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阵亡报告,就几个字:“志愿军侦察连文书罗盛教,因意外落水牺牲。”
时间,1952年1月2日。
搁在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这事儿太普通了。
每天都有人回不来,死法千奇百怪,淹死,算是最没动静的一种。
按规矩,这份报告送到师部,再往上报,档案一存,这人就算交代完了。
以后提起来,就是名单上的一个名字,没人会多问一句。
一个叫罗盛教的湖南伢子,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没了,跟掉进石田里江的那块冰碴子一样,化了就没了。
可这事怪就怪在,它没按规矩走。
有人不干,硬是把这页纸从档案堆里给拽了出来。
一、 一声闷响,一个人影
1952年初的朝鲜成川郡,冷得邪乎,人哈口气都能在眉毛上结霜。
石田里江的江面冻得跟石板一样,灰白色的,看着就硬。
志愿军47军141师侦察连的文书罗盛教,揣着几颗教练弹在江边练手。
别看他是文书,拿笔杆子的,可上了战场,谁都得会玩命。
这投弹的准头,就是多一条命。
罗盛教,湖南新化人,才21岁,家里是地道的庄稼人。
他身上有股湖南人的倔劲,干啥都认真。
那天,他正比划着投弹的动作,不远处几个朝鲜半大孩子在冰上打出溜。
其中一个叫崔莹的,滑得正欢,没注意脚下的冰面颜色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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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听“咔嚓”一声,声音不大,但在死寂的冬天里特别刺耳。
一个黑窟窿瞬间出现,崔莹连人带影儿就掉了下去。
零下二十度的江水,跟刀子扎没什么两样。
崔莹呛了几口水,脑子一片空白,手脚胡乱扑腾,可越扑腾沉得越快。
罗盛教听见响动,扭头一看,二话没说就往江边冲。
军装都没来得及脱,人就像颗炮弹一样砸向那个冰窟窿。
他想用身体撞开冰面,可那冰冻得结结实实。
他爬起来,用拳头砸,用石头撬,最后硬是砸开一个能容身的口子,一头扎了进去。
水下的事,没人看得清。
后来崔莹被救上来,缓了好几天才能断断续续说出几句。
他说那个中国军人叔叔,在水里根本睁不开眼,水冷得骨头都疼。
可就是这个人,一次又一次把他往上顶,往冰窟窿口上推。
崔莹个子小,滑溜,推上去又掉下来。
罗盛教就再潜下去,再把他顶上去。
最后一次,罗盛教用尽最后的力气,把崔莹狠狠地托出了水面。
岸上的战友和村民手忙脚乱地把崔莹拉了上去,可等他们再回头去找罗盛教时,水面已经恢复了平静,只有一圈圈涟漪慢慢散开。
人,沉下去了。
当晚,侦察连的干部心情沉重,草草写了份报告。
战争时期,程序得走,但细节往往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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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战士为了救朝鲜孩子牺牲,这在当时算不上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为了简化流程,报告上就写了“意外失足”。
这四个字,差点就成了罗盛教一生最后的定论。
但是,那个被救活的孩子崔莹,不认这个“意外”。
他醒过来后,跑到江边,冲着冰封的江面一遍遍地哭喊。
他娘看着儿子这样,心里明白了。
她拽着崔莹的手,做了一个决定:去师部,去找志愿军的大官,把话说清楚。
天黑透了,师部门口突然来了一群朝鲜老百姓。
他们举着火把,扛着稻草,把营地门口照得亮堂堂。
他们围着哨兵,七嘴八舌,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朝鲜话喊着:“罗同志不是自己掉下去的!
是为了救我们的孩子!
你们不能就这么写!”
这火光,这点人声,硬是把一份快要归档的报告给拦了下来。
二、 一支钢笔,八页纸
群众的声音,很快就传到了师长叶健民的耳朵里。
叶健民是个老兵,从红军时期就跟着部队打仗,他知道,兵的命,比天大。
一个兵是怎么死的,必须搞得清清楚楚,这不光是对死者负责,也是对活着的兵负责。
他当即下令,把那份“意外失足”的报告压下,然后亲自带了个调查组,赶往石田里江。
几天过去,江面上的窟窿早就冻上了,只有冰面上几道模糊的斧凿痕迹,还在诉说那天有多凶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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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健民蹲在江边,一看就是一个多小时,不说话,就那么看着。
他把崔莹,把当天在场的村民,一个个叫过来问话,问得很细,连罗盛教当时穿的什么衣服,说了什么话,都问到了。
一个朝鲜阿妈妮(老大娘)拉着翻译的手,哭着说:“首长啊,罗同志是为了我们朝鲜人死的,他是我们的亲人。”
一个白胡子老阿爸吉(老大爷)脱下帽子,对着叶健民鞠躬:“请把英雄埋在我们村的山上吧,我们世世代代给他守墓。”
老百姓的话,最实在,也最重。
叶健民听完,一拳砸在冰面上。
回到师部,他没让参谋代笔,自己拧开钢笔,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铺开了稿纸。
他写的不是一份简单的调查结论,而是一份长达八页的请功报告。
从罗盛教的家庭出身,到他入伍后的表现,再到那天冰河救人的每一个细节,他都写得详详细细。
他知道,这八页纸的分量,关系到一个年轻战士的荣誉,更关系到志愿军这支队伍的魂。
报告用最快的速度,加急送到了志愿军司令部。
彭德怀总司令亲自审阅了这份报告。
批示很快下来,字字千钧:追记罗盛教同志特等功,授予“一级爱民模范”荣誉称号。
从“意外”,到“特等功”,历史被一群最朴素的人,硬生生掰了回来。
罗盛教这个名字,没有被那条冰冷的江河吞没。
三、 一张船票,一封信
消息传回国内,传到湖南新化县那个小山村,罗盛教的父亲罗迭开正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
接到乡政府干部递过来的烈士证和抚恤金,这个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的老汉,没哭,也没闹,就那么站着,半天没说话。
晚上,他把小儿子罗盛民叫到跟前,从一个旧木箱子里翻出一张皱巴巴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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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张船票,是罗盛民准备出远门打工用的。
罗迭开把船票塞到小儿子手里,嘴里就一句话:“你哥走在前面了,你不能当缩头乌龟。”
邻居们都来劝,说老罗家就剩这一个男丁了,老大已经为国捐躯,老二就别再送上去了。
罗迭开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烟雾缭绕里,他咧开嘴笑了笑,露出一口黄牙:“种田的,舍得下力气,也舍得掉眼泪。
就是不能缩脖子。”
就这么着,他把小儿子也送去了部队。
一个老农民,两次送子参军,一次是保家卫国,一次是继承遗志。
他没讲什么大道理,但他做的,就是最大的道理。
几乎就在罗迭开把小儿子送走的同时,一封从朝鲜寄来的信,几经辗转,送到了这个土墙小院。
信是崔莹写的,字写得歪歪扭扭,是中国字,估计是找人帮忙写的。
信里的意思很简单,就一个请求:“我想给罗盛教的父母当儿子,替他尽孝。”
罗迭开捧着那封信,这个送走两个儿子都没掉一滴泪的庄稼汉,手抖得厉害,眼泪一串串地砸在信纸上。
他对着信,像是对着远方的儿子说话:“我儿还在那边活着哩…
从此,湖南的湘江和朝鲜的大同江,因为一个年轻人的牺牲,连在了一起。
四、 一声“阿爸”,一个钢印
1953年,朝鲜停战。
罗迭开作为烈士家属代表团的一员,第一次踏上了朝鲜的土地。
他不懂外交礼节,就穿了身自己种的棉花做的土布衣裳,随身带的包裹里,除了几件换洗衣物,就是给儿子准备的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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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壤,他见到了崔莹。
那个时候的崔莹,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
他看见罗迭开,愣了一下,然后猛地冲过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抱着罗迭开的腿,用朝鲜语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阿爸!”
罗迭开听不懂朝鲜话,但这一声“爸”,他听懂了。
他一把将这个异国的“儿子”拽起来,紧紧地搂在怀里。
这个在田埂上晒得黝黑的老人,肩膀抖个不停,可硬是没让别人看见他掉泪。
后来,罗迭开被接到一个村子,那个村子已经改名叫“罗盛教村”。
村民们把他当成最尊贵的客人,把家里最好吃的煮鸡蛋、烤地瓜,拼命往他怀里塞。
时间一晃到了1970年,罗迭开第二次访问朝鲜。
当年的少年崔莹,已经是朝鲜人民军的一名军官,胸前挂着勋章。
他带着自己的四个孩子,早早地等在门口。
四个孩子见到罗迭开,齐刷刷地用现学的中文喊:“爷爷!”
罗迭开笑得满脸的褶子都舒展开了。
1972年,罗迭开病逝。
临终前,他拉着小儿子罗盛民的手,留下遗言,让托人一定带话给朝鲜的那个儿子:“山河虽远,父子不分。”
电报传到朝鲜,崔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天一夜。
出来后,他找人把这八个汉字,铸成了一枚钢印,从此,这枚钢印就一直放在他的书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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