗“管死我”——这种无奈的选择，折射出帝制晚期百姓始终只是“被治理者”，而非文明的主人。

然而，明朝的复杂性正在于此：它既制造牢笼，也留下缝隙。

科举制度常被诟病为思想桎梏，但明代进士出身却惊人多元：张居正出身军户；南北锦衣卫共出247名进士；严嵩家为匠户；太医院在职医官可应试登第；正统十三年一科，儒、释、道三家同榜；另有小吏、厨师、盐户（明代盐户进士达387人）等边缘群体跻身仕途。这说明，科举仍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社会阶层的有限流动。

在制度重压之下，明朝依然孕育了属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广东吴川士人陈瞬在南明乱世中写下《乱离见闻录》，深情追忆万历末至崇祯初年的太平岁月：

“我生在万历四十六年……那时正值太平盛世，各地安乐富足，我家又在海边鱼米之乡。一斗米不到二十文钱，一斤鱼一二文钱，十颗槟榔二文钱，十捆柴一文钱，一斤肉或一只鸭六七文钱，一斗盐三文钱，样样便宜。穷人也能安稳生活，徭役少，赋税轻，一石米一年只交一千文税。每年两季收成，种田人吃得饱，读书人喜欢诗文，工匠商人各行业都自在安乐，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呢？”

这段文字如一幅晚明市井画卷，鲜活呈现了和平年代普通人所能享有的富足与安宁。这“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日常，才是明朝最值得珍视的底色——不是紫禁城的琉璃瓦，而是吴川海边一斗米的价格；不是万历皇帝的龙椅，而是渔夫卖鱼所得的一两文钱。

诚然，马懋才、陈其猷、黄槐开等人奏疏揭示了明末民生之惨烈。反面案例俯拾皆是。但即便在高压之下，明代经济仍达惊人繁荣。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写道：

“人们生活所需的一切，无论是日常用品还是精巧奢侈品，在这个王国都有丰富出产，无需从外国进口。我甚至想说，欧洲有的一切，在中国几乎都能找到。”

最后。

悼明，不是为专制辩护，而是拒绝将历史简化为忠奸善恶的戏码。明朝并非天堂，亦非地狱，而是一个在理想与现实、控制与活力、压迫与韧性之间不断博弈的真实文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