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向毛主席求情，希望宽大处理陈璧君，陈：我情愿监狱度余生

1959年冬天，一位68岁的老人悄悄地走了。

地点是上海提篮桥监狱，时间是凌晨三点，天还没亮，北风刮得门窗作响。

守夜的狱警记得很清楚，那晚她几乎没合眼，咳得厉害，嘴唇干裂，眼神却还很清醒。

她叫陈璧君。

曾是汪精卫的夫人，南京伪政权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曾是孙中山麾下的革命者，早年间在同盟会东京总部任职，干得一丝不苟。

她参与策划暗杀摄政王载沣，跟汪精卫一同闯过枪林弹雨。

那时候他们是理想主义的年轻人，满脑子都是“救国”。

可谁都没想到，几十年后，她会以“女汉奸”的身份死在监狱里。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要从1949年说起。

新中国刚刚成立，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

宋庆龄和何香凝在会后找到了毛泽东，提出一个看起来挺不合时宜的请求——为陈璧君说情。

宋庆龄和陈璧君早就认识。1907年，她们都还只是满怀激情的女青年，在海外支持辛亥革命。

同在一个圈子里打拼多年，彼此熟得很。

何香凝说：“她跟着汪精卫做了错事，但她不是主谋。

身子也不好，看在老交情上，能不能宽大处理？”

毛泽东听完没马上表态。

几天后，他回复：“只要她愿意认罪，政府可以考虑特赦。”

但陈璧君拒绝了。

当时何香凝还亲手写信劝她：“你是我们姐妹，写个认罪书出来，以后去上海或北京，咱们还能见见。”信送进去几天后，陈璧君回信了，语气很冷：“共产党让我认罪，不就是那一套，说我是汉奸、卖国贼。

但我从来不觉得我有卖国。

真正的卖国贼，是蒋介石。”

她字写得很工整，末尾还加了一句：“我情愿在监狱里过完这辈子，也不会低头。”

她不是说说而已。

此前在南京受审时，她就这么说过：“我有受死的勇气，但没有坐牢的耐性。

你们要杀我，请快点。”法官都愣住了。

她说得很清楚：“汪精卫根本没有卖国。

他控制的土地，是日本打下来的，他只是从日本人手里要回来。

你们说他出卖国家，但重庆政府连这一寸地都没能守住。”

这个观点在那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旁听席上甚至有人鼓了掌。

那会儿国民党抗战消极、民怨四起，不少人对汪的“曲线救国”还有些模糊的认知。

可是不管她怎么说，法庭还是判了她无期徒刑。

她不服，但也不上诉：“上诉？那是骗三岁小孩的。”

其实，从1945年被捕到1959年去世的这十几年里，她的态度有过变化。

刚被捕那会儿，她还挺强硬，说话带刺。

可时间久了，心态也慢慢变了。

她开始读书，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人民民主专政》，还抄写下来反复看。

她说：“这本文章我读了八遍，还不够，我抄下来天天看。”

她甚至开始叫狱警“同志”。

但她始终没写那份认罪书。

她不认自己是汉奸。

她认定自己是为了国家走了一条不同的路，错不在自己。

那会儿，南京法庭给她定了五条罪名：陷害同志、断绝外援、与敌共谋、主持特务活动、任人唯亲。

这些罪名都不是空穴来风。

她确实在广东主持过伪政权的运作，掌握实权。

她不是个边缘人物，也不是单纯跟着丈夫走的人。

她懂政务，有手腕，也敢担事儿。

有人说她是“汪伪政权的女总理”，这话虽不中听，但也不是完全没根据。

而她自己，也从不否认这些事。

她只是觉得，“卖国”这两个字，不该落在她头上。

在狱中，她曾说过一句话：“我知道我是谁，我做过什么，不需要去求谁原谅。”

她的身子一直不好，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基本是靠药物维持。

即便这样，她也很少叫苦。

提篮桥监狱的医生后来回忆：“她挺硬气的，不肯麻烦人，有时候病得起不来，也不出声。”

1959年冬天，她病情突然加重。

那几天她一直在看一篇文章，就是毛泽东的《论人民战争》。

她说：“我以前不懂，现在懂了。”

可惜，那年冬天太冷了，药也不顶用了。

她走得很安静，没人通知媒体，也没有公开的处理公告。

只做了简单的火化登记，骨灰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