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哥一家4口蹭我车回家，在服务区点菜花掉320元让我买单，我笑了

高速服务区的餐厅里，人声嘈杂，混着食物的香气和空调沉闷的嗡嗡声。我看着桌上那张320元的结账单，油腻的纸上印着一串菜名：红烧狮子头、糖醋里脊、干锅花菜……都是些硬菜，分量十足。表哥钱卫东把单子往我面前一推，笑容满面，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亲热：“启明，你来吧，我们一家子都指着你了。”

他老婆孙小琴在一旁用牙签剔着牙，漫不经心地附和：“就是，启明现在是大老板了，一趟油钱都不少，还在乎这点饭钱？”她那双描得精细的眼睛瞟了我一眼，像是在估量我口袋的深度。他们的两个孩子，一个十岁，一个七岁，正拿着鸡腿在嘴边啃得满是油光，对我这边的情况毫不关心。

我拿起那张轻飘飘却分量不轻的单子，指尖能感觉到那层薄薄的油。我没有看钱卫东，也没有看孙小琴，我的目光越过他们，投向了窗外。高速公路上，车流像一条不知疲倦的铁色河流，奔向各自的目的地。每一辆车里，都装着一个或几个家庭的故事，装着他们的奔波与期盼。

几秒钟的沉默，让餐厅里的嘈杂都仿佛退去了。钱卫东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孙小琴剔牙的动作也停了下来。

然后，我笑了。

不是冷笑，不是苦笑，也不是愤怒的笑。那是一种发自肺腑的、带着点荒唐和释然的笑。笑声不大，但在我们这一小方桌子上，却显得格外清晰。我一边笑着，一边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抽出四张红色的钞票，递给了站在一旁的服务员。服务员接过钱，用一种混合着同情和好奇的眼神看了我一眼，转身去找零。

我把找回的零钱揣进口袋，站起身，平静地说：“吃好了吧？吃好了就上路吧，天黑前还得赶到家呢。”

钱卫东和孙小琴面面相觑，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像是被我这突如其来的笑搞蒙了，又像是在揣测我这笑声背后的含义。他们大概以为，我会像往常一样，默默地付钱，然后把所有的不快都咽进肚子里。

他们错了。这一次，有些东西，在我心里，已经随着这阵笑声，彻底了断了。

01

事情要从三天前说起。

那天下午，我正在自己的木工作坊里打磨一张卯榫结构的长凳。作坊里弥漫着柏木独有的清香，阳光从高窗斜射进来，在空气中切出一道道光尘舞动的轨迹。刨花在地上堆成柔软的小山，每一件工具都在它该在的位置上，泛着温润的光。这里是我的世界，一个用规矩、耐心和心血构筑起来的世界。

手机响起来的时候，我正用一块细砂纸处理凳子腿的弧度，那弧度要像女人的脚踝，圆润又带着筋骨。我吹了吹上面的木屑，才腾出手来接电话。

“喂，启明啊！忙着呢？”电话那头，是表哥钱卫东标志性的、过分热络的声音。

“嗯，在干活。哥，有事？”我言简意赅。我和这位表哥，血缘上近，心理上远。他是舅舅家的独子，从小就被惯得油滑，总想着走捷径，看不起我们这种靠手艺吃饭的“死脑筋”。

“哎呀，你看你这话说得，没事就不能给你打个电话联络联络感情了？”他哈哈笑着，但我能听出那笑声里的铺垫，“是这么个事儿，你嫂子单位放假，我们寻思着带孩子回老家看看咱妈。这不，一查火车票，我的天，又贵又难抢。我琢磨着，你不是正好过两天也要回来吗？你那车那么大，空着也是空着，捎我们一家四口，不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嘛！”

我停下了手里的活，靠在工作台上。窗外的阳光有点刺眼，我微微眯起了眼睛。

捎他们一家四口。他说得轻巧，像是在说顺路买棵白菜。从我所在的城市到老家，五百多公里，开车要六七个小时。我那辆SUV空间确实不小，但坐上五个大人（孙小琴体型不小）和两个正是好动年纪的孩子，再加上他们一家子“回娘家”必定会带的大包小包，这一路会是什么光景，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我沉默了片刻，脑子里闪过母亲的脸。母亲和舅舅家关系一直很好，她总说，亲戚之间，能帮衬就帮衬一把。父亲在世时，也常教育我，人情大过天，尤其是自家人。可父亲也说过另一句话：斗米养恩，石米养仇。

“启明？喂？在听吗？”钱卫东在那头催促道。

“在听。”我叹了口气，“哥，我这边回去有批货要顺路带给客户，可能没那么多地方放行李。”我试图委婉地拒绝。

“嗨！那算个啥事！我们少带点就是了！主要是人能回去就行。再说了，你那点木头疙瘩能占多大地方？启明，当哥的求你一回，你就当帮哥个忙。这大过节的，一家人就是要齐齐整整的嘛。”他把“一家人”三个字咬得特别重。

我仿佛能看到他拍着胸脯，信誓旦旦的样子。他的话术总是这样，先用感情绑架，再把你的困难说得不值一提。我捏了捏眉心，作坊里的柏木香气似乎也压不住心里的那点烦躁。

最终，我还是答应了。不是因为他的花言巧语，而是因为我不想让母亲在舅舅面前难做。挂了电话，我看着那张即将完工的长凳，凳面光滑如镜，倒映出我有些疲惫的脸。我对自己说，赵启明，就这一次，看在母亲的面上。

我没想到，这一次，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2

出发那天，天刚蒙蒙亮，我把车开到钱卫东家楼下。他家住在一个老旧的小区，楼道里堆满了杂物。我按了门铃，开门的是孙小琴，她穿着睡衣，头发乱糟糟的，一脸没睡醒的烦躁。

“来了？进来吧，还没收拾好呢。”她侧身让我进去，屋里一片狼藉。

客厅里，三个大行李箱摊开着，衣服、特产、孩子的玩具扔得到处都是。钱卫东正费力地想把一件羽绒服塞进已经鼓囊囊的箱子里，两个孩子在沙发上打闹，把薯片碎屑撒了一地。

“启明来了！快坐快坐！”钱卫东抬起头，抹了把汗，热情地招呼我。

我看着那三个几乎要爆炸的行李箱，皱了皱眉：“哥，不是说少带点东西吗？”

孙小琴听见了，从卧室里走出来，手里还拿着一堆化妆品，没好气地说：“这还少啊？回趟家，给老的买的，给小的买的，哪样能少？我们不像你，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我们这是一家子，人情世故都要顾到。”

她的话像根软刺，扎得人很不舒服。我没再说什么，默默地帮钱卫东往下搬行李。三个大箱子，两个大背包，还有一个装满了零食的塑料桶。我那SUV的后备箱，被塞得严严实实，连一丝缝隙都没剩下。我原本准备带给客户的那几件精心雕刻的小摆件，只能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副驾驶的脚下。

一家人终于上了车。孙小琴坐在副驾，一上来就把座椅调到最靠后，几乎躺了下去，嘴里还抱怨着：“哎哟，你这车也不行啊，坐着真累。卫东，等咱们换车，一定要换个大奔，那才叫享受。”

钱卫东在后座一边管束着两个吵闹的孩子，一边赔笑：“快了快了，等我那个项目谈下来，别说大奔，换个房车都行！”

两个孩子在后座上又吃又喝，很快，我刚洗干净的车里就弥漫着一股饼干、牛奶和果汁混合的甜腻气味。小儿子钱子昂不小心把一瓶酸奶洒在了皮质座椅上，黏糊糊的一片。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孙小琴只是不咸不淡地说了句：“子昂，小心点！”然后转头对我，“启明，不好意思啊，小孩子不懂事。回头你拿去洗洗就行了，花不了几个钱。”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深吸一口气，把涌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我告诉自己，忍耐，为了母亲。

车子汇入高速的车流，城市被甩在身后。钱卫东开始在后座高谈阔论，从国家大事到他的“生意经”，唾沫横飞。他说我守着个木工作坊没出息，一辈子就是个手艺人，赚不了大钱。

“启明啊，不是我说你，你这手艺是不错，可现在是什么时代了？是资本运作的时代！你得学会用钱生钱，而不是用手生钱。你看我，最近在跟一个大老板谈一个新能源的项目，前期投入是大了点，可一旦上市，那就是几个亿的回报！”他讲得眉飞色舞，仿佛那几个亿已经装进了他的口袋。

我听着，不置可否。我知道他的底细，这些年折腾过P2P，搞过微商，开过奶茶店，没一个成的，还欠了一屁股债。他所谓的“项目”，不过是画在纸上的大饼。

孙小琴在旁边帮腔：“可不是嘛！我们家卫东就是脑子活。启明你就是太老实了，守着你那些木头疙瘩，能当饭吃啊？”

我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淡淡地说：“能。不但能当饭吃，还能让我睡得踏实。”

车里的空气瞬间安静了下来。孙小琴的脸拉得老长，钱卫东也尴尬地咳嗽了两声，不再说话。

我知道我的话让他们不高兴了。但那一刻，我必须说。那是对我所从事的职业，对我父亲传下来的手艺，最起码的尊重。我的父亲，一个老木匠，靠着这门手艺，堂堂正正地养活了一家人，也教会了我，做人要像做木工活一样，一榫一卯，都要对得起良心。

03

车子在高速上平稳地行驶着。那阵小小的交锋过后，车里的气氛变得有些微妙。钱卫东和孙小琴不再高谈阔论，只是偶尔低声交谈几句，或者训斥一下吵闹的孩子。

我乐得清静，专心开车。窗外的景物飞速倒退，田野、村庄、远山，像一幅幅流动的画。我想起了我的作坊，想起了那块还没打磨完的柏木。和木头打交道久了，人的性子也会变得沉静。木头不会说谎，纹理是它的过往，质地是它的品格，你用多少心，它就回报你多少温润。

而和人打交道，尤其是和钱卫东这样的亲戚打交道，却总是让我感到疲惫。你得时刻分辨话里的真假，应付那些言不由衷的客套和暗藏机锋的试探。

“爸爸，我饿了！”后座的钱子悦奶声奶气地喊道。

“我也饿了，我要吃汉堡！”钱子昂跟着起哄。

孙小琴看了看手机，对我说：“启明，前面有个服务区，停一下吧，孩子们饿了，我们也下去活动活动。”

我看了眼导航，点头应允：“好，前面五公里就是泰安服务区。”

这个服务区规模很大，停车场几乎都满了。我找了个车位停好，刚熄火，钱卫东一家就像被放出笼子的鸟，迫不及待地推门下车。

“哎哟，可憋死我了！”孙小琴伸着懒腰，抱怨道，“你这车开得也太慢了。”

我没理她，这一路为了安全，我一直保持在110公里/小时左右的速度，不快不慢。

服务区的综合楼里人来人往。钱卫东大手一挥，指着一家看起来最气派的中餐厅：“走，咱们去那儿吃，坐了半天车，得吃点好的补补。”

我本想说就在便利店买点面包泡面凑合一下，赶路要紧。但看着两个孩子眼巴巴的样子，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想，一顿饭而已，花不了多少钱，没必要在这种事上计较，显得我小气。

就是这个“没必要计较”的想法，让我见识到了人性的另一面。

餐厅是自助点餐的模式，墙上挂着菜品的图片和价格，一目了然。我以为他们会考虑价格，毕竟是在高速服务区，东西贵是常识。

然而，我再次高估了他们。

孙小琴拿着菜单，像是在逛奢侈品店，指指点点：“这个红烧狮子头看着不错，来一份。哎，卫东，你看这个糖醋里脊，子昂最爱吃，点上。还有这个干锅，闻着就香……”

钱卫东在一旁点头如捣蒜：“点，都点上！难得出来一趟，不能亏了孩子。启明，你喜欢吃什么，也点啊，别客气！”他嘴上说着“别客气”，眼睛却根本没看我。

我看着他们点的菜，心里开始往下沉。红烧狮子头，68元；糖醋里脊，58元；干锅花菜，48元……他们点的全是菜单上价格偏高的硬菜，而且丝毫没有节制的打算。两个大人，两个小孩，他们点了足足五个菜，外加一份汤和四碗米饭。

我站在一旁，一句话也没说。我只是看着，看着孙小琴熟练地在点餐机上操作，看着钱卫东在一旁指点江山，仿佛他才是那个买单的人。那一刻，我心里突然涌上一股强烈的荒谬感。

他们不是不知道服务区的东西贵，他们只是觉得，这钱，反正不是自己出。

菜很快就上齐了，满满当当摆了一大桌。钱卫东和孙小琴招呼着孩子大快朵颐，自己也吃得不亦乐乎。

“嗯，这狮子头味道可以，肥而不腻。”钱卫东夹了一大块，吃得满嘴流油。

“这鱼香肉丝差点意思，没有我们楼下那家馆子地道。”孙小琴品评着，像个美食家。

两个孩子更是把餐桌当成了战场，筷子和勺子在盘子里敲得叮当响，米饭和菜汤洒得到处都是。

而我，端着一碗白米饭，几乎没怎么动筷子。不是不饿，而是没有胃口。我看着眼前这狼吞虎咽的一家人，心里五味杂陈。我想起我父亲，他也是个木匠，一辈子省吃俭用，供我读书，教我手艺。他常说，做人不能占小便宜，占来的便宜，早晚要用别的东西去还。

这顿饭，他们吃得心安理得，吃得理直气壮。仿佛我这个开车的司机，就该理所应当地承担起他们所有的开销。

饭局的最后，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钱卫东把那张320元的账单推到我面前，脸上带着那种让我无比熟悉的、理所当然的笑容。

那一刻，我看着他，看着他因为饱餐而泛着油光的脸，看着他眼神里毫不掩饰的算计。积压了多年的情绪，从答应捎他们开始的憋闷，到车上的忍耐，再到点餐时的失望，在这一瞬间，全部汇集到了一起。

然后，我笑了。我笑我自己的愚蠢，笑我一次次用“亲情”和“母亲的面子”来麻痹自己，容忍着他们的得寸进尺。我笑这世间人情的荒诞，血缘关系，有时候并不能拉近人心的距离，反而会成为一方肆意索取、另一方无奈付出的枷锁。

那320元，我付了。但这笔钱，买下的不是一顿饭，而是我的一个决定。

04

回到车上，气氛和来时截然不同。

孙小琴不再抱怨车子坐着不舒服，钱卫东也不再吹嘘他那虚无缥缈的“大项目”。两个孩子或许是吃饱了犯困，也或许是察觉到了大人之间凝滞的空气，都安静地靠在后座上，不再吵闹。

车里只剩下发动机的低鸣和轮胎压过路面接缝时发出的“咔哒”声。

我目视前方，专心开车。我的心却异常平静，像暴风雨过后的海面。那个在服务区餐厅里做出的决定，在我的脑海里愈发清晰和坚定。

钱卫东几次试图开口打破沉默。

“呃，启明，刚才那家餐厅的菜……味道还行吧？”

我“嗯”了一声，没有多余的话。

他又干咳了两声，说：“这高速开着就是快，估计再有三个小时就到了。”

我依旧只是“嗯”了一声。

我的冷淡像一堵无形的墙，把他所有试图缓和气氛的努力都挡了回去。他终于识趣地闭上了嘴。孙小琴则从头到尾都扭头看着窗外，用后脑勺对着我，摆出一副“我很高兴”的姿态。

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大概觉得我因为那320块钱生气了，觉得我小气、不大度。在他们看来，亲戚之间，这点钱算什么？他们永远不会明白，压垮我的不是那320块钱，而是这笔钱背后所代表的，那种长久以来被漠视、被利用、被当成理所当然的感受。

我的思绪飘回了很多年前。

那时候我还小，父亲的木工作坊就在家里的小院里。夏天的傍晚，院子里的老槐树下，父亲会一边喝着凉茶，一边给我讲鲁班的故事。而钱卫东，比我大几岁，每次来我家，眼睛总是在我的那些木头玩具上打转。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我用一块上好的楠木，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给自己刻了一匹小马。那匹马，线条流畅，神气活现，是我最珍爱的宝贝。钱卫东看到了，非要拿他那个从商店买的塑料变形金刚跟我换。

我不肯。那匹小马是我一刀一刀刻出来的，是我的心血。变形金刚虽然新奇，但在我眼里，远不如我的小马珍贵。

钱卫东软磨硬泡不成，就趁我不注意，把小马抢了过去。我追着他要，他一边跑一边喊：“不就是一块破木头嘛，有什么了不起的！小气鬼！”在院子里追逐的时候，他“不小心”摔了一跤，那匹楠木小马被他重重地压在身下，一条马腿当场就断了。

我当时就哭了，哭得撕心裂肺。

父亲闻声出来，问明了情况。他没有骂钱卫东，只是把他拉到一边，拿起那匹断了腿的小马，对他说：“卫东，你看，这匹马，它的每一道纹路，都是启明用心刻出来的。你手里的这个玩具，是机器做的，一分钟能做出来几百个。但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你弄坏的，不是一块木头，是别人的心血。你不懂这个道理，以后就要吃大亏。”

当时钱卫东懂没懂，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后来的人生，确实一直在吃“不懂尊重”的亏。他看不起我父亲的手艺，也看不起我的坚守。在他眼里，所有需要花费时间和心血去打磨的东西，都是“死脑筋”，都不如投机取巧来得快。

而我，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不仅仅是这门手艺，更是那份对“心血”的敬畏。无论是对我自己的作品，还是对别人的劳动。

所以，我尊重每一个靠自己双手吃饭的人。但钱卫东一家，他们不懂得尊重。他们不尊重我的时间，不尊重我的劳动（开车也是一种劳动），不尊重我这个人。他们把我当成一个可以随意使用的工具，一个可以随时提款的钱包。

车子仪表盘上的油量指示灯开始闪烁。我看了眼导航，下一个服务区在十公里外。

我打了一下右转向灯，平稳地将车驶离主路，开进了那个名为“云梦”的服务区。

05

“怎么又停了？不是刚吃过饭吗？”孙小琴不耐烦地问。

“车要加油了。”我言简意赅地回答，把车停在了加油站的油枪旁。

工作人员过来加油的时候，我对钱卫东说：“哥，你们先下车活动一下吧，加满油要一会儿。”

他们一家四口依言下了车。钱卫东伸着懒腰，孙小琴则拿出小镜子补妆，两个孩子在旁边追逐打闹。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我的表情和之前有什么不同。

我加满了油，把车开到旁边的停车位上，然后去便利店结了账。结完账，我没有立刻回车上，而是走到了服务区的长途客运售票窗口。

这个服务区很大，兼具客运中转站的功能。窗口上方的电子屏上，滚动播放着发往省内各地的班车信息。我很快就找到了开往我们老家县城的班车，最近的一班，四十分钟后发车。

我走到窗口，对售票员说：“你好，买四张到安平县的车票，最近的一班。”

“两张全价，两张半价，是吗？”售票员抬头看了我一眼。

“对。”我点头，从钱包里抽出钱递了过去。

拿着那四张还带着油墨香气的车票，我的手心微微有些出汗。我知道，接下来将是一场无法避免的风暴。但我心里没有丝毫的犹豫和退缩。有些脓疮，早晚要挤破，长痛不如短痛。

我拿着车票，走回到我的车旁。钱卫东一家已经玩闹够了，正准备上车。

“加好了？走吧走吧，天快黑了。”钱卫东拉开车门，催促道。

我没有动，只是站在车门边，看着他。

“哥，”我开口，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我就送到这儿了。”

钱卫东正要坐进车里的动作僵住了，他回过头，一脸愕然地看着我：“你说什么？”

孙小琴也愣住了，抱着胳膊，一脸看的表情：“赵启明，你发什么疯？”

我没有理会她的质问，只是把手里的四张车票递到钱卫东面前，平静地说：“这里有长途汽车站，我给你们买好了回家的车票，四十分钟后发车。从这里坐大巴回去，也就三个多小时，很方便。”

我的话音刚落，现场就像被投入了一颗炸弹。

06

“赵启明！你这是什么意思！”钱卫东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他一把推开车门，冲到我面前，声音陡然拔高，“你把我们一家人扔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你安的什么心！”

孙小琴也冲了过来，双手叉腰，像一只斗鸡：“好你个赵启明，不就是一顿饭三百多块钱吗？你至于吗？为了这点钱，连亲戚都不认了？你这心眼儿比针尖还小！我算是看透你了！”

她的声音尖利刺耳，引得周围一些司机和旅客纷纷侧目。两个孩子被这阵势吓到了，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一时间，指责声、哭喊声混杂在一起，场面混乱不堪。

我站在风暴的中心，却出奇地冷静。我没有像他们一样咆哮，也没有急着为自己辩解。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看着他们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

等他们稍微停歇了一下，我才缓缓开口，声音不大，但足以让每一个人听清：“哥，嫂子，这件事跟那顿饭的320块钱，有关系，但又没关系。”

“你少在这儿绕弯子！”钱卫东怒吼道。

“我没绕弯子。”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哥，我开六七个小时的车，搭上油钱、过路费，请你们一家人回家，我不图你们一句感谢，因为我们是亲戚。但是，亲戚之间，更应该懂得相互尊重。”

“从上车开始，嫂子就嫌我的车不好，你们把我的车当成垃圾场，酸奶洒在座椅上，一句‘回头洗洗就行了’。一路上，你跟我说我这手艺没出息，赚不了大钱。到了服务区，你们点菜的时候，有没有问过我一句想吃什么？有没有考虑过这里的东西比外面贵？你们没有。因为在你们心里，我赵启明，就该为你们做这一切。我的人，我的车，我的钱，都是理所应当被你们消费的。”

我的话像一把刀，精准地剖开了他们用“亲情”包裹的自私和贪婪。

孙小琴的脸一阵红一阵白，还想嘴硬：“我们……我们那是跟你不见外！把你当自家人！”

“自家人？”我笑了，这次是冷笑，“嫂子，自家人是懂得心疼人，而不是把人当冤大头。我父亲教我做木工，第一课就是‘认料’。什么木头做什么用，不能错位。做人也一样，要认清自己的位置，也要认清别人的位置。我赵启明，是你们的表弟，不是你们的司机和钱包。”

我顿了顿，把车票塞进钱卫东的手里，然后转身打开后备箱。

“你们的行李，我帮你们拿下来。车站就在那边，走过去五分钟。这几张票的钱，不用还了，就当我这个当弟弟的，最后再为你们做的一点事。”

我的动作干脆利落，没有丝毫拖泥带水。我把那三个沉重的行李箱和两个大背包一一搬到地上。每搬下一件，我心里就轻松一分。仿佛卸下的不是行李，而是多年来压在我心头的一块块巨石。

07

钱卫东和孙小琴彻底傻眼了。他们可能设想过我会抱怨，会争吵，但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我会用这种釜底抽薪的方式，如此决绝地结束这一切。

“赵启明，你……你敢！”钱卫东指着我，气得浑身发抖，“你把我们扔在这，你看我回去怎么跟舅舅说！怎么跟你妈说！你看家里的长辈怎么骂你！”

他又搬出了“长辈”这座大山，这是他最后的武器。

“随便你怎么说。”我关上后备箱门，淡淡地回应，“我做我该做的，说我该说的。至于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我已经不在乎了。人活一辈子，总得为自己活得舒心一点。”

我拉开车门，坐进了驾驶室。孙小琴见状，扑上来想拉车门，被我迅速锁上了。她拍打着车窗，嘴里骂着各种难听的话。钱卫东则站在一旁，脸色铁青，手里紧紧攥着那四张车票。两个孩子哭得更凶了，抱着孙小琴的大腿，场面狼狈不堪。

我没有再看他们一眼。我启动了车子，挂上档，缓缓地驶离了停车位。

从后视镜里，我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孙小琴还在原地跳脚叫骂，钱卫东则颓然地站在行李旁边，像一只斗败的公鸡。

我不知道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办，是拉着行李去坐大巴，还是打电话向别的亲戚求助。但这已经不关我的事了。我斩断的，不仅仅是这一段令人疲惫的旅途，更是一段畸形的、不对等的亲戚关系。

车子重新汇入高速的车流。夕阳正从西边的天际线沉落，将整个天空染成了瑰丽的橙红色。我的车里，没有了吵闹和抱怨，只有音乐在静静流淌。那股从上车时就一直盘踞在我心头的憋闷和烦躁，此刻已经烟消云散。

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解脱。

是的，也许母亲会因此责备我，舅舅一家会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其他的亲戚朋友或许会说我做得太绝，不近人情。

但那又如何呢？

我不是圣人，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手艺人。我信奉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尊重和理解。当这些底线被一次次践踏的时候，我选择后退，选择离开。这不是绝情，而是自保。

我掏出手机，用蓝牙耳机给妻子拨了个电话。

“喂，老婆，我往回走了。”

“啊？怎么回事？不是说好回老家吗？”妻子的声音充满了惊讶。

我把服务区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我甚至能听到她平稳的呼吸声。

良久，她才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心疼：“启明，你早就该这么做了。委屈你了这么多年。”

听到她的话，我的眼眶一热，差点掉下泪来。这世上，有一个人能懂你，比什么都重要。

“不委屈。”我说，“我现在觉得……特别痛快。”

是的，痛快。就像用一把锋利的刨刀，将一块朽木上腐烂发黑的部分，干净利落地刨去，露出下面坚实、清香的木心。

08

车子在夜色中行驶。高速公路两旁的路灯，像一串串珍珠，连绵不绝地伸向远方。我把车窗摇下一点，晚风带着乡野的气息吹进来，清冽而提神。

我没有直接回我所在的城市，而是在下一个出口下了高速，把车开向了另一条路。那条路的尽头，是我父亲的墓地。

墓地在村子后面的山坡上，很安静。我把车停在山脚下，提着一瓶酒，借着月光，一步步走上那条熟悉的小路。

父亲的墓碑前，很干净，看得出母亲经常来打扫。我把酒倒在杯子里，洒了三杯在地上，然后自己也坐下来，靠着墓碑，喝了一口。

酒很烈，像一团火，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爸，我今天做了件事。”我对着冰冷的石碑，轻声说，“我把钱卫东一家，扔在半路了。您会不会觉得，我做错了？您总教我，亲戚之间要相互帮衬，要大度。”

夜风吹过松林，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回应我。

我自顾自地继续说：“可我又觉得，我没做错。您也教过我，做人要有根骨，就像这木头，得有木心。没了心，就成了烂木头，做不成任何东西。这些年，我一直让着他们，忍着他们，我以为这是维系亲情。可到头来，我发现我错了。我的忍让，没有换来他们的尊重，只换来了他们的变本加厉。我感觉我的‘心’，快被他们磨没了。”

我仰头，又喝了一大口酒。月光洒在我的脸上，冰冰凉凉。

“爸，我还是喜欢跟木头打交道。它实在，不骗人。你对它好，它就给你温润的光泽。你敷衍它，它就给你粗糙的裂痕。多公平。我以后，就想好好守着您的作坊，做点自己喜欢的东西，陪着我老婆，过点清净日子。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情，我不想再应付了。”

说完这些，我心里最后的一点疑虑和不安，也彻底消散了。我仿佛看到父亲就坐在我对面，像小时候一样，拍着我的肩膀，用他那双布满老茧却异常稳定的大手，对我说：“启明，做得对。人，不能活得太憋屈。”

我在墓前坐了很久，直到那瓶酒喝完，直到月上中天。

下山的时候，我的脚步很稳。

第二天一早，我回到了我的作坊。推开门，那股熟悉的柏木香气扑面而来，让我感到无比的安心。阳光依旧从高窗斜射进来，一切都和我离开时一样，宁静而有序。

我走到那张未完成的长凳前，用手抚摸着它光滑的表面。我想，生活就像做一张凳子，需要打磨，需要取舍，需要把那些不合适的部分，坚决地去掉。只有这样，最后留下的，才是最坚固、最舒服，也最对得起自己内心的样子。

至于钱卫东一家，后来我从母亲断断续续的抱怨中得知，他们那天最终还是坐上了那趟大巴，在深夜里回到了老家。舅舅为此大发雷霆，在电话里把我骂了一通。母亲也埋怨了我好几天。

但我没有再解释什么。有些事，懂的人自然懂，不懂的人，说再多也无用。

从那以后，我和表哥一家的联系，彻底断了。我的生活，也因此清净了许多。

有时候，失去，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获得。那320块钱，是我为一段早已腐朽的关系，付出的最后一点奠仪。而我得到的，是海阔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