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 | 三维一体：论人类社会的广义再生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逻辑（中）

二

人类自身种群的再生产

上述论及的物质资料的再生产理论，揭示了社会总产品的实现和价值补偿问题，内在地包含了劳动力的再生产，而劳动力的再生产又合乎逻辑地应当引出人类社会自身种群的再生产——这就从经济学视域自然而然地扩展到“人口科学”的视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已明确地提出了基于唯物史观的“两种生产”命题：“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7] 其中，物质资料的生产维系着个体的生存，而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群繁衍）则保证人类社会的延续。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在人类脱离一般动物界的漫长史前阶段，生产力的极端低下是制约种群存续的根本性因素。在至少200余万年的人类史前阶段演化历程中，除“智人”一系之外，其他众多原始人群因无法稳定地获取足够的物质资料以支撑其种群的再生产，最终走向灭绝，其中包括著名的周口店“中国猿人”——亦称“北京猿人”。然而，“智人”一系得益于非洲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他复杂因素，其自身的再生产链条没有中断。最终，他们成功“走出非洲”，繁衍扩散至全球，形成了今日的人类社会大家庭。这一过程证明了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的内核：以物质资料的获取与生产支持人类种群的生殖繁衍，并形成紧密合一、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

当生产力发展到能够稳定产出超越群体生存基本需求的“剩余产品”的阶段后，基于人的自利本性，形成了财产的私有制，并形成了与私有财产传承相关联的父系社会（父权）模式，经历了从群婚、对偶婚到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形式的演变。这一系列变迁总体上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其中妇女权益的状况也成为观察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性视角。但所有这些社会制度与文化形态的演变，归根结底，始终为人类社会在“地球村”这个资源有限的自然环境下，如何更好地实现自身种群的再生产这一核心问题所驱动。

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的人口总规模实现了两次巨大的飞跃，但其上升过程却是在“治乱循环”所致的剧烈上下波动之中完成的。据西晋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所载，夏禹时期人口为1355万。其后的史书中可得数据有：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国在籍人口为5959万余人[8] ，但王莽之乱和东汉初的战争使人口降至2000万左右[9] ；东汉后期的永寿三年（157年），重新升至5549万；至三国末期，人口损失大半，仅有约2300万[10] 。直至隋朝的大业五年（609年），再次恢复到5000万左右[10] 。盛唐时的人口高峰，曾达公元755年的9000万[10] ，但安史之乱使人口锐减至不足2000万[11] 。两宋时期，崇宁元年（1102年）境内人口超过9000万，但其后的战乱导致元朝人口大幅下降，至世祖至元廿八年（1291年）降至不足6000万[8] 。明初人口恢复至8000万左右，经过明朝时期的稳定增长，到明朝后期人口峰值达到1.6亿[10] 。入清之后，人口又锐减近50%，到乾隆六年（1741年）才回升至1.4亿[8] 。

欧洲历史上的人口规模变化相对平缓，但也有公元200—600年间因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灭亡使人口从2760万降至1860万，公元1300—1400年间由于黑死病瘟疫使人口在一百年内从5835万降至4150万的两次显著下降[12] 。

这一视角的观察所引出的一个重要学术理论命题，是围绕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认识与争议。马尔萨斯的核心观点，是来自十分清晰的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可提供的食物供给品增长的对比关系。在1798年问世的《人口原理》中，马尔萨斯提出，基于人的食欲与性欲，人口若不受抑制，将以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供应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13]。这一差异必然导致贫困、饥荒和罪恶，而晚婚、节育、战争、瘟疫、饥荒等，都可以“预防性地”或实际上“积极地”产生抑制人口规模的作用。学术界对马尔萨斯这种核心观点的争论从未止歇。首先，核心在于“人口论”与“人手论”的对立。前者视人口为消耗资源的“口”，后者则视人口为创造价值的“手”，可以通过劳动创造有效供给解决吃饭（生存）问题。毛泽东曾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14] 这种“人多力量大”的人口思想主导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在批判了马寅初主张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后，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提倡和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这一历史转向，客观上表明了马尔萨斯理论在特定发展阶段（即生产力尚不足以完全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口的需求时）的局部合理性。结合经济学勾画的投资、产出和收益会在出现一个临界点之后“边际递减”的原理，可以依凭这种“有效供给”受限的规律，助益于认识马氏人口理论的特定适用性。其次，要特别注重另一个重要的反论：人类科技的进步，可以在投资的产出和收益方面，提供与“递减”相反甚至是“阶跃式”的“递增”情况，即以乘数放大效应突破食物、资源于供给侧的算术级数增长局限。关于邓小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名言的学术性阐释，是说科技成果成功应用，不是对传统的生产力三要素作加法而成为第四要素，而是作乘法，即形成“创新乘数效应”，所以它是“第一”[15] 。这种乘数放大效应，还可扩展到广义的“全要素生产率”认知，系统性地突破物质资料生产的“算术级数”增长限制，实现“阶跃式”的递增[16] 。二战后，全球人口从1950年的25亿飙升至2022年的80亿，但并未出现马尔萨斯所预言的全球性大饥荒，这正是技术进步乘数效应的宏观体现。特别是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马尔萨斯模型的基本假设已在很大程度上失效。

关于人类社会的一般情况和中国1949年后的情况，笔者认为可基于人口再生产与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制度、文化的相关性做如下几点简要评说。

第一，由于科技进步、社会文明演变等原因，食物等基本生活资料已不是简单的算术级数增长。而人口增长方面，由于避孕手段的普及，以及妇女因社会地位的提高、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更多参与社会活动，还有“丁克新潮”“中产焦虑”等观念因素的影响，共同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率的普遍下降，许多国家甚至面临人口停滞或萎缩的局面。比如，2024年中国的生育率降低至6.77‰，已低于当年7.76‰的死亡率，即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99%[17]。人口再生产的主要矛盾，从“生得太多”转向了“生得太少”以及由此引发的深度老龄化、劳动力短缺和社会抚养比例失衡一系列新问题。

第二，中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其特点和相关的历史背景与成因，可至少归结为三重因素：首先，70年代末之前的约30年间，国家总体发展的战略思路是仿效苏联的“重重工业，轻轻工业”模式，这种整体产业结构布局的重心倾斜使国家资源高度集中于生产资料生产部门，与民生直接相关的生活资料生产部门比重偏低。其次，传统计划经济逐渐显露的僵化、低效和平均主义“大锅饭”形成的生产者积极性受压抑、频繁政治运动和大跃进式决策失误等因素，造成供给侧“短缺经济”特征尤其表现为对生活资料供给的约束。再次，20世纪60—70年代，以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为代表的“人口爆炸”和“资源枯竭”论在全球范围内流行，也为中国采取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提供了外部理论氛围。

第三，在中国官方正式宣布计划生育政策之初，有依专家测算而给出的“三十年为期”之说，但当改革开放使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20世纪80年代前期即以农村改革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继而基本解决民众“温饱”问题后，90年代初期即已出现所谓“市场疲软”的生活资料充裕状况，得以取消票证，随后新中国进入“人口红利”“市场红利”、创新驱动等多重因素共同驱动的经济中长期高速发展阶段，人口与发展的关系保持较为和谐的状态。然而，“三十年为期”之时间段不仅没有适时缩减，还由于体制内的惰性因素拖长了，直至近年老龄化、少子化成为明显的社会压力问题，中国才开始考虑和逐步加大力度实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生产力得到较充分解放之后，人口问题已全然变换了相关的参照系，生活资料供给已可以支持老百姓多要孩子而更好享受幸福生活。这不仅不会造成生活资料不足的困难情境，还能扩大内需，以人口结构优化和人力资本培育来支持和加强经济增长后劲。

总之，对比全球情况而认识中国计划生育时期的演变过程与前因后果，可知在“人类社会自身种群的再生产”命题之下，中国官方政策实施取向实际体现的“之”字型演变，是在世界发展潮流已越过马尔萨斯“人口论”相对适应过往现实阶段的大背景下，对“人口控制论”实质性的前抑后扬和再弃。中国人口再生产的路径选择和变化过程，伴随着物质资料再生产过程中的相关因素和人民福祉的变化，并逐步走向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生育友好型社会。

从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到今日全球面临的人口变局，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始终是与物质资料生产紧密交织、共同驱动历史前进的核心议题。历史的经验表明，无论是战争瘟疫的“硬约束”，还是马尔萨斯的悲观论，都反映了在特定生产力水平下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困境。然而，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第一生产力”所带来的乘数效应，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生存的可能性边界，使我们得以突破“马尔萨斯陷阱”。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的不再是人口爆炸的威胁，而是低生育率、深度老龄化和人口结构失衡带来的新挑战，集中反映了当代社会再生产逻辑的深刻变迁。新形势下，解决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可持续性问题，必须超越一国一地的视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通过全球协作应对疫情、贫困和老龄化等挑战，通过文明互鉴和人才交流，促进全球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构建包容和谐的代际与性别关系，将是确保人类社会生生不息、文明永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的当代诠释，也是对全人类共同未来的责任担当。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1页。

[8]吴忠观:《人口科学词典》,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1页。

[9]袁延胜:《东汉初年和末年人口数量》《南都学坛》,2004年第3期,第10-15页。

[10]李玉柱:《中国历史人口是指数增长吗?》,《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第4-13、155 页。

[11]周宏伟:安史之乱后唐代人口报耗原因论》《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第34-42 页。

[12]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许宪春、叶燕斐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页

[13]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朱泱、胡企林、朱和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1-13页。[1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512页。

[15]贾康、苏京春、彭若飞:《新质生产力》,北京:中译出版社,2024年,第49页。

[16]贾康:《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与体系:以“创新”促“质变”》,《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4年第4期,第19-26 页。

[17]《2024年全国出生人口954万人》(2025年1月17日),htps://finance.sina.cn/2025-01-17/detail-inefh-mev5814771. d. 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