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向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暴行，生命却永远定格在36岁

孤独，是一只蟋蟀隔湖而鸣的轻响

是夕阳下树林里叶片的沙沙声

孤独闻起来像一片紫罗兰的芬芳

听起来像风穿过高草的低语

1978年，10岁的张纯如写下了这些诗行。此时距离她因《南京大屠杀》而震撼世人还有19年。

1995年，27岁的她从美国加州出发辗转抵达江苏南京。在一轮深红色的夕阳下，她穿过城东郊区的荒草，来到一块不起眼的纪念石前。58年前，日本侵略者在此杀戮无辜。盛夏黄昏里，唯一打破寂静的，是持续不息的蟋蟀鸣叫。

这一幕，以及张纯如在南京改变其一生的三周旅程，都被她的母亲张盈盈写入了《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一书中。该书于2011年出版，在此七年前的2004年11月，张纯如结束了自己年仅36岁的生命。

2014年12月，75岁的张盈盈和丈夫张绍进来到南京，在杨夏鸣等研究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学者们的陪同下，追寻女儿的足迹。20年前，当张纯如凝视着纪念石与周遭的破败时，站在她身旁的正是杨夏鸣。

“在那里，这个几天前才认识的性格活泼的女孩子忽然陷入一种近于悲怆的沉思。” 杨夏鸣说。张纯如在南京采访大屠杀幸存者期间，杨夏鸣担任了这位年轻的华裔美籍女士的翻译。

“这些死者的悲剧是1937年12月13日拉开序幕的这场大惨案中的一部分。侵华日军在连续六周的时间内杀害约30万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强奸无数妇女。倾听那些从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人的故事，足以让任何人的灵魂震颤。”

其中一次采访，对象是生于1929年的幸存者夏淑琴老人进行的。这位老人今天仍然健在，而她的双臂上也依旧留有日军刺刀留下的深深伤痕。

“1995年的时候，老人66岁，我们陪着她去到她当年的老屋旧址。在那里，年仅八岁的她透过木窗格，目睹了家人被害的惨状。”杨夏鸣回忆道。

“如果你了解张纯如的家族史，你就会明白这些采访在她心里激起了怎样的惊涛骇浪。”

上图：1995年夏，张纯如（右二）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左二）。夏淑琴的手臂上至今仍留有1937年被日军刺刀砍下的深深伤痕。
下图：1995年张纯如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时，杨夏鸣（右）为她担任翻译。

家族记忆与战争阴影

1968年3月，张纯如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个中国移民家庭。

“她是个好奇心极强的孩子，”母亲张盈盈说，“八九岁的时候，她就不停地问我们：‘你们像我这么大时在做什么？’她的故事就是从这些问题开始的。”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南京百姓大规模逃亡，张盈盈的父母也在日军进城前一个月奔赴后方。

其后的八年，他们先后在贵阳、重庆生活。1940年张盈盈在重庆出生，而在同一座城市的郊区，住着她未来的丈夫张绍进 ——张纯如的父亲。

1937年出生的张绍进抵达重庆时只有六个月大。至今，他仍记得当年轰炸时的情景。

“我那时大约六岁。日军飞机几乎昼夜不停，我们偶尔从防空洞出来透气时，看到外面的人脸上溅着鲜血。父亲告诉我，重庆的苦难远不如南京惨烈。” 张绍进此前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说。他于今年1月25日辞世，享年88岁。

正如六岁的张绍进无法想象南京的惨状，尽管张纯如自小听着日本侵略暴行的故事长大，但在1994年12月，当她在美国加州库比蒂诺市举办的世界反法西斯历史保护联盟会议上看到南京大屠杀的巨幅照片时，她依然被震撼得无以言表。

“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做好心理准备——那些黑白照片里，是被砍下的头颅、被剖开的腹部、被强奸后被摆成色情姿势的赤裸女性，她们的脸上写满难以忘怀的痛苦与羞辱。” 她后来写道。

走进“黑暗的中心”

那时，她是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新闻专业的毕业生。此后的三年，她一头扎进这段世界反法西斯史上最黑暗的篇章，最终写出一本正如澳大利亚学者罗斯·特里尔所说的，“几乎令人无法阅读，却又不可不读”的书。

她的研究始于美国：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里，她读到了明妮·魏特琳的日记。这位1886年出生的美国传教士在淞沪会战爆发时担任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主任。她将校园变成难民营，拯救了数以万计的中国平民，其中绝大多数人是妇女和儿童。目睹了太多暴行的她患上严重创伤疾病，于1940年初回到美国治疗。1941年5月14日，她在公寓内打开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1937年12月19日的日记中，魏特琳写到：“如果日本妇女知道这些（她们的丈夫和兄弟们犯下的）恐怖行径，她们会羞愧难当。”

魏特琳去世54年后，张纯如读到了她的日记。六个月后，她来到南京，追寻这位拥有非凡勇气的女性的足迹，同时深入挖掘那些令她不断落泪的故事背后的真相。（值得一提的是，魏特琳和张纯如同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毕业生。)

她的受访人之一，是大屠杀开始时年仅19岁且已经怀孕七个月的李秀英。性格倔强的她与三个日本兵殊死搏斗，身中数十刀，倒在血泊中数小时。后来人们发现她胸口微弱起伏，才把她送往医院。昏迷中，李秀英在19日夜——也就是魏特琳写下那条日记的那一天——流产了。

“五十八年了，伤痕都被皱纹挡住了。” 李秀英在采访中指着自己的脸对张纯如说到。曾经，这张脸上刀痕纵横，让李秀英的每一次对镜自照都成为精神的折磨。

然而有些伤痛是皱纹永远无法遮盖的。在南京期间，张纯如不仅被战争的残酷震撼，更对正义的缺失深感痛心。

还有一次，她和杨夏鸣探访一位名为刘永兴的幸存老人。老人住在不足六平方米的“鞋盒”里，他们拜访的时候他正在用一个脸盆擦身，盆中的水十分浑浊。

“我看见张纯如移动摄影机的方式——从低矮的天花板、到熏黑的墙壁、再到堆满垃圾的走廊——你能感到她心中的沉重。” 杨夏鸣说。

三年写作

每周七十小时工作

据张纯如的丈夫布雷特·道格拉斯说，回到美国后，张纯如花费大量时间将所有在南京收集的资料仔细“提炼与过滤”。这个过程中，她每周工作七十个小时左右。

但仍然有很多的资料搜寻和研究工作要做。在发出一百多封信件之后，张纯如终于收到了一封回复，来自约翰·拉贝的外孙女乌苏拉·莱因哈特。出生于1881年的约翰·拉贝是一位德国商人，1937年12月拉贝与几位西方人士共同设立了南京安全区，挽救了数十万生命。正是通过张纯如，拉贝在战争期间所写的、为南京大屠杀提供了重要证据的日记才最终得以公开。

写作期间，她常常打电话给父母。“她告诉我她做噩梦、掉头发。” 张盈盈说，“我劝她停下来。但她拒绝了。她说：‘我要为那些不能再说话的人发声。’”

《南京大屠杀》于1997年12月出版。

“我们原以为能卖一两万册。” 张纯如的丈夫道格拉斯说，“结果仅美国就卖出近50万册。” 该书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连续停留10周，次年被译为中文。

上图：张纯如1997年的著作《南京大屠杀》（

The Rape of Nanking

下图：南京大屠杀发生时的惨状

荣耀背后是争议与孤独

名声随之而来，但攻击也接踵而至，张纯如不得不为书中内容的真实性辩护。

“她勇猛无畏，” 张盈盈回忆说。在1998年与日本驻美大使斋藤邦彦的电视辩论中，大使发表对南京的言论后，张纯如转向主持人说：“我没有听到‘道歉’这个词。”

道格拉斯认为，从个人层面来说，这本书对张纯如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张纯如转向其他写作项目后依然存在。

“在她生命的最后七年里，人们不断联系她，向她倾诉自己遭遇日本军队暴行的恐怖经历；也有不少人主动找到她，希望她继续写更多相关的书。”

2003年末，张纯如开始为一本可能的新书展开调查研究，主题是“巴丹死亡行军”——这是二战期间被日军俘虏的美军和菲律宾士兵，被迫在菲律宾巴丹半岛酷热难耐的丛林中进行的惨烈强制行军。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的惨状

疾病、坠落与永别

2004年8月，张纯如飞往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会见一位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老兵。抵达不久，她便在酒店房间里倒下，但之后入院治疗。医生的诊断是：“短暂反应性精神病”。

“我在1988年10月第一次见到的那个她，再也没有回来。”道格拉斯说。

在与病情抗争了数月之后，2004年11月9日，36岁的张纯如用一把左轮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哀悼的信息纷至沓来，但她的去世也给了批评者可乘之机——有人声称她写作《南京大屠杀》时陷入了某种妄想。

对此，作为夫妻相伴十三年的丈夫道格拉斯给予了坚决否认。“她在1997年初就完成了《南京大屠杀》，而直到2004年才首次出现精神疾病的迹象。”他说。他同时也不认为张纯如的死与她在写作此书时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有直接关联。

“那些照片和资料非但没有让她崩溃，反而激励了她，驱使她竭尽全力把这些故事讲出来。”道格拉斯说到。

作为一名微生物学教授，张盈盈强烈怀疑，张纯如去世前所服用的抗抑郁药物加重了她原本就存在的自杀倾向。

2005年9月，也就是张纯如去世后的第一年，张盈盈与张绍进夫妇受邀前往南京，参加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为张纯如所立铜像的揭幕仪式。

2014年12月13日，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中）和张绍进（左）出席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我是在1949年随父母离开中国的，那时我九岁。从那以后我从未回过南京，直到2005年。”张盈盈说道。“我们把历史讲给她听，而她则用她的书，把我们带回原点。”

2006年，张盈盈与丈夫在美国设立了张纯如纪念基金会，致力于维护抗日战争历史记忆，并推动南京大屠杀史实的国际传播。“我们资助美国的中学教师到中国学习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张盈盈说，“这是二战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章节，却在美国的历史教科书里几乎完全缺席，也因此缺席于美国公众的认知之中。”

作为《南京大屠杀》一书的作者，张纯如于1999年受邀前往白宫会见希拉里·克林顿。

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城市圣何塞的张纯如纪念公园于2019年建成。张纯如曾居住在这座公园附近。

无法忘记，也不能忘记

在书的末尾，张纯如写道：“二战期间日本的行为，与其说是危险之人的产物，不如说是危险政府、脆弱文化与危险时代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能够向那些本能上抗拒的人兜售各种危险的辩解。”

每一次张纯如的父母来到南京，杨夏鸣都全程陪同。

“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并不鼓励谈论南京大屠杀，部分原因是因为那种羞痛。” 现年67岁的杨夏鸣说，“而如今，是另一种羞愧——一种由张纯如在我心中播下的羞愧——推动着我继续进行大屠杀研究。”

2024年11月9日，江苏省南京市，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人们在张纯如女士塑像前参观瞻仰。 刘建华/FOR CHINA DAILY

2007年，杨夏鸣将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英文原著重新翻译成中文。他说，他至今无法忘记当年张纯如站在南京郊外纪念碑前的情景——落日的余晖为石碑镀上金边，也照亮了她年轻的面庞。

2024年12月12日，江苏淮安，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商学院大学生在张纯如纪念馆献花。 赵启瑞/FOR CHINA DAILY

对于那些见证过她青春才华的人，这一幕或许会让人想起张纯如在高中担任校文学杂志主编时写下的一首诗——《日出》：

玫瑰色的光芒升起

越过大地的边缘

驱散所有黑暗

迎来新一天的诞生……

来源/中国日报双语新闻

编辑/赵蕊

审签/王慧莹

监制/乔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