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次第居荆州”：刘裕为什么要让儿子轮流镇守荆州

《资治通鉴》记载：“初，高祖遗诏，令诸子次第居荆州。临川王义庆在荆州八年，欲为之选代，其次应在南谯王义宣。”但随即又说“帝以义宣人才凡鄙，置不用”，改以衡阳王义季代之。

这段话表面是在讲一次人事更替，深层却牵出刘宋开国之初最关键的“强藩控制术”——为什么偏偏是荆州，为什么偏偏要“诸子次第居之”，而不是交给外姓重臣或单设一位宗王长期坐镇。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把它放回东晋以来“上流方镇—建康中枢”的结构矛盾里，去理解刘裕对地理、军力、财政与政治记忆的综合判断。

先说“荆州到底意味着什么”。在刘宋人的政治语言里，荆州不是普通地方州郡，而是“上流之重镇”。《宋书》在临川王刘义庆传中直白地概括：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因此“高祖使诸子居之”。

这几句话几乎把理由写在纸上：它控制长江中游与江陵枢纽，兵源、粮赋、甲仗都厚，且上接关陇、下控建康；一旦在这里形成“拥兵自重”的权力中心，顺江东下对建康构成的压力，远远高于其他州镇。换句话说，荆州在南朝的意义，等同于“国家半壁的军事财政总仓”，是帝国最不能“假人”的位置。

再看刘裕为什么尤其敏感。东晋百年政治反复证明：上游强镇若落在野心家或失控的重臣手里，极容易演化为“挟上流以制中枢”的政变通道。所谓“荆扬之争”，本质就是“上游军事集团”与“建康中央”之间长期的结构性紧张：荆州兵多、地大、距离京师适中，既能对外抗北，又能对内问鼎。维基百科 刘裕本人就是在东晋末年的军政旋涡中崛起的，他比任何文臣都清楚：一旦让外姓将领或门阀重臣在上游坐大，皇权就会被迫与之“共治”，甚至随时面临被取代的风险。对一个“以武功开国、以废晋建宋”的新皇帝而言，最怕的不是遥远边州失控，而是长江要害出现第二个能够“顺流直取建康”的政治军事中心。

于是，刘裕采取的不是单一措施，而是一组“组合拳”。

其一是宗室出镇：把最关键的强藩交给刘氏宗王。你会发现，这不是只针对荆州，京口等要地同样强调“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的原则（史籍里作为“遗诏”反复被引用）。

其二是分割强藩、削其一体性：例如永初三年（422）在荆州南部析置湘州，被后世视作削弱荆州的重要一步。

这两条合在一起，就构成刘宋早期方镇格局的核心逻辑：关键地区不许外姓长期掌控，同时又不让宗室在地方形成难以撼动的“第二中央”。

这就引出“诸子次第居之”的关键：为什么不是“择一贤王久任”，而是“挨个轮流”。这里至少有三层深意。

第一层，是以“轮换”防止地方坐大与利益固化。荆州的危险在于“地广兵强、资实兵甲”，这些资源会自然地和人绑定：一个人坐得越久，越容易把军府属吏、地方豪强、漕运财赋乃至婚姻网络编织成私人势力。

轮换可以打断这种累积，让荆州成为“皇室共有的战略岗位”，而不是某一宗王的私人地盘。从制度设计上看，这是一种“让你用，但不让你占”的思路：宗室可以镇守，但难以生根。正因为如此，《南史》谈到宋武帝对荆州的安排，也强调“遗诏诸子次第居之”，并把它解释为基于“上流形胜、地广兵强”的必然选择。古诗文网

第二层，是在“宗室强藩”与“皇权安全”之间求平衡。刘裕开国后最棘手的难题之一，是如何同时处理两种风险：一是外姓重臣坐大篡权（东晋末年旧剧）；

二是宗室过强反噬皇权（中国历史上的常见宿命）。把强藩交给儿子能解决第一种风险，但会放大第二种风险；因此必须叠加“次第居之”的规则，用轮换和制衡降低宗王地方化的可能。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皇族内部的权力分散”：让诸王都分享到“藩镇”的地位与荣宠，从而减少他们在京师围绕资源与位序进行零和争夺；同时又通过轮调，让任何一个人都难以长期握住最危险的兵权与财权。

第三层，是“以荆州为宗室政治训练场”。荆州刺史不是虚衔，而是需要处理军政财赋、边防调度、地方士族关系的综合岗位。刘宋初年，皇室出身多带军事背景，但治理经验并不自动成熟。让儿子们依次镇荆，一方面是“让他们见识地方治理的复杂”，另一方面也便于皇帝通过地方任用来观察其能力与性情：能否节制部曲、能否与士族合作、能否守法度而不纵恣。

这一点在刘义庆的史传中也能看到：他因“宗室令美”而被授荆州，且史书特别称其性谦虚、不受馈遗，显然把“在强藩能否自守”当作评价重点。维基文库 换言之，荆州既是战略要冲，也是“检验宗王德行与行政能力”的高压岗位。

不过，《资治通鉴》紧接着写“帝以义宣人才凡鄙，置不用”，非常值得注意：它说明“诸子次第居荆州”虽是刘裕的总体国策，但并非机械执行到完全不顾能力。

从通鉴叙事看，宋文帝在面对“按次第应当轮到刘义宣”时犹豫甚至否决，转而用衡阳王义季。这里反映的是另一重现实：强藩岗位不仅要“可信”，还要“可用”。如果宗王能力不足、性情轻率，坐镇上流反而会放大风险——既可能守边失措，也可能被属吏与地方豪强牵着走，甚至在政治风向变化时成为兵权投机的旗帜。于是，“次第”是一条大原则，但皇权会在原则与能力之间做折中。

从更长时段看，刘裕这套设计也确实呈现出“短期有效、长期埋雷”的双重性。短期而言，它帮助刘宋在开国初年稳住方镇格局：强藩由宗室掌控，外姓军阀不易复现东晋末年那种挟兵逼宫的路径；同时通过分割与轮换，皇权仍保留对上游的最终裁量权。

但长期而言，宗王出镇带来的“地方军政资源—宗室名分”结合，也会在特定政治条件下转化为反叛资本。历史上刘义宣最终依托荆州力量举兵反抗孝武帝并被诛，正是这种结构风险的后果之一：荆州的兵力与地位，一旦与宗室的合法性叠加，就可能成为挑战中央的旗帜。维基百科+1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刘宋后续不断通过析置新州、调整都督区等方式继续“拆解荆州”，试图把“上流之重”从单一节点分散到更可控的网络中。

因此，回到问题本身：刘裕让儿子“挨个担任荆州刺史”，不是出于简单的父子偏爱或“给儿子历练”这么单薄的理由，而是一个开国皇帝面对东晋以来结构性矛盾时的制度性回应。荆州太重要，重要到“居朝廷之半”；太危险，危险到足以顺江威胁中枢；所以不能给外姓，更不能给任何一个人坐久。最稳妥的办法，就是让宗室来守、让诸子轮换、再辅以分割制衡：既把上游牢牢纳入“皇室信用体系”，又尽量阻断地方势力的长期凝聚。

这套安排体现的，正是南朝政治的核心难题：如何在对外军事压力与对内权力安全之间，搭建一套既能作战又能防乱的方镇秩序。刘裕的“次第居荆州”，正是这道难题的开国答案。