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日本首相访华祝酒词暗藏陷阱，周总理罕见两度发火

伴随着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番军国主义言论的频频升级，有关中日关系的话题也被各大舆论媒体推上了风口浪尖。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半个多世纪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破冰”过程中，便出现过类似的插曲。

1972年9月29日，毛主席在菊香书屋接见了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见面后第一句话便问及对方：

毛主席口中的这个“他”，指的便是周总理。外交场合中举止儒雅，处事周到的周总理很少展现出强硬的一面。但在这次中日两国洽谈建交过程中却一反常态，和田中角荣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互不相让，甚至还两度发了脾气。

归根结底，日方的言行触及到了中国的底线。

1972年初，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正式恢复了尘封23年之久的中美关系。

消息传来，日本内阁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惶恐之中。毕竟自二战过后，日本奉行对美国“一边倒”的外交战略，甘当美军在亚洲的军事前哨，与苏联阵营进行冷战斗争。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也多以对抗和遏制为主。

不过，随着新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和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原本夹在几个大国中间的日本也开始坐不住了。

可即便如此，基于两国的历史宿怨，要跨出这一步的阻力也非常大。1972年初，曾让中日关系走入“死胡同”的佐藤荣作在民众的一片声讨中黯然下台，继任者田中角荣极具魄力，赢得大选后仅仅2个月时间便搭上了出访中国的专机。

早在田中内阁成立的第一时间，周总理就派出上海芭蕾舞团去东京演出，意在复刻中美“兵乓外交”的成功模式，在外交上“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为两国正式建交打好铺垫。

得知田中角荣即将访华的消息后，周总理更是特意叮嘱接待人员要参照接待尼克松的方式接待田中角荣，突出一种中国式的人情“温度”。

当年9月25日，田中角荣率230余人的庞大代表团飞抵北京，周总理亲往迎接后安排田中一行住进了尼克松曾住过的钓鱼台18号楼。除了接待规格考虑外，更重要的是可以体现出在中国外交的视角中日本和美国地位平等这层意思。

此外，周总理还特意筹划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欢迎宴会，到场的社会贤达近700人，乐队演奏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和外相大平正芳家乡的《佐渡十调》、《金比罗船》等歌曲。

随后，便是双方推杯换盏的宴会时刻，周总理亲自执箸为田中角荣布菜，斟茅台酒。人情环节已然到位，接下来就应该进入正题了。

随后，总理话锋一转，强调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的历史，意在告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逐次递进的两段话表达出我国与日本建交的愿望，同时又透露出日本应为曾经的侵略战争行为做出正式道歉的前提。

很快，田中角荣借着兴致也发表了一番祝酒词，在最后结尾时，他这样补充道：

此言一出，现场立时鸦雀无声。很明显，田中角荣一句“添了很大的麻烦”深深刺痛了现场中方人员的心，使气氛骤然降至冰点。

抗战期间，中国牺牲了一千多万军民，经济损失高达二千亿美元，又岂是一句“添了麻烦”能一笔带过的？

次日一早的双方首脑会谈，明显是在这样一种不愉快的氛围下展开的。

围绕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话题，我方提出了两个原则性的前提，即日本要与台断交并为侵华战争道歉。

此外，针对田中角荣此前的那番话，周总理再次提出了严正抗议。田中角荣却解释说自己在致辞的那个词并非是“添了麻烦”，而是“迷惑”，即日语中诚心诚意表示谢罪的意思，并极力托词为自己演讲时的口误。

这样的解释，明显不能为周总理所接受。他直截了当的告诉田中角荣，这个词在英语中的翻译就是“make trouble”，即制造麻烦，即便在日语中有其他意思，这个词汇都不能适用于中日建交的过程。

这是周总理继昨日质问后第二次明显带着愤怒的情绪，在中日建交如此重要的场合上，日方却在涉及侵华战争的关键措辞里采用含糊不清的词汇，这难道仅仅是无心之举？

所幸目光如炬、思维缜密的周总理看透了日方设下的语言陷阱，双方的第一轮会谈也就此不欢而散。

有意思的是，时任外交部长的姬鹏飞曾在会后和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有过一次“密谈”。对方称自己年轻时曾受命到中国张家口作过为期一年零十个月的社会调查，并亲眼目睹了日本铁蹄下中国山河的破碎，以及百姓在战火中流离失所的惨状。

对此，大平正芳直言自己找不出任何理由来为日本军国主义开脱。

这番话说的真诚，紧接着大平正芳又话风一转，同样直言不讳的告诉姬鹏飞自己只能站在日本外务大臣立场上说话的无奈。

中日建交，双方首先看重的都是维护自己国家和国民的利益，而问题的焦点和要害恰恰在于如何看待那场侵略战争。

在田中角荣看来，日本在战争中犯下了过错，但自己顶着巨大压力出访中国，本就遭到了日本国内不少人的威胁和抵制，如果在建交过程中姿态放得过低，完全揽下战争责任，回国之后怕是更不好交代。

很明显，日方在道歉措辞上“闪烁其词”的深层原因并非完全出于无知或傲慢，而是一种精心计算的外交策略，旨在用一种既能满足中方部分要求，又能在国内勉强过关的模糊语言来“蒙混过关”。

中日双方接连几轮磋商后，毛主席提出要亲自会见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地点便选在了菊香书屋。

见到田中角荣时，毛主席除了抛出开篇的那句话“吵”的话之外，还对日本关于战争的态度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这里的“年轻人”，既指参与中日谈判的外交精英们，也泛指广大的中国青年。

事已至此，田中角荣也认清了形势，他深知我国在这个问题上是绝不会妥协的，因而表示日本可以退一步，即中方如有更适当的词汇，可以按中国人习惯进行修改。

聊到最后，毛主席走到自己的书架旁精心挑选了一本《楚辞集注》送给田中角荣。之所以要送出这本《楚辞集注》，大概有以下三种说法：

一是毛主席向来都喜欢将心爱之物赠送外宾，而这本《楚辞集注》是由中国近代书法家沈尹默题写书名，很是贵重，用来当做“国礼”再合适不过了。

二是赠送楚辞给田中角荣，有种暗示日本应向被秦国征服的楚国诗人屈原学习，在外交场合下也要恪守礼义廉耻。

告别毛主席后，大平正芳再次找到姬鹏飞，并从上衣口袋取出一张纸条递给他，上面赫然写着：

大平正芳不太情愿地表示这是“日方所能做出最大限度让步的底线”。其实，按照我方谈判代表商量后的意见，这种程度依然不够，但周总理权衡再三后，认为关注的焦点应该在日方认错态度上，至于其他细枝末节则可以适当放宽，尽快促成中日建交才是重中之重。

1972年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正式公布，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化干戈为玉帛。

临别之际，周总理从《论语·子路篇》中摘引了“言必信,行必果”写在一张纸上，作为一份特殊礼物赠送给田中角荣。而田中角荣也当即挥毫写下了“信为万事之本”几个大字回赠给周总理。

即便回国之后，田中角荣依旧对这次访华之旅历历在目，还曾专门写下“躯如杨柳摇微风，心似巨岩碎大涛”的诗句来盛赞周总理。

1972年的中日建交谈判，是一场载入史册的外交杰作，整个过程跌宕起伏，堪称我国外交史上的经典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