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李建国这辈子最头疼的事，就是他娘的老年痴呆。算下来，整整12年了。
从58岁那年确诊，娘的记忆就像被洪水冲过的沙滩，慢慢变得一片空白。
一开始还能认人，后来连他这个独生子都时常叫错名字。有时喊他“阿强”，有时叫“柱子”，唯独不常叫他“建国”。
李建国问过医生，医生说这是记忆紊乱，大脑里残存的碎片在乱飘。
他没辙，只能顺着娘的话说。娘说他是阿强，他就应“哎，娘我在”；娘说柱子该娶媳妇了，他就答“快了，等攒够钱就办”。
家里的日子不算富裕，李建国开了个小五金店，老婆王秀在超市当收银员。
两人轮流照看老娘，十二年来没敢出过远门。老娘平时不吵不闹，就是爱坐在阳台的竹椅上发呆，嘴里偶尔嘟囔着没人能听懂的话。
有时会突然站起来，在屋里转圈圈，说要找“包袱”，找“车票”。李建国翻遍了家里的箱子柜子，没找到什么包袱，更没见过旧车票。
他知道，这都是娘混乱记忆里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这天晚上，王秀炖了排骨，给老娘盛了一碗。
老娘平时吃饭慢，今天却吃得挺香，还多喝了半碗汤。放下碗筷，她突然拉住李建国的手，眼神清明得吓人。
这眼神，李建国只在12年前见过。“建国，”老娘开口，声音不似平时那般含糊，“娘在上海，有栋大别墅。”
李建国愣了，以为自己听错了。“娘，您说啥？”
“上海，静安寺附近，三层的小洋楼，带院子的，”老娘说得清清楚楚，“钥匙在……在那个樟木箱子的夹层里。”
王秀也凑了过来，满脸诧异。老娘的老年痴呆从没这样“清醒”过，还说出这么离谱的话。
上海的大别墅？他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怎么可能在上海有房产？
“娘，您是不是记错了？”王秀轻声问。老娘摇摇头，很肯定：“没记错，那是你爹留给我的，当年我们在那儿住了三年。”
李建国心里犯嘀咕。
他爹走得早，在他五岁那年就病逝了，他对爹的印象很模糊。只听村里老人说，他爹年轻时去过上海打工，至于有没有在上海买别墅，没人提过。
“娘，那别墅现在还在吗？”李建国试着问。
老娘眼神又变得迷茫，摇摇头：“不知道，好久没去了，不知道还在不在。”
说完，她就松开手，又坐回竹椅上发呆，嘴里又开始嘟囔着听不懂的话。
仿佛刚才那段清醒的对话，只是一场幻觉。李建国和王秀对视一眼，都看出了对方眼里的疑惑。
“建国，娘这是……”王秀没往下说。
“不好说，”李建国皱着眉，“可能是记忆又乱了，上海的别墅，哪能呢。”
话虽这么说，他心里却放不下。老娘刚才的眼神太清醒了，说的地址、细节都很具体，不像是凭空编的。
而且，她还提到了樟木箱子。家里确实有个樟木箱子，是他奶奶传下来的，一直放在储藏室的角落里，平时用来装旧衣服。
李建国当天晚上就去了储藏室。樟木箱子上积了厚厚的一层灰，他搬出来，用抹布擦干净。
箱子是老式的，带铜锁，锁早就锈死了。他找了把螺丝刀，小心翼翼地撬开。
箱子里果然是旧衣服，大多是老娘年轻时穿的碎花布衫，还有几件他爹的旧中山装。
他按照老娘说的，摸了摸箱子的夹层。左边的夹层是空的，右边的夹层里，真的摸到了东西。硬硬的，像是个铁盒子。
他把铁盒子拿出来，盒子不大，掌心大小，上面也生了锈。打开盒子，里面没有钥匙，只有一沓用红绳捆着的旧照片，还有几张泛黄的纸。
李建国把东西拿到灯下，仔细看。照片上是一对年轻男女，男的英俊，女的漂亮，正是年轻时的爹娘。
他们站在一栋小洋楼前，笑得很灿烂。小洋楼确实是三层，带个小院子，院子里种着花。还有几张照片，是爹娘在上海街头拍的，背景里有老电车，有写着“静安寺路”的路牌。
李建国的心跳开始加速。老娘说的是真的？他又看那几张纸。
一张是房屋买卖合同，上面写着卖房人是“张志明”，买房人是“李大海”——李大海就是他爹的名字。
买房日期是1978年，地址正是老娘说的静安寺附近的一条老街。另一张是房产证的复印件，产权人写的是他娘“张兰”的名字。还有一张是信纸，上面是他爹的字迹，歪歪扭扭的：
“兰兰，我要回乡下了，家里老人病重，离不开人。这房子你先住着，等我把家里的事安排好，就来接你。钥匙你收好，等我回来，我们在这儿安安稳稳过日子。”
信纸的日期是1981年，也就是他爹去世的前一年。
李建国拿着这些东西，手都在抖。原来老娘没说谎，他们家真的在上海有栋房子。可既然有房子，当年爹娘为什么回了乡下？为什么后来再也没提过这栋房子？
他爹去世后，娘一个人拉扯他长大，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从没说过自己在上海有房产。如果早知道，他们的日子会不会不一样？
王秀也看傻了：“真有啊？那……那咱们现在怎么办？”李建国深吸一口气：“我得去上海看看。”
“去上海？”王秀有点犹豫，“店里离不开人，娘也得有人照顾。”
“我跟我表弟说一声，让他帮我看几天店，”李建国说，“娘这边，你多辛苦几天，我快去快回。”
他心里太多疑问了，必须去上海一趟，把事情弄明白。第二天，李建国就联系了表弟，又给老娘请了个临时护工。
收拾行李时，他把那些照片、合同和信纸都放进了包里。王秀给了他一沓钱：“路上小心，到了上海给我报个平安。”
“知道了。”李建国点点头。
坐了六个小时的高铁，李建国终于到了上海。出了高铁站，他看着眼前车水马龙的城市，有点晕头转向。
他从没来过上海，只在电视里见过。按照房产证上的地址，他打了个出租车。
司机是个上海本地人，听他报了地址，愣了一下：“哦哟，那个地方可是好地段啊，现在老值钱了。”
李建国没接话，心里五味杂陈。车子穿过繁华的街道，最后拐进一条老街。老街两旁都是老房子，有中式的四合院，也有西式的小洋楼。
出租车在一栋三层小洋楼前停下。“到了，就是这儿。”司机说。
李建国下了车，抬头看着眼前的房子。和照片上的一模一样，只是墙面斑驳了不少，院子里的花不见了，换成了晾晒的衣物。
房子的大门是朱红色的，上面的铜环已经失去了光泽。他站在门口，心里有点紧张，又有点忐忑。
这房子现在是谁在住？还能要回来吗？他犹豫了半天，还是走上前，敲了敲门。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探出头来：“你找谁啊？”
“阿姨您好，”李建国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温和，“我想问一下，这房子……是不是姓李？”
老太太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姓李？你是哪家的？”
“我爹叫李大海，我娘叫张兰，”李建国说，“这房子当年是我爹买给我娘的。”
老太太愣了一下，眼睛突然就红了：“你……你是大海和兰兰的儿子？”
“是啊，阿姨您认识我爹吗？”李建国有点意外。
“认识，怎么不认识，”老太太叹了口气，侧身让他进来，“进来坐吧，这事说来话长。”
李建国跟着老太太进了屋。屋里的陈设很简单，都是老式的家具，看得出有些年头了。
老太太给她倒了杯茶：“我叫陈桂兰，当年和你娘是邻居，也是好朋友。”
李建国捧着茶杯，听陈桂兰慢慢说起往事。1978年，李大海和张兰在上海打工。李大海是个木匠，手艺好，为人实在，在工地上很受器重。
张兰在一家纺织厂上班，两人省吃俭用，攒了点钱，又向亲戚借了些，买下了这栋小洋楼。
“那时候啊，你爹娘可恩爱了，”陈桂兰笑着说，“大海每天下班回来，都会给兰兰带个小点心，兰兰呢，会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等着大海回来。”
他们在这房子里住了三年，日子过得平静又幸福。可到了1981年，李大海的老家发来急电，说他娘病重，让他赶紧回去。
“大海是个孝子，接到电报就急坏了，”陈桂兰说，“他本来想带着兰兰一起回去，可兰兰那时候怀了孕，月份不小了，经不起折腾。”
李大海犹豫了很久，最后决定自己先回去，把老娘安顿好，再回来接张兰。
临走前，他把房产证办在了张兰名下，把钥匙交给她，还写了那封信。
“大海走了之后，兰兰每天都盼着他回来，”陈桂兰说，“可没想到，过了几个月，传来的却是大海去世的消息。”
李建国的心猛地一沉。他知道爹是病逝的，却不知道具体的经过。“怎么会……”
“听说大海回去之后，没日没夜地照顾老娘，累坏了身体，”陈桂兰叹了口气，“后来他自己也病倒了，是肺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没几个月就走了。”
张兰接到消息后，当场就晕了过去。那时候她已经快生了，身体本来就虚弱，经不住这样的打击。
“兰兰那时候可难了，怀着孩子，丈夫没了，无依无靠的，”陈桂兰说，“我们这些邻居想帮她，可她性子要强，不愿意麻烦别人。”
没过多久，张兰就生下了李建国。一个女人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在上海无亲无故，日子过得格外艰难。
“她那时候在纺织厂上班，要带着孩子，还要还债，”陈桂兰说，“那时候买房子借了不少钱，大海走了，债都落在了她身上。”
张兰咬着牙撑了一年，可实在撑不下去了。孩子要吃奶，要花钱，债务像一座大山压得她喘不过气。而且，上海的冬天太冷，孩子总生病。
“有一天，兰兰找到我，哭着说她想回老家，”陈桂兰说，“她说在上海待不下去了，看着这房子，就想起大海，心里难受。”
张兰想把房子卖了，用卖房子的钱还债，再带着孩子回老家生活。可那时候，房子不好卖，而且价格压得很低。
“我劝她再等等，可她实在等不及了，”陈桂兰说，“最后，她把房子托付给我，让我帮忙照看，等以后孩子长大了，再告诉他这件事。”
张兰还说，如果她以后回来了，就住在这房子里；如果回不来，这房子就留给孩子。
“她走的时候，哭得可伤心了，”陈桂兰说，“她抱着孩子，一步三回头，舍不得这房子，也舍不得在这里的回忆。”
张兰带着李建国回了老家，从此再也没回过上海。陈桂兰遵守着承诺，一直照看这栋房子。一开始，她还会给张兰写信，可写了几封都没收到回信，后来就断了联系。
“我以为你们在老家过得很好，没想到……”陈桂兰看着李建国，眼神里满是心疼。
李建国的眼泪早就流了下来。他终于明白，娘为什么从来没提过上海的房子，为什么一提到爹就会难过。
这栋房子里，藏着娘最幸福的回忆，也藏着她最深的伤痛。后来娘得了老年痴呆，那些被她刻意尘封的记忆，在某个瞬间突然被唤醒，才说出了那句“上海有栋大别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