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诺奖经济学家埃尔文·罗斯：除了拼价格，市场还能怎么运作？

从高考、婚恋、就业到器官捐赠，都需要更好的市场机制。

文丨曾梦龙

编辑丨黄俊杰

在习惯内卷的消费市场中，价格是唯一有用的信号和调节机制。电商里最低价格的商家才能存活；数字商品更可以从低价变成免费，免费变成倒贴钱。但在更多市场，还有其他可能。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201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尔文·罗斯（Alvin E. Roth）的研究揭示了价格之外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扩展并加深了人们对 “市场” 的理解。

他发现，有一些市场的运作不依赖价格机制分配资源，它们依赖的是 “匹配”（matching），比如择校市场、婚恋市场、劳动力市场、器官交换市场。在这些市场中，价格无法完全决定有效分配，有的甚至不涉及价格（如肾脏不能买卖），需要的是双方互相接受，都觉得合适才行。尤其当要分配稀缺资源时，更需要某种匹配机制解决争议。

2025 年 11 月，《晚点 LatePost》通过视频访谈了罗斯。访谈开始时正值当地时间早上 7 点，74 岁的他已经到了学校办公室，在跑步机办公桌前，边走边和我们对话。白色的络腮胡、思考时的抬头纹、微笑表情和简洁表达，是罗斯给人的聊天印象。

“市场设计是经济学直面外部世界。” 罗斯对我们说。一个月前，他关于市场设计的普及著作 Who Gets What―and Why 有了新的中文译本《匹配》。设计、改进和维护匹配机制良好运行，是市场设计的工作。在《匹配》中，罗斯展示了如何将市场设计用于实践，从而改变人的命运和社会运转方式。

例如，罗斯利用博弈论前辈学者（盖尔和沙普利）拿数学证明过的 “延迟接受算法”，设计了大家都满意最终结果的匹配系统。这帮助了美国的年轻医生匹配到了心怡的住院医师岗位。他还让纽约、波士顿等地的学生真实填报自己的志愿偏好，不用采取保守策略，被录取到更想去的学校。罗斯和沙普利（当时盖尔已逝世）正是因为延迟接受算法背后的 “稳定匹配理论和市场设计实践” 获得了诺奖。

中国也在使用 “延迟接受算法”，比如高考录取改革从靠估分的顺序志愿改为出分后填写平行志愿，正是部分借鉴了这个算法的原理，减少出现 “高分低录”、“掉档” 等情况。比如辽宁可填报 112 个志愿，河北、重庆、贵州、山东等可填报 96 个志愿。

如果说找工作和选学校都是通过更好满足双方偏好来改变人的命运，那么罗斯和同事设计的肾脏交换系统，则是直接拯救了一些人的生命。在他们的帮助下，美国的外科医生已将肾脏交换视为器官移植的标准程序。

2017 年，时任美国经济学会（AEA）主席的埃尔文·罗斯发表肾脏交换的演讲。图片来自本人。

大多数经济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罗斯参与了改变世界。他把自己看作经济学家里的工程师：在理解市场的运作机制后，开始介入市场，对其重新设计，并在出现问题时对其进行修复，甚至在有需要的地方创设新的市场。他的方法论也类似于工程师。“工程师研究桥梁坍塌的原因来掌握建造更坚固桥梁的方法，市场设计者也可以从失败的市场中提炼出促成市场成功的关键要素”，罗斯在《匹配》中写道。

罗斯的公共参与也不只是市场设计。今年 6 月，他签署了一封公开信，与 31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00 名学者、7500 名公民共同警告法西斯主义正在卷土重来，呼吁人们鼓起勇气反抗。这份公开信呼应了 100 年前意大利学者们的公开信，他们目睹墨索里尼崛起，发声警告。罗斯说，“必须记住，1925 年的斗争并未成功。法西斯主义在 1930 年代席卷了整个欧洲。”

以下是《晚点 LatePost》和埃尔文·罗斯（Alvin E. Roth）的对话。

从高考到婚恋和就业，“延迟接受算法” 的市场实践

晚点：你 2012 年在诺奖演讲中说我们还不够理解 “谁得到了什么、如何得到，以及为什么得到”。现在我们能完全回答这些问题么？

埃尔文·罗斯：还是没有完全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很多工作集中在学校录取机制上。

究竟谁能进入清华或者北大？简单答案是高考高分者，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究竟哪些人能获得考前辅导？他们的家庭收入如何？贫困农村学生考入清华、北大的概率到底有多大？这些问题至今仍难以解答。有时我们知道答案，却不理解过程，更不知如何改进。美国大学同样如此。像我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多数学生家庭确实富裕。

晚点：很多人会说 “寒门难出贵子”。

埃尔文·罗斯：是的，北京某个富裕家庭的三岁孩童，与西北地区农民家庭的三岁孩童相比，前者考入清华、北大的几率有多大？后者几乎毫无机会吗？这是棘手的问题。

提到高考。我对 “高考” 最担忧的一点是，它似乎给学生带来了巨大压力，这种重担对他们真的有益吗？中国学生高中毕业时都要参加这场决定命运的大考。它不仅决定你上哪所大学，甚至影响到你毕业后的职业生涯，比如求职时雇主可能会问你的高考成绩。

我一直在思考这种模式能否改变。像美国大学录取制度的一个优点在于，申请者不一定锁定具体专业，可以申请整所大学。这样学生可以灵活调整未来的研究方向。即使某些课程成绩不理想，也不会对其造成终身影响。

晚点：你如何想到将 “延迟接受算法”（deferred acceptance algorithm）用于实践？它在哪些地方还有应用？

埃尔文·罗斯：我发现类似或者等效的机制早已被应用于各类市场，比如清算系统、医疗匹配系统。目前，它已在劳动力市场和学校选择领域得到大量实践。

延迟接受算法是思考 “市场” 的一种绝佳视角。市场存在 “报价”（offers）与 “回应”（replies）。这类算法的应用场景可能非常广阔，包括现在的约会软件（dating apps）也存在相似机制：当男女用户相互试图邂逅时，系统需要决定将谁介绍给谁。

晚点：大学录取有统一的时间表，但找工作不太一样，比如传统的法律、金融，现在的 AI 领域，都会出现 “过早抢人” 的现象，而且往往是 “爆炸性要约”（exploding offer）——你不立即接受，offer 就会失效。

埃尔文·罗斯：所谓 “爆炸性要约”，是指你必须先申请某个岗位，才能得知自己可能获得的机会。以大学录取为例，所有院校的招生流程同步启动，因此协调录取通知的时间相对容易。但在多数劳动力市场中，企业根据需求随时招聘，且招聘时间各异。

求职时，企业可能在你尚未参加其他面试前就发出录用通知，这类似于 “爆炸式要约”。对此，我们的确无能为力。在美国，应届毕业生可以同时申请多种职位，但根本不可能协调所有雇主同步行动。

我认为抢发录用通知未必出于恶意，纯粹源于岗位空缺时间错落的现实。这类抢跑现象将长期存在，集中清算机制也无法解决。

注：“爆炸性要约”（exploding offer）指的是一类有效期极短、需要迅速做出决定的工作或交易报价。例如，在法律、金融或高科技行业，一些公司会在招聘过程中要求候选人在极短时间内（可能是几天甚至几小时内）接受或拒绝，否则报价自动失效。

罗斯认为，一方面，企业在没有得到求职候选人学业表现的足够信息的情况下就匆忙发出聘用邀请；另一方面，候选人自己在不知道是否会有其他录用通知出现的情况下，就不得不匆忙决定接受或拒绝当前的机会。换句话说，爆炸性要约不仅让市场过早启动，也让市场变得更稀薄，使得参与者既缺乏关于匹配质量的信息，也无法了解市场可能提供的其他匹配选项。

市场中的参与者往往难以抑制抢先交易的冲动，因为一旦选择等待，就有可能被他人捷足先登。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掌握足够的信息去做出最优决策。抢跑反映的是一种自我控制的失败。

晚点：在中国的婚姻市场中，父母经常聚集在公园，帮助子女寻找约会对象。子女也会经媒人介绍，参与 “相亲”（blind date）。你如何看待这种匹配方式与约会 app 的区别？比如有人觉得它虽然效率低，但筛选的人比 app 可靠。

埃尔文·罗斯：有些地方父母还会帮忙安排婚姻，比如在印度。这些意味着父母可能比你更清楚该与谁结婚。但是，父母卷入你的婚恋和你自己使用交友软件、去酒吧或舞会约会之间的区别在于——谁的偏好被采纳了。

如果是母亲为你挑选配偶，那她的标准可能与你自己择偶时截然不同。所以这不仅关乎可靠性，更关乎讨论的是谁的偏好。

设计市场机制，让拯救生命的器官交换更有效率

晚点：你在 “拯救生命的交换” 这章说，“肾脏交换已成为美国肾脏移植的常规模式，并正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推广”。你写这部分时是 2014 年，现在肾脏交换和移植领域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埃尔文·罗斯：肾脏移植和肾脏交换领域都发生了诸多变化。顺带一提，2015 年以来，中国移植手术的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革。那之前，大多数移植手术使用的器官都来自死刑犯，如今中国正在发展器官自愿捐献计划，这是一项重大变革。不过中国目前仍未开展肾脏交换。

全球范围内的一项新趋势是：我们正初步尝试跨境肾脏交换。这点至关重要，尤其对肾脏移植数量有限的小国家或地区而言，部分患者难以匹配供体。

顺便再说下，今年早些时候在中国，一项从内地到香港的婴儿心脏移植手术成功了。这是 2022 年以来的第二例内地与香港的跨境器官移植合作案例。移植手术让这位香港女婴得以生存，内地死婴的心脏也救了人。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移植市场规模自然庞大。尽管目前中国每百万人口的移植手术量还不高，但你们正在尝试。

中国肾脏移植手术量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中国肾移植量庞大，且几乎全部来自逝者捐献。随着越来越多地区推行器官互换机制，实现跨境共享，将会极具价值。

这是我观察到的趋势。我觉得里面更深层的意义在于，拯救生命的交换要削弱国际边界的限制，打破医疗服务的壁垒。

晚点：大市场对于器官交换和移植是有帮助的，但很多人可能认为肾脏移植是一种特权，穷人没有多少机会。

埃尔文·罗斯：在美国，肾脏交换不涉及金钱交易。一个健康的人拥有两个肾脏，仅靠一个也能维持健康，所以健康的人完全可以捐出一个肾脏拯救需要的人。问题在于，即使你身体足够健康，可以捐肾，又深爱某人到愿意捐肾的地步，但对方无法接受你的肾脏，因为肾脏必须匹配。

肾脏交换解决了这个问题。你虽然无法将肾脏捐给所爱之人，但或许能捐给其他匹配的患者，而匹配患者的爱人的肾脏恰好也愿意捐出并且匹配你所爱之人。这就是交换，与财富无关。我不清楚中国医疗体系的具体运作方式，但在美国，联邦医保（Medicare，即国家医疗保险）会承担肾移植费用。

注：最简单的肾脏交换形式： A 和 B 是一对夫妇，C 和 D 是一对夫妇。A 愿意捐肾给 B，C 愿意捐肾给 D，但结果都不匹配。通过罗斯等人设计的清算系统，发现 A 的肾可以捐给 D，C 的肾可以捐给 B。

但两两交换效率太低，且交换必须同步手术，避免一方反悔。罗斯等人后来改进升级了交换系统，引入 “链式交换”：从一位没有指定捐献对象的 “非定向捐献者” 开始，让肾脏在多个 “患者—捐献者” 家庭之间配对传递。因为第一位捐献者是非定向无偿的，即使后面有人后悔，中断了交换，也不会有任何人受损。

一个常被引用的案例是：2007 年 7 月，非定向捐献者马特·琼斯的捐献启动了一连串移植手术。随后 3 年多，共完成 16 例移植。

完全禁止一个市场通常无效

晚点：如你所说，国际交换对肾脏移植助益良多，尤其是中国、印度这样的大市场。另一个有关国际交换的是血液，之前你曾反对 WHO 禁止血液国际交换的政策，能不能再讲讲？

埃尔文·罗斯：在全球许多地区，有偿献血（通俗说法是 “卖血”）被禁止，像欧洲就认为不该为血浆支付报酬。但血浆至关重要，它能拯救生命、提供抗体，许多重要药物都源自血浆。中国虽存在血浆补偿机制，但仍需进口免疫球蛋白。可见问题依然存在。

有些地方是不能为血浆支付费用，但这些地方往往血浆供不应求，不得不从美国进口，因为美国允许有偿献血。说来这有点讽刺，人们不同意付费，却会从美国购买。最后现实是，美国供应全球约 70% 的血浆。

我正在尝试理解这些现象。毕竟我是个社会科学家，我的工作重心就是试图理解人们如何合作、协调、分配稀缺资源，并缓解其稀缺性。

晚点：在 “市场设计” 博客中，你预告明年将会出版新书 Moral Economics: From Prostitution to Organ Sales, What Controversial Transactions Reveal About How Markets Work（暂译为《道德经济学：从性交易到器官买卖，那些争议交易如何揭示市场运作规律》）。为什么会写这本书？你讨论了哪些问题，又是怎么回答的？

埃尔文·罗斯：经济学家尚未充分理解的一个问题是：哪些市场能获得社会支持，哪些市场不能。例如，我探讨过代孕市场。代孕在美国是合法的，但在中国是非法的。当中国政府放宽独生子女政策后，许多人渴望生育二胎，但年龄却成为障碍。像我居住的加州就有提供代孕服务的机构，那里可以使用普通话交流，客户很多来自中国。

这正是我试图理解的核心问题之一：为什么某些真正有益的事物在某些地方合法，在另一些地方却非法？这对需要代孕服务的人群意味着什么？代孕在中国非法，但这不会阻止中国富人来加州，却阻碍了中国穷人获得代孕服务。

类似议题比比皆是。市场本质上是满足人类欲望的载体。完全禁止市场根本行不通，我们需要通过良性设计和完善机制来满足需求。我们尝试过彻底封禁，往往收效甚微。

比如美国的毒品成瘾问题。人们吸食海洛因或者芬太尼致死。某些年份的芬太尼过量致死人数高达 10 万。我们痛恨毒品交易，把贩毒者关进监狱，但监禁措施仍未能阻止 10 万人死亡，始终未能根除毒品。可见市场已经失灵，市场管制失效。

1920 年代，美国曾推行禁酒令，但禁酒令在 1930 年代初就宣告失败。如今在美国，人们能合法买酒。这没有解决酗酒问题，但人们至少不再需要向黑帮购买威士忌，犯罪分子的销售渠道会引发诸多问题。

这本书探讨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当试图禁止人们渴望的行为时，他们总会另辟蹊径。这种局面可能比建立合法监管的市场更为恶劣。

晚点：有欲望的地方就有市场，当没有正规市场时，就会有黑市。

埃尔文·罗斯：是的，当人们试图从中牟利时，黑市屡见不鲜。某些事物在某些地方非法，在另一些地方却合法，人们甚至会为此远行。黑市现象的成因仍有诸多未解之谜，这也是我新书探讨的核心。

高频交易和 AI 也在重塑市场

晚点：你提到，金融市场的高频交易某种程度上被看作是内幕交易。那现在市场设计解决这个问题了吗？因为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金融市场的高频交易、程序化交易会更快和更普遍。

埃尔文·罗斯：这里涉及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算法训练，让计算机辅助交易；另一个则是速度问题。

以美国为例，纽约拥有庞大的金融市场，芝加哥同样是重要的金融中心。两地相距 1000 英里，却同时交易高度相关的金融产品，比如追踪标普 500 指数的投资组合。你既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买入标普 500 指数，也能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买入标普 500 指数。

两地价格走势完全同步，因为它们追踪的是同一标的。但若以毫秒为单位观察，纽约价格有时会先于芝加哥变动。若能在毫秒间完成交易，便可先在芝加哥卖出、纽约买入（或反之），瞬间赚取几美分利润。这种操作可全天循环进行，利润非常可观。

所以有公司在纽约与芝加哥之间建设微波信道连接，从而获得了几毫秒的先发优势（人眨眼就要两三百毫秒）。但把数十亿美元投入这些高速通信线路既不能提升市场效率，也无法带来其他社会效益。它只是帮助投资的人拿到尚未向所有人公开的信息做交易，类似于内幕交易。越来越快的线路也让市场运作变得更糟，例如 2010 年美国股市闪电崩盘事件。

我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学生埃里克·布迪什（Eric Budish）等人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法，放弃 “先到先得” 的市场连续交易机制，改为每秒仅成交一次的批量处理模式。

一秒内的所有报价将被集中在一起，一次性交易，三毫秒的领先就毫无意义了。交易不再优先给予反应最快的交易者，而是分配到出价最高的买方和要价最低的卖方。

晚点：现在很多人认为 AI 是新的工业革命，但也有经济学家，比如同为诺奖获得者的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对 AI 推动经济增长的预测不乐观。你觉得 AI 会如何改变经济和市场？

埃尔文·罗斯：我觉得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AI 将如何发展尚不可知，但它必将改变许多工作。有些岗位会被取代，而另一些则会变得更高效。

想想我们都用过的东西，比如文字处理软件。我比你年长些。1974 年我从斯坦福大学博士毕业后去了伊利诺伊大学任教。那时我写论文是先手写稿件，然后交给秘书打字。我再从秘书那儿取稿件修改，最后又交还给她。因为要修改，这个过程会反复进行。系里因此也需要大量秘书，那时系里是 3 位教授配 1 位秘书。如今我在系里工作，50 位经济学家仅配 3 名 “秘书”。其实他们不叫秘书，而是行政管理人员。教授自己打字，秘书岗位少了，但因为没有中间环节，教授的生产力大幅提升。

AI 将承担大量工作，它将改变不同人群从事的工作类型及工作难易程度，就像 20 世纪需要创造新岗位那样。1900 年，半数美国劳动力从事农业，如今仅占 2%。经济实现大幅增长，我们比 125 年前富裕得多，并不怀念那些田间劳作的工作。

对一些岗位消失，我没有惋惜之情。长远来看，我抱有乐观。文字处理技术、计算机、互联网等新技术，都引发了经济剧变。

但转型过程确实艰难，许多农民流离失所，涌入城市，在血汗工厂里操作缝纫机。我们总是生活更好了，却不善于照顾那些境况恶化的人群。美国曾在匹兹堡附近兴建大型钢铁产业。而我在匹兹堡大学执教多年，亲历 20 年间众多钢厂倒闭。如果剧变时你刚高中毕业，就能找到比炼钢更好的工作；但如果你是 55 岁的钢铁工人，失业后就再也找不到同等工作。

AI 会引发产业替代，经济将围绕它发展壮大。但美国处理产业替代问题确实不够好，所以我们未来必须做得更好。

晚点：尽管你通过市场设计解决了很多问题，还有哪些问题你觉得需要解决？

埃尔文·罗斯：市场运作失灵的表现之一是难民问题或者人类迁徙。现在至少美国和欧洲都面临着双重困境：既难以接纳所有希望入境的移民，又难以阻止他们。这不是高效匹配的市场。有人冒着巨大风险前往美国，或执意前往欧洲，他们挤进小船，试图从非洲横渡地中海。这显然是人类迁徙领域严重失灵的匹配机制。

人类迁徙规模庞大，若本世纪海平面持续上升，迁徙潮将更为汹涌。这不仅源于内战与贫困，更体现在每次飞抵上海时，我在机场附近目睹的真实景象。中国未来或许也需应对海平面上升可能引发的境内迁徙。除此之外，中国政府已通过多种方式处理内部迁移问题，例如完善居住权保障机制等。我认为这正是中国市场设计者需要深思的课题，必须探索更优的解决方案。

晚点：这么多年，你对 “市场” 的认识有什么变化吗？

埃尔文·罗斯：这是个好问题。因为我一直在思考能否改变教授们描述我研究领域的用词：市场设计。与其说是 “市场设计”（market design），现在我更倾向于称为 “市场场所设计”（marketplace design）。毕竟我们设计的是大型市场中的微观单元，比如肾脏交换属于医疗保健市场的一部分，它既发生在医院，也涉及其他场景。

我逐渐理解到：市场是宏大的环境，而市场场所是更微小的环境单元，旨在优化市场运作。这本质上是对 “市场如何运作” 的视角转变。

刚才我们谈论了许多肾脏交换的问题，但市场设计本身具有政治属性。这也是我新书的核心议题之一——当市场获得社会支持时，会发生什么？作为资深的市场设计师，我当前的工作正是引导人们以全新视角审视本国法律体系。

市场设计的核心问题不仅在于谁能进入清华、北大，更在于发生了什么？这对整个国家意味着什么？虽然我对中国了解有限，但感觉中国的经济学家在国内会拥有大量市场设计的机遇。

题图为埃尔文·罗斯。图片来自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